汉承秦制，虽说很多苛政都被废除，可是中央控制地方和人民的手法大同小异。什伍连坐制监视民众防不了陈胜吴广之流、新莽篡权和黄巾暴乱。恰恰是政权里的地方官吏和豪族推翻了皇权。
黎明钊的《辐辏与秩序——汉帝国地方社会研究》里详细叙述之前学者对汉代豪族的研究成果和他利用地下出土文物做了一些豪族地域统计和地方宗族聚居的研究。比较新奇是作者也为我们叙述汉代亭长、盗贼与地方大姓的关系。也是这些皇权依靠管制地方治安的执法者如何和威霸一方的大姓一起作奸犯科，危乱地方治理。
政权的溃烂体现在吏治失败，加上掌握地方政权和经济豪族保护自身利益，大厦倾倒，猢狲散。可能，就仅有一位刘皇叔。
Jan 08,
2023 – RC
黎明钊：《辐辏与秩序——汉帝国地方社会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在〈朝贡贸易——不是那么简单叙述〉里反驳了关于“朝贡贸易”是中国两千多年积淀，要和古代中国“正常贸易”，就得朝贡的谬论。最近读了廖敏淑的《清代中国对外关系新论》更是进一步证实了两年前的看法。
作者写道，
“朝贡体系”论把焦点放在渊源自中国政治礼仪的“朝贡”，将主要在明朝时才臻于完备的朝贡政治礼仪投射到清朝，著眼于明、清两代在朝贡礼仪上的相似性，并从政治礼仪进一步推衍到贸易，再推衍到对外关系乃至整个中国的传统世界观，认为明、清两代的中国政府把朝贡制度与通商贸易结合，于是得以巧妙地利用外国渴望通商的心理，顺利把诸外国视为“朝贡国”，藉以羁縻外国，完成中国的“国际秩序”。其理论架构认为：外国唯有藉著朝贡，或依附于朝贡形式，才能与中国通商；因此通商依属于朝贡，商业受制于政治意识型态。1
以上论点就是大多人认为要和中国商贸往来，就得要有“朝贡”卑微心理准备，以奉“上国”自尊心。其实这些都是以偏概全，管中窥豹的自以为是。
作者对明和清代对外关系有如此仔细分析
清代开海以后采取“贡市分离”的通商政策，前来中国通商的国家，不必是“朝贡国”，甚至与清朝毫无国交关系的国家，也能和中国通商，清朝把这些国家称为互市诸国，因此清代的通商政策迥然不同于明代的“贡市合一”政策。2
占了明代大半时期的“海禁+贡舶贸易”政策，那不过是中国固有涉外通商秩序中的一个特殊反动事例，既不符合中国固有的涉外通商秩序，也不是整个明代自始至终都贯彻执行的政策，光是明代在海路涉外贸易上就历经了三次大的变化，更遑论宋、元时期乃至清代的通商制度所存在的各种沿革……3
作者举例了清代与朝鲜、琉球、安南、日本、东南亚诸国和俄罗斯与英国贸易往来证明了清代通商制度是互市制度而非朝贡贸易。不必对所谓“天朝”有什么“朝贡”来以得到“正常化贸易”。放诸唐、宋、元，甚至明代后期，都不是什么要以“朝贡”来和当时中国进行正常贸易。
这本书也让我们知道清代对外贸易是多么开放，不是现今有人说什么“闭关锁国”。就算是明代的海禁也不能阻止后来的对外商业发展4。
另外，作者提出了几个关于〈南京条约〉和其他相关“耻辱条约”的看法，还是第一次知道如此解释。第一，作者认为行商也乐于废除“公行”。以前认为因为“公行”的废除导致中国商人失去与英国商人贸易的渠道，没想到原来“公行”不是什么垄断集团，还得背负官方“捐献”和勒索，所以废除“公行”也帮助了中国商人免去“国家任务的使命”。第二，作者认为五口通商不是什么清朝低头让步，导致中国更加开放。其实清朝原来就开有四个海关，从康熙开海以后就没有关闭过，对清朝而言，实际上就是多开了福州一口。对只能在广州贸易的英、美、法等国来说，从一港到五口或许是“飞跃性”的开放吧。以前认为，多开了四个通商口岸，就是清朝战败的结果，导致清朝不能不面对更多对外挑战。第三，以前认为领事裁判权给了外国是丧权辱国的。可是作者认为这符合清朝固有对外关系之秩序。当时清朝没有想到中国人会到英、美、法三国。加上类似属人主义式的法律概念一直是清朝中国的坚持，而租界当时也有存在于划给哈萨克等外国商人居留在新疆的贸易亭，所以清朝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平等5。这些论述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清朝只是那么一个战败，竟可以“让步”如此之多。
