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东晋门阀政治》

对东晋门阀制度第一印象是小时候读〈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男女主角因门不当户不对而悲剧收场，也由此对历史上这段时间的门阀阶级防备森严制度感到兴趣。再后来读《世说新语》才知道东晋门阀制度的完备和当时士人对门阀保护如何重视。

最近读毕田余庆的名著《东晋门阀政治》。他能把那一段皇室、宗族、家族和人际关系错综复杂的历史有条不紊地一一叙述。还有作者强调真正的门阀政治只是存在于东晋，而不是笼统概括在整个魏晋南北朝。在慎密考证下，只有在东晋，门阀士人与司马氏共享政权和享有特殊社会地位。士族在曹魏和西晋只能依附在皇室、宗室或权臣。而士族在南朝的政治地位却是非常低下，完全不能与东晋相比。在以前就是认为门阀制度延续至南朝，可是历史并不如此。

还有在以前对王敦作乱威逼晋帝而王导竟可全身而退，不知所以然。在《东晋门阀政治》里就叙述了当时门阀政治的强势，皇帝在“寄人国土”下也不得不仰人鼻息¹。再后来更加强势的桓温也不能取晋而代之，这些都是因为门阀政治还有约束力量。²

之前都认为门阀士族都是依靠门荫而能享富贵，除了清谈就是因爱惜羽毛而不愿屈尊繁琐吏治。最近翻阅了大量关于门阀士族的历史，除了刻板的士族不在中低官吏叙述谬误，士族也不是如很多人说得一无是处。钱穆就说，

                然平情而论，南方门第对于当时传统文化之保存与绵延，亦有其贡献。一个大门第，决非全赖外在之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泰持盈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睦，子弟循谨，维持此门户于不衰。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诗文艺术，皆有卓越之造诣；经史著述，亦灿然可观；品高德洁，堪称中国史上第一、第二流人物者，亦复多有。而大江以南新境之开辟，文物之蔚起，士族南渡之功，尤不可没。

     要之，门第之在当时，无论南北，不啻如乱流中岛屿散列，黑夜中灯炬闪耀。北方之同化胡族，南方之宏扩斯文，斯皆当时门第之功。固不当仅以变相之封建势力，虚无之庄老清谈，作为偏狭之抨击。³

此评论可作为东晋门阀士族在时局大混乱之际，为民族文化作出的贡献。

Jan 25, 2025 - RC

1 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6月北京第1版，2018年1月北京第8次印刷，第55 – 77页。陈寅恪讲述王导对于能笼络江东士族，团结内部抵抗外侮，民族和文化才可以得以延续，称之为民族功臣。

唐长儒：〈王敦之乱与所谓刻碎之政〉，《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2011年4月第1版，201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第152 – 168页。唐长儒讲述王敦之乱得不到门阀士族的配合，导致最终失败。

2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2005年6月第4版，2006年1月第2次印刷，第160 – 161页。

3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出版，1996年6月修订第3版，2005年6月北京第7次印刷，第309 – 310页。

读《分崩离析的阵营——抗战中的国民政府 1937 - 1945》

之前读齐锡生的《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 – 1945）》^*和《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 1937—1941》^**就对作者能在大量中外官方、私人资料和日记中分析出与主流历史学者不同的论点而大为钦佩。所以读完作者最新出版的《分崩离析的阵营——抗战中的国民政府 1937 - 1945》也一样心得；这本书颠覆了很多以前想当然尔或自以为是的观点。很多表面看起来本该如此，可是随着大量资料和蒋介石日记的公开，让我们能对抗战中的国民政府有更多了解，其中也解释了为什么抗战后的国民政府会失去大陆。

之前知道蒋介石在淞沪会战因坚持等待九国公约会议结果而耽误的撤退时机¹。可是齐锡生分析认为虽然蒋介石看到了英法态度转劣，九国公约干涉美梦破裂，而战场情势恶化，国军还有撤退机会，可是蒋介石还是依然决定坚持。所以国军最后撤退溃败不期然是因等待九国公约的原因。²

另外，在以往的著作都对桂系在抗战中的表现多有褒扬，其中最大者莫过于台儿庄战役。可是在齐锡生笔下，桂系是高调抗日，作战实力却是低下。不啻在自己地盘没有决心与日军对抗，而且在湖北辖区的残暴和鱼肉百姓之表现，更是让人瞠目结舌³。所谓李宗仁在台儿庄的胜利也是在中央军的坚决对日作战而有的结果。这可在李宗仁之后无所表现可见一斑。

现在很多书籍都会分析说蒋介石在抗战伊始主动把主战线从华北转移到淞沪地区是个大战略构想。而齐锡生认为其中一原因可能是“华北部队作战无能无勇的丑态”，导致蒋介石必须开辟另一战场把国军作战实力展现出来以“战而不屈”对抗日军的“不战而屈”阴谋。而这也可能让蒋介石超乎寻常地坚持淞沪战区“死守”接受牺牲。⁴

以前知道蒋介石在抗日期间对国民党的堕落大力鞭挞，可是就是不明所以，为什么蒋介石不能以他那“无比权力”来改造国民党呢？却是眼睁睁看着自己所属政党腐败。首先齐锡生破解了大多数人一贯认为蒋介石牢牢把持党政军的错误观念。从日记里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很多事情不是充满无奈就是无能为力，完全不是“独裁者”应有的态度心情。这是因为，

                不可把蒋介石与当时的党政军轻易画上等号。南京政府既不等同全中国政府，蒋介石也不等同南京政府。充其量，蒋介石能够高度掌握的只是军事领域的建军观念，而其实施阶段所需的财源却又必须仰仗政府其他领袖的高抬贵手，其困难程度在本章前文已有交代。换言之，蒋介石对于党政两方面的影响力都有高度局限性。⁵

     一般学术论述和坊间评论，经常习惯性地把蒋介石和国民党画上等号，认为党必然受他的操控，派系是他手中玩弄权术的砝码。但是依照本章列举的史料，则蒋介石既无法以主义和道德感召党员，又无法以暴力使他们畏惧屈服。……历史材料所显示的是，蒋介石既称不上是“独裁者”，更和“法西斯领袖”或是“枭雄”等强豪形象对不上号。把他“抬举”或“夸大”到那个地步，并不能帮助我们对当时中国政局的了解。⁶

所以这本书给了最大的心得收获就是明白了为什么在很多时候蒋介石对很多事情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战区人事、政府效率、党务萎靡都没在蒋介石完全掌握之中。了解了这一点就能明白蒋介石在战前，战时和战后的策略应用的所以然。

接着，齐锡生认为蒋介石以为只要掌控军事或是“主义”就能号召和统治所辖人民。或许在南京相对富裕和小地区可以，可是战时退避到大后方，中央军事力量被削弱、地方割据坐大、经济与军事崩溃和日军压力下，那国民党以往一贯的操作手法也就无法将一个脆弱的政府机器维持下去。所以作者写说：

                假如国民党能够拥有一群才能高强而又富有献身精神的干部和党员，那扭转成为以意识形态和组织能力为主导的局面，可以通过动员和宣传去直接和人民群众建立有机性关系，从而架空传统军权的拥有者，最终使军权在国内政治过程中成为无足轻重的因素。然而历史最终表明，国民党没能完成这个任务。⁷

国民党没能像共产党一样，很多干部能在牺牲自我精神号召下到“敌人”地区开展党务。国民党只能在军事胜利下才能到“势力范围”建立党务。没有严密的党组织或是可以说，没有“整风”和肃清全党异见人士，全党只能拱着一颗“红太阳”，一尊领袖的思想就是党的思想。