这本书阐释很多“朝贡贸易”论点的缺陷，也提供了清代对外关系不同看法。希望大学教授不要再出来发表错误论述了。
Dec 12,
2022 - RC
1 廖敏淑：《清代中国对外关系新论》。政大出版社，2013年12月初版1刷，2017年5月再版1刷，第5 页。
2 如上，第8页。
3 如上，第140页。
4 作者写“明太祖以来制定的关于对外贸易的“祖法”，在隆庆年间几近寿终正寝。隆庆以后，虽然因为顾虑“祖法”，对海、陆互市仍加以限制，但随著明朝当局统治力量的衰退，无力掌控民间商人的发展势力，使得明季对外贸易又逐步往宋、元时代互市制度的方向摆荡，说明违逆中国固有涉外通商原则、禁锢中国民间固有涉外通商需求的政策，终将失败。”第60页。
5 如上，第108 – 112页。
因为何炳棣的《明清社会史论》认识到现代学者如何利用档案来研究古代社会阶层上下流动的变化，进而对这一类研究感兴趣。最近读了张天虹的《中晚唐五代的河朔藩镇与社会流动》和孙俊的《唐代特权阶层仕宦与社会流动研究》。因为河朔历史位处“边陲”，所以除了正史，作者也运用大量的出土碑志来描述当时社会状况。而在孙书里，很大差别的是，作者只用了大量文献记载来叙述社会上下流动历史。如果作者能以地下出土文字佐证，那整本书的论调可能会更好一些。
孙书里提到李栖筠赞同杨绾用汉代的举孝廉来代替科举1。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李栖筠本是豪族，不得已才举进士科，所以不屑这些以进士科向上流动的新兴阶层，浮华和无法保有应有的道德和优秀文化传统？2
Aug 03,
2022 - RC
1 孙俊：《唐代特权阶层仕宦与社会流动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第1版。第213 – 214页。
2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7月北京第1版，2009年9月北京第2版，2015年7月北京第3版，2018年1月北京第8次印刷，第1 – 8页。〈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
以前知道卢建荣大力抨击余英时的历史学术水平和品格，可是没有看过卢建荣的书，不知道他的历史学养到底有几何？最近买了本《没有历史的人——中晚唐的河北人抗争史》就是想了解到底卢建荣的学术高见到了哪里。
在书的前头，台湾繁体增订版序文里〈典范的转移〉，卢建荣写1
台湾史家卢建荣于2000年先发表一文，长达4万5千字，挑战陈寅恪假说，继而再加以扩大，于2007年6月出版《飞燕惊龙记：大唐文化工程师与河北没有历史的人》（台北：时英出版社）一书，提出一个迥异于陈大师的唐河关系诠释。……
卢建荣认为他凭借现有出土的墓志和碑刻和现代西方新的理念，能替换掉陈寅恪陈旧的文化观，开创出一个“典范转移”。
不错，这本书是为读者发掘很多河北藩镇没有历史的人的故事。还列举了几位文人愿意远赴河北“讨生活”的故事。可是陈寅恪也没有否认这些在他年代可以看到的史料，难道陈寅恪提出河北胡化说就是说陈寅恪认为胡人统治下不需要文人吏治吗？文化水准相对低落是事实，胡人军阀割据河北也是事实。到了现在，终究还是跳不出陈寅恪立下的典范。这和之前写过的〈陈寅恪叙述唐代牛李党争〉一样，后来学者把陈寅恪学说简单化，没有读懂要点，当然更糟糕的是，读错。
卢建荣认为陈寅恪对于河北士族李栖筠把家从赵州迁徙到卫州靠黄河边是攸关猎取官位的策略2。陈寅恪〈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写是因为善于骑射胡族迁徙河北，利害相冲突导致李栖筠不得已舍弃累世之产业徙居异地。陈寅恪认为士族地方豪强，不必仕宦保持其社会地位，不到万分不得已，绝不会放弃祖居地方迁移他方。3