齐锡生对此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见解，不嫌冗赘，

                重庆政府忽视党务是因为高阶层领导们不知道如何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动员型态政党，他们自己的出身背景完全缺乏跟基层社会打成一片的能耐。究其原由并不是国民党缺乏主义和意识形态，因为它原本就有三民主义和爱国精神的理论。但是它真正缺乏则是组织方法、技巧、手段、和能力。国民党本质仍然是一个过渡性政党，既不具有苏联共产党和德国纳粹党那么组织严密和纪律严明，又不如英美政党那般民主开放。它披着西方现代政党的外衣和形式，看似煞有介事，但是骨子里具有高度传统性，是一个改良型的士大夫党。半中半洋，亦古亦新。它所到之处，尽量避免挑战现存的权力架构，不会派遣党的尖兵去打破原有的势力，不能设立新的政治社会机构和巩固自己的阵地。而是宁可招纳现有势力分子接受国民党旗号。只要地方实力派在表面上归顺中央政府，国民党从不赶尽杀绝。因此即便是地方恶势力也被容忍或妥协。最好的例子是在抗战时期重庆政府避免挑战四川哥老会，也不愿意触犯地方宗教团体。党只求相安无事，以温和手腕求进步，而不是以翻天覆地方式去改造社会。在这个意义下，国民党是一棵经不起风霜的温室花朵，可以安于南京时代都市循序渐进发展的环境，却无法在大后方去面对日军和地方实力派两者恶风邪雨式的打击。党只有躯壳而无肌腱，更缺少一股泼辣的斗志。⁸

这等“泼辣”的斗志只能在中共篡权后显现，以大屠杀和劳改监禁来镇压“反革命”的地方宗教团体和地方势力。多有势力的四川哥老会在中共屠刀下只能被肉体消灭⁹。共产党的势力伸至乡级，一切的地方势力、乡绅宗族和宗教团体不是被铲除就是被共产，没有讨论余地。

话说回来，蒋介石对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在抗战中，尤其是后期至溃烂都明了。所以在美国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传入重庆时，全中国都陷入疯狂，胜利就在咫尺。可是就在当天，蒋介石的日记却是郁闷和哀伤，

                八月七日星期二 气候晴 雪耻。（民国）二十二年三、四月之间日记，犹注重于坚（整）理基本组织、选定基本干部为急（务），及基本部队、基本地区、基本组织与核心干部为革命基石，而今时逾十二（年），犹依然顾（故）我，空虚如故，安得其不败亡耶。¹⁰

那时候蒋介石还在以美国装备整军之际，如果日军真的突然投降，那么国军要如何以最快速度接受日占区而不被中共“摘桃子”？而国民党基本组织如此“空虚”，要如何与那严密组织的共产党竞争？难怪蒋介石竟然在胜利前夕有此哀叹。

齐锡生这本书让我们明白在那艰苦卓绝抗战年代里，蒋介石如何以19世纪军事技术的军队对抗第一流先进技术的日本，还要与各个地方势力周旋，才能把那分崩离析的阵营拖到对日胜利那一天。如没有坚毅抗日决心，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早早就该为了人民生命和平投降了。

Dec 22, 2024 - RC

*〈史迪威的故事〉和〈史迪威与远征军〉

**〈胡适为美国大使〉和〈蒋介石在抗战初期的坚持〉

1 读《蒋中正与中日开战（1935 – 1938）：国民政府之外交准备与策略运用》

2 齐锡生：《分崩离析的阵营——抗战中的国民政府 1937 - 1945》。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5月初版，2023年6月初版2刷，第149 – 153页。

3 如上，第444页，第654 – 670页。

4 如上，第139页。

5 如上，第102页。

6 如上，第797页。

7 如上，第730页。

8 如上，第796页。

9 胡平：〈背信弃义 + 残暴的史上之最——对中共镇反运动的盖棺定论〉。宋永毅主编：《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中共建政初期的政治运动70周年的历史回顾》。田园书屋出版，2019年12月。下册，476 - 497页。

夏明：〈中共摧毁会道门和极权主义的建立〉。宋永毅主编：《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中共建政初期的政治运动70周年的历史回顾》。田园书屋出版，2019年12月。下册，498 – 532页。

10 齐书，第797页。

民国学人

很多年前对民国学人事迹很感兴趣，翻阅了很多关于他们的故事。当然，尤其是岳南的《南渡北归》，才对当时学人之间关系有比较多的了解。最近看了本小书，《学术大师的漏网镜头》，作者潘光哲写了一些之前没看过的有趣故事。

除此，原来全汉升在仅27岁，战乱之际就写出〈宋末的通货膨胀及其对于物价的影响〉，还备受前辈学者金毓黻夸赞。翻出全汉升的著作，读毕这篇文章，只能说全汉升用功之尽和傅斯年与史语所同仁竟能在战火颠沛流离下，还保有大量书籍供全汉升利用，这可谓为中国留下读书种子。

也是读了这本小书才知道吴晗在中共大力“批胡”运动中，竟然沉默不语。在以前还理所当然地以为吴晗肯定是“批胡”大将，要不然如何能和“战犯”划清界线？为了确定是否如此，翻阅了手上的书，果然都没有关于吴晗批判胡适的故事。想起以前在新纪元图书馆看过架上有大陆出版的“批胡”套书，而是不是全册，就忘记了。

Nov 23, 2024 – RC

潘光哲：《学术大师的漏网镜头》。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1月初版1刷。

读《重探抗战史（三）》

读了《重探抗战史（三）：抗战与中国之命运》后，对蒋介石在抗战中领导军民之艰苦卓绝更为了解，可谓一人敌一国。若不是蒋介石领导国民政府在苦撑待变，换做他人想必早早就和日本妥协，那么二战历史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这本书里仔细探讨了汪精卫叛变国民政府后的心理变化，以为牺牲自我可以为中国带来和平，想不到的是日本却把他当作是傀儡，最后落了个汉奸之臭名。另外，这本书也有特别一章讲述伪政权下的政治运作，可以为以前写的〈钱穆回到抗战时的苏州〉作补充。

小时候知道抗战胜利后的“以德报怨”。蒋介石这策略让日本能够重生。可是不知道原来蒋介石最担心的是对日军突然投降而国军远在西南，中共就要顺手摘“胜利果实”（又是学俄共）。原来战败投降后，是日军在维持秩序和拒绝向中共投降而能让国民政府接收大部分城市和主要交通枢纽。这也是在以前对蒋介石能这么快宽恕日军和岡村宁次感到不解。蒋介石也因急于解决东北问题而只是象征性派兵进驻日本和拒绝苏联割据日本，也让日本没重蹈朝鲜半岛和德国分裂悲剧。

对于中共在后方的所谓“作战”，大陆学者不能写说一国里竟有另一个武装集团，而这武装集团竟唯外国势力（俄共）马首是瞻！只能委婉写说中共在敌后方牵住几十万日军。殊不知读者在字里行间也可以读出中共确实在抗战时的逃避、到底是谁躲在窑洞里逍遥快活和与外国势力勾结出卖民族与国家。

另外，第八章的〈重探战时对外关系〉执笔之一是林孝庭。之前在〈开罗会议〉和〈罗斯福要干掉蒋介石〉里就对林孝庭在史料解读取舍存有疑惑。这章节里对蒋介石和幕僚在开罗会议的表现也采取一样的解释，完全无视齐锡生在《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 – 1945）》里的研究结果。

最后是主编郭岱君在后记里写道，¹

     当年中国对日本，是明知不能打，但因处于被动，不能不打。而今日的大陆却是明知外国欲以台湾作为围堵中国的诱饵，却仍与之起舞，步入陷阱。未免落入外国计谋，两岸应不容外国以台湾为乌克兰。因为，两岸若不能和平竞合，中国就不可能和平发展。两岸相互残杀，中国即可能掉入国际围堵的陷阱，犹如今日俄罗斯。

     大陆须避免使台湾问题成为国际阻滞中国崛起的杠杆，台湾则应避免使自己成为国际围堵中国的诱饵。俄罗斯与乌克兰必是两败俱伤的结局，两岸切莫走向玉石俱焚。

且不说俄罗斯是否那么愚蠢至“被动”被外国利用“起舞”来发起对乌克兰战争。事实是中国到处耀武扬威、咄咄逼人，妄想改变国际秩序，而端出的新规则却是独裁和极权。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蒋介石就苦心告诉日本军阀，中日合作才是亚洲发展的正途。对中侵略只会让“外国势力”得逞，中日最后一定两败俱伤。可是这一番劝告对那军国主义狂热的日本有作用吗？对比现在，一厢情愿地告诉那自恋的大国崛起狂热独裁者，不要掉入国际围堵的陷阱，岂不可笑？若台湾不是于外国势力是有价值的“诱饵”，大陆早早就完成了统一大业了，全部寻衅惹事的台湾人集体被押去再教育！