卢建荣还认为韩愈歧视河北，认为河北是“戎狄”。韩愈的文化工程，更是催发战争其中原因4。可是其中两篇文章，〈送石处士序〉和〈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里只是埋怨为何中央留不住人才5。而伯乐千里马之喻，只是遗憾为何洛阳没有伯乐，只能让河阳节度使招募麾下。看不出这比喻是什么易燃物好滋生事端6。就算〈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也只是一厢情愿希望“异化”的河北能投向中央，可能韩愈心中想更多的是要留住没被中央赏识的董邵南，谈不上什么文化改造工程7，作者想太多了吧。
典范转移，想太多了吧。
July 03,
2022 - RC
1 卢建荣：《没有历史的人——中晚唐的河北人抗争史》。暖暖书屋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5月初版1刷，第30 – 31页。
2 如上，第267页。
3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7月北京第1版，2009年9月北京第2版，2015年7月北京第3版，2018年1月北京第8次印刷，第1 – 8页。
4 卢书，第307 – 316页.
5 陈振鹏，章培恒主编：《古文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1997年7月第1版，2003年6月第9次印刷，第927 - 928页，第930 - 931页。
6 卢书，第347页。
7 陈，章主编，第924页。卢书，第315 – 316页。
最近读了几本关于河朔故事的书，其中一本相当有趣。张天虹的《中晚唐五代的河朔藩镇与社会流动》。由于年代悠久加上“边陲”，资料匮乏可想而知。可是作者尽最大努力应用出土碑志，尝试归纳出像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社会阶层上下流动统计数字。资料对比间接也证明了河朔武人当道，文人只能随着上层变动，或流血，或更姓。中央地方文人远去河朔谋差事还是少数，武人仍然是主流。
另外一本，王炳文的《从胡地到戎墟——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研究》，为我们叙述安史之乱前后对帝国的影响。其中有对安禄山叛乱前实际权力分布，其实没有我们后人想象一样，完全掌握了三个节度使的文武调度。还有作者对唐军两条平叛路线的选择，有着不同解释。以前觉得唐肃宗急于收复两京是短视1，也为后来藩镇割据埋下伏笔。可是作者认为在政治考量和军事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唐肃宗的选择是在当时条件下最好的决定。
另外，在张国刚为这本书写的序，对“新清史”非常不屑，殊不知应用其他文化思想或是边疆语言比较“传统汉文化”历史观，对历史研究另辟蹊径，从多角度看一事，不也很好吗？不完全是“皮相之论”吧。大不必对“新清史”怀有恶意和觉得外国邪恶势力企图分裂伟大祖国吧。
被誓死保卫国家统一粉红攻击的米华健在2016年为《嘉峪关外——1759 – 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中文版序里写道，
历史讲述的不仅是过去，也是今天。对清帝国的地理、族群和心理的疆界进行新的思索，将其视为一种灵活的文明、多样的群体和一个现代的国家，对于加深我们对中国的理解大有裨益。新疆、西藏、蒙古、台湾和香港都在通过不同的形式将其与现代的中国民族国家之间的特殊的、有时候又显尴尬的地位归因于清帝国的遗产，这些都是偶然的吗？对清朝历史的坦诚、无偏见的、周到的和创造性的考察，如何可以让中国与那些地方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和谐呢？2
光荣、伟大、正确，都属于你们。万岁！
July 07,
2022 - RC
2 米华健著 贾建飞译：《嘉峪关外——1759 – 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xvi – xvii。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 – 1864.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