读史写史，不一定有史识。

Nov 02, 2024 - RC

1 郭岱君 主编：著者：肖如平、岩谷将、林孝庭、洪小夏、张世瑛、郭岱君、陈立文、鹿锡俊、黄自进、嵯峨隆、杨天石、潘敏、苏圣雄  中日文翻译：Kanou Seikichi《重探抗战史（三）：抗战与中国命运》。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12月初版，2023年4月初版第3刷。第531 – 532 页

读《重探抗战史（二）》

《重探抗战史（二）：抗日战争与世界大战合流1938.11 – 1945.08》出版离《重探抗战史（一）——从抗日大战略的形成到武汉会战（1931 - 1938）》已多年。之前还以为不会再有第二和第三卷了。

第二卷讲述蒋介石为持久战战略布局、太平洋战争前与后的中国战场和最后对日的作战。尤其是为我们讲述为何日本执意要对美开战的前因后果，日本的军事狂热注定要为太平洋战争孤注一掷。

一直以来都疑惑为何日本不要集中兵力直捣重庆结束中国战争以腾出兵力来对付美国。第二卷也为我们解释了不是日本不想要而是力有未逮。而关于远征军和滇缅作战，作者也纠正了关乎中文书籍方面一直说的，到底英国是否一再阻挡中国远征军入缅而贻误战机？给了英方说辞和对战局的分析。最特别是这本书提到了“英帕尔战役”对反攻缅甸的关键意义，这是在其他中文书籍里没有或很少提到的一场战役。而作者认为正是英军在这场战役奋战，掩护国军在滇西缅北的攻势。

这本书还有另一个比较新颖的说法是除了中共在抗日战争中趁机崛起壮大，李宗仁系也是因对日作战而声名鹊起，在战后能有政治资本与蒋介石对抗，这是以前没读过的见解。书中也提到最后的“一号作战”却是日本为中共作嫁衣裳；中共掠夺大片土地和人口，国军却远在西南，导致战后东亚局势巨变。历史的诡异莫不过如此。

Oct 20, 2024 – RC

郭岱君 主编：著者：小谷贤、岩谷将、洪小夏、原刚、张世瑛、郭岱君、傅应川、黄勇、苏圣雄  中日文翻译：Kanou Seikichi《重探抗战史（二）：抗日战争与世界大战合流1938.11 – 1945.08》。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5月第1版，2023年1月初版第3刷。

祭拜皇帝

以前认为皇帝祭拜前朝和远古帝王只不过是一般礼仪流程，最多更是为了安抚遗民而厚葬前朝最后一位帝王。所以印象中只有秦始皇走遍统一帝国，祭拜大山和缅怀那些渺远帝王遗迹和孙中山在南京祭告朱元璋。

可是在《王权的祭典——传统中国的帝王崇拜》，作者为我们叙述帝王祭拜的渊源和这一整套礼仪形式的内涵意义。尤其是以前认为北魏孝文帝汉化的一系列措施都是如此“理所当然”。可是在这本书里可以知道孝文帝在对汉族历史上的帝王忠臣故事、古迹和古都都怀有深厚感情。绝不是一个蛮族皇帝突然异想天开，改名易装来迎合和统治中原汉族。

没读这本书前不知道原来北京有座帝王庙，而且还是那位威柄在御的嘉靖帝依南京帝王庙创建的。嘉靖帝可以为了父亲牌位不惜改动太庙，原来还为了“王权”的尊崇把帝王庙建在都城。

中华帝王制度延绵千年，从没像欧洲一样如宗教凌驾于王权之上，可是也没能有“天赋民权”能把帝王崇拜拉下。后来的境外势力竟也把暴秦外衣穿上，亦步亦趋挥舞帝王崇拜旗帜；坚定不移忠诚核心、拥护核心、跟随核心、捍卫核心 ，万岁万岁万万岁。

Oct 12, 2024 – RC

廖宜方：《王权的祭典——传统中国的帝王崇拜》。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0年3月初版。

读Yalta – The Price of Peace

这几年因为想要了解为何东欧在二战后笼罩在苏联影响圈和现在东亚政治版图是否因为雅尔塔密约而造成现今如此状况，所以就雅尔塔会议这一历史感到兴趣。

熟悉中国近代史的都知道雅尔塔密约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堪回首的一页（对中共来说也是。只不过是个忌讳，因为甘心为“外国反华势力”求荣当分裂中国的走狗）。东欧在冷战时在苏联控制下，生活在共产极权40多年之久。苏联国土已是这么广袤，为何还这么在意要得到东欧这一片所谓的“缓冲区/影响圈”和东亚边的“不冻港”和“满洲缓冲区”呢？

因为手上的书都只是讲述雅尔塔会议结果，所以想要知道美苏英在雅尔塔这些时间到底是如何协调冲突和妥协至三方面都可以接受的协议。因而读了S.M. Plokhy的Yalta – The Price of Peace，这本书为我们叙述了三强在8天里如何为了各自利益签下损害东欧和中国权益的协定。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还有幕僚在雅尔塔的碰面、会议乃至餐桌上的对话，都在这本书作者笔下生动活泼，如临现场。

因为国军在中国战场的失利和日本的顽强抵抗导致罗斯福为了减轻美军在太平洋战区压力而希望苏联能出兵。有求于人的罗斯福在更早些的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只好任斯大林予取予求，出卖中国权益也不屑¹。短视的罗斯福也为后来“失去中国”、韩战和越战埋下了伏笔。罗斯福和他的军事顾问在雅尔塔会议拘于如何在最少伤亡代价下击败日本而无视苏联共产主义在战后的扩散。可是后来也是因为原子弹的成功试爆，所以美国一些高级将领在波茨坦会议已不再这么热情希望对日战争得到苏联的帮助²。只是美军是否有能力阻止苏联进攻关东军，那是另一个猜想了。苏联能在战争结束前夕顺手摘胜利果实，可谓最大赢家。

也许S.M. Plokhy说得对，雅尔塔会议不是造成之后几十年美苏之间的冷战的原因³。因为后来就算杜鲁门知道苏联在东欧的所作所为，可是他还是执意执行雅尔塔会议密约，强迫中国和苏联协调之间关系。

出版于2010年的Yalta – The Price of Peace认为没有证据显示斯大林在利用罗斯福衰颓的健康⁴，这也和2001年王永祥出版的《雅尔达密约与中苏日苏关系》一样，王永祥没有写说因罗斯福的健康问题而导致在雅尔塔签下对东欧和中国不利的密约。只不过以前误认为因罗斯福那老弱的身躯而导致在这场会议作出错误的判断。以斯大林对民主的蔑视和资本主义的不信任，美英强硬或柔软立场都阻止不了苏联一定要控制波兰和维持他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雅尔塔会议只不过是让罗斯福天真确定战后和平的到来和他的伟大联合国梦可以因苏联参与而实现。所以雅尔塔会议后，三方领袖和幕僚都认为这是个成功的会盟，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一个月后就因为斯大林如何对待美国战俘和苏联在东欧种种现况而大发雷霆⁵。只不过这已改变不了苏联为维持他自身的“国家安全”而把东欧纳入共产圈里。美国在后来也只能接受现实，苏联以武力决定结果。

读Yalta – The Price of Peace发现有一段关于苏联对于“法西斯主义者”的阐述和现在俄罗斯竟然一摸一样。丘吉尔在当时就警告那些出席雅尔塔会议的人说，苏联会对任何反对他的敌人戴上“法西斯主义者”帽子，批评苏联政府的人都是“法西斯主义者”⁶，乌克兰不就是当今的“法西斯主义者”吗？对比现在俄罗斯悍然发动对乌克兰侵略战争，苏联在当时一定要把东欧、蒙古和东北省圈在自己麾下，逻辑思想是一样的。所以《雅尔达密约与中苏日苏关系》写说，⁷

                苏联为了自己的国防安全而不顾友好邻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甚至强逼友好邻国割舍主权和领土。这是典型的强权政治，绝非符合国际公法基本准则的正当理由！

其实美苏英间不同价值观和对待自身国家人民的态度已经决定了雅尔塔会议的失败。所以现在中美对抗也是因为多年累积下来的因果。S.M. Plokhy就对于雅尔塔会议一针见血指出，⁸

                ……. its main moral argument is quite simple: no matter how much effort is put into the preparation and conduct of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owever skillful and resourceful its participants, and however promising its outcome (and the Yalta Conference was perceived at the time as a great accomplishment), democratic leaders and societies should be prepared to pay a price for close involvement with those do not share their values. The only way to reduce this price is to know one’s ally at least as well as one knows the enemy. As the Yalta Conference and its aftermath show, in the absence of common values binding allies togeth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riend and foe can simply be a matter of time.

这一段话可谓醍醐灌顶，不用再有幻想，对与自己不同价值观的人谈判。就算有什么共同协议，都是不具现实意义的“历史文件”，不值一晒！

雅尔塔密约是罗斯福和他的军事顾问短视的结果⁹。苏联因此得以在东欧扶持傀儡极权政府、掠夺日本在东北留下来的大量财产、中共得到一大片腹地和苏联援军，为日后内战蓄积大量物力人力。国民政府无奈下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一会就被苏联撕烂了；失去东北、失去大陆。

雅尔塔密约遗祸至今依然笼罩在东亚，美国也为她的天真收拾残局。

Sept 22, 2024 - RC

1 王永祥：《雅尔达密约与中苏日苏关系》。中国现代史丛书 （张玉法 主编），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6月1刷，第52页。作者写说是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主动向斯大林提出在远东为苏联提供不冻港，并将中国的大连作为一种可能性。

2 如上，第251页。

3 S. M. Plokhy. Yalta: The Price of Peace. Copyright © 2010. Penguin Books. Yalta was an important step on the road to that divided and dangerous world, but it did not cause the Cold War or make it inevitable. The Cold War came later, as a result of decisions made by individuals many of whom, at least on the Western side, never set foot on Crimean soil. xx

4 Ibid., xix.

5 Ibid., 345. As time passed and the crisis over the treatment of American POWs deepened, the president’s frustration grew stronger and stronger. On March 24, Anna Rosenberg Hoffman, Roosevelt’s unofficial adviser on labor issues, witnessed his reaction to a cable from Stalin that was brought to him at lunch. After reading the cable, Roosevelt “banged his fists on the arms of his wheelchair and said: ‘Averell is right; we can’t do business with Stalin. He has broken every one of his promises he made at Yalta.’ ” The president was referring to more than the clash over American POWs.

6 Ibid., 351 – 352.

7 王书，第201页。

8 Yalta, xxii.

9 Ibid., 329. The military had particular reason to be pleased with the outcome of the conference, as Soviet participation in the war with Japan was now an accomplished fact. Admiral Leahy told Harriman that the Pacific deal “makes the trip worthwhile.” General Marshall was even more enthusiastic in conversation with Stettinius. “For what we have gained here, I would gladly have stayed a whole month,” he said when secretary of state suggested he must be glad to be going home at last.”

读 The Road to Serfdom

几年前透过殷海光的著作认识F.A. Hayek （海耶克）, The Road to Serfdom，《到奴役之路》这本经典之作。后来也在其他书籍读到关于这本书的一些阐述。为了进一步了解其中思想，就买了原著。只是拖了一年多才到现在定下心来好好读。

这一本1944年出版的经典，大力抨击当时的Socialism（海耶克指的是State Socialism），海耶克认为失去了经济自由，也失去了更高层次的自由。没有所谓的用经济来换取自由¹。饭碗被人拿着，只有跪着乞讨。奇怪的是，现今还是很多人会说，民主自由能当饭吃吗？问题恐怕是，在独裁政府底下，你有没有口饭吃，还得看人脸色。回溯中共土改杀人，农民自以为翻了身，从此做主了，可没想到才没过几年就被彻底地打成农奴，饿死在自家田里。此外，一个人读完书就被派到国家指定单位工作，没有工作选择自由。大家拿着粮票过生活，没了经济自由，哪有个人自由。

海耶克也认为若一个人牺牲自我只为了达到群体共同目标，这就是不能容忍异见，最后极权主义的归宿。²

                Once you admit that the individual is merely a means to serve the ends of the higher entity called society or the nation, most of those features of totalitarian regimes which horrify us follow of necessity. From the collectivist standpoint intolerance and brutal suppression of dissent, the complete disregard of the life and happiness of the individual, are essential and unavoidable consequences of this basic premise, and the collectivist can admit this and at the same time claim that his system is superior to one in which the “selfish” interests of the individual are allowed to obstruct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the ends of the community pursues.

这就是中共赞美的螺丝钉精神。为了党国伟业，尽忠职守，小我不足惜。

除了集体主义，海耶克也非常痛恨计划经济。他认为计划经济到最后一定是无可避免导致出现一个极权政府，个人自由在计划经济里是没有容身之处。只要经济完全在政府掌控之下，个人权利肯定是被忽视，极权国家就是最后的答案。

除此，海耶克还为当时很多自由主义者被社会主义诉说的美好愿景迷惑而写说，³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the promise of greater freedom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weapons of socialist propaganda and that the belief that socialism would bring freedom is genuine and sincere. But this would only heighten the tragedy if it should prove that what was promised to us as the Road to Freedom was in fact the High Road to Servitude. Unquestionably the promise of more freedom was responsible for luring more and more liberals along the socialist road, for blinding them to the conflict which exists betwee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socialism and liberalism, and for often enabling socialists to usurp the very name of the old party of freedom. Socialism was embraced by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intelligentsia as the apparent heir of the liberal tradition: therefore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o them the idea should appear inconceivable of socialism leading to the opposite of liberty.

有趣的是，这本书在1944年出版。如果当时那些“中国共产党底副产物”可以读到这本书，而且还是完全明白海耶克的思想理论，那么中共伪装面具也可早一些被更多人看穿。           

The Road to Serfdom探讨国家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可能结局都在后来中共倒行逆施和生活在大陆的人民得到验证。1949年后没能“建设一个新世界”，反而把亿万人民驱使到奴役之路。果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Feb 11, 2025 – RC

1 F.A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First published 1944 by George Routledge & Sons. First published in Routledge Classics 2001 by Routledge. 91 – 93.

殷海光写说，挟“经济平等”的要求而来的共产主义者攻势凌厉。在这种危疑震撼的情势逼迫之下，并且部分地由于缓和这种情势的心情驱使，中国许多倾向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酝酿出“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主张。这个主张是根本不通的。这个主张的实质就是“在政治作主人，在经济作奴隶”。我个人觉得这个主张是怪彆扭的。引自〈《到奴役之路》自序〉， 殷海光著  潘光哲编：《是什么，就说什么：殷海光选集》上册。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6年4月初版，第152页。

2 如上，153

3 如上，27

读《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大学晚上时段到社区学院选读Sociology 101就有提到韦伯（Max Weber），可是关于他在社会学里的理论贡献全忘记了。这几年在一些书都会接触到韦伯，可是都不若在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里提到韦伯对于新教伦理于资本主义关系和他关于中国宗教的了解着墨得多。余英时从韦伯《中国宗教》（The Religion of China）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这两本书得到启发，促使他在中国历史溯源与探讨中国宗教伦理对于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和商人在中国近世的角色由来。

余英时梳理新禅宗、新道教和新儒家对士商“出世精神”的影响。还有商人如何从“士农工商”底层，变换不为士人所卑和提出“贾道”为商人精神伦理的支持。余英时把历史宗教走向一环接一环举例论证中国士商关系的变化。余英时也断定了大陆学者为了证明毛泽东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钦定理论而到处找资料来证实马克思历史阶段论是徒劳的（意外收获是大量明清商业资料）。

之前知道明代，尤其是中期开始的商业活动盛行与士人和统治阶层对待商人态度，这与中国千年来士农工商价值取向不同*。尤其是科举以来，仕途是人生成功的唯一价值。余英时在这本书为我们找出近世商人精神由来和明清社会对待商人态度是从何而来，其中儒释道宗教伦理的发展与交会历史，深深体会到何为大发明之作。

有一评语关于余英时这本书，

                本书不论是对于中国近世宗教伦理还是商人精神的讨论，都是前所未有的创见。余先生从韦伯的经典之作出发，大扣大鸣，为相关课题的讨论，树立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重大里程碑。也可以说是一部“创业垂统”的经典巨作吧！¹

July 14, 2024 – RC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元月初版，2001年6月初版6刷，2013年12月2版4刷。

*其中一本，卜正民 著  方骏  王秀丽  罗天佑 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by Timothy Brook. © 1998 Timothy Brook.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Beverley Slopen, Literacy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1 黄进兴等著 胡晓真主编：《阅读余英时——著作与志业》。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2月，第69页。李孝悌：〈中国的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