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翦商》，一

一直以来对甲骨文或是金文都非常着迷，尤其是其甲骨考古和青铜器铭文历史渊源¹。从没亲眼见过甲骨，对于它竟然可以在3千多年后被世人释读、证实商代的存在和印证《史记·殷本纪》里的世系表，现在想来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当年第一份工作是需要星期六上半天班。放工回家后看到电视在播着“夏商周断代工程”座谈会，对于工作组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要鉴定“武王伐商”切确年份。工作组利用碳十四技术、文献、甲骨和金文等里的天文资料和历史排比，“确定”这一重要历史年份。

前几年醉心于西周灭亡的历史²，没读《翦商》前，还真的对殷商灭亡的历史停留在《封神榜》的印象。也因为《翦商》，完全颠覆了小时候到现在对商周间关系的概念。读罢，不禁倒抽一口；作者那想象力和故事叙述能力，非一般历史学者能模仿。真如以前读过有人说；做甲骨文工作需要“诗人”般天马行空的感性能力才能出色地解读先人的字意。

去年因为一位具有国际战略眼光的朋友介绍，所以才知道这本书。在以前，读到商代人祭和人殉时，书里要么轻轻带过，要么就是那么写多两句，什么残忍，什么血腥之类。看过也没什么印象。可是《翦商》里图文并茂，一一仔细根据考古挖掘和甲骨文释读，完整全面为读者呈现出商代，尤其是商代后期那一段不堪入目的历史。也因为这样，去翻读一遍书柜里所有关于商代历史和考古的书籍，想印证到底商代是不是如《翦商》所描述一样，凶残血腥。

除此之外，《翦商》里对有些夏和远古文明的一些叙述也和以往书籍里看到的不一样。作者利用“千粒重”来计算二里头出土的粮食样本，得出稻米重量是当时最重要的粮食³。

作者认为

                从历史时期直到现在，江河下游的平原地带都是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如华北平原、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但上古的石器时代则截然相反，在没有人为筑堤干预的情况下，江河在平地上容易呈漫流状态，而湿地沼泽并不适合农业。⁴

以前都觉得水稻是南方的农作物，在二里头时期竟然是当时最主要粮食。而一般书籍从来都没有解释在上古时期，对比下游平原，人们可能大多数都是群聚在高地和上游。

最后作者认为因为二里头的人掌握了青铜和水稻技术，还有“龙”崇拜，才能在普遍萧条中建立繁荣聚落⁵。只是不明白为什么“龙”崇拜能支持二里头文化与其他聚落的不同呢？

而对于二里头或夏都的灭亡，作者更是推测是夏都的王族和铸铜族群发生激烈冲突，而铸铜人在最后危机时联络了商族，内外合应，一举灭了夏王朝⁶。如此“合理推测”，还是第一次读到。

接下来，作者在叙述关于商代历史兴起和灭亡，更是发前人未有之见。

Feb 10, 2024 - RC

1 〈毛公鼎里的周宣王〉

2〈犬戎在哪里〉、〈犬戎到底在哪里〉、〈舜死在哪里？犬戎在哪里〉和〈犬戎在哪里，最后的答案？〉

3 李硕：《翦商：殷商之变与华夏新生》。广西师范出版社，2022年10月第1版，2023年5月第9次印刷，第37页。

4 如上，第41页。

5 如上，第46页和第72页。

6 如上，第97页。

清末铁路国有

在读《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 – 1912）——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外交插曲》，对清末铁路国有政策有些疑问。清廷为何对铁路收归国有一意孤行？记得中学历史课本对这一政策嗤之以鼻，认为是清朝政府假公济私，出卖国家主权去借列强钱来没收民间资本。

为了这疑问去翻了几本书。李剑农认为铁路国有政策主持人盛宣怀“想借铁道借款，一面扩充私囊，一面巩固权位，因投合皇族内阁集权的心理，提出一种铁道国有政策。”，“粤省已早修筑（铁路），川省宜万一段亦已开工。忽然说要取消商办案，以国有名义，把权利送给外人，因与各省商民的权利发生直接的冲突……”，“此次争路风潮，当然有革命党人在里面煽动；但是若与商民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煽动未必有这大的效力。”¹

蒋廷黻认为民间资本不够，公司领袖人物借公济私。铁路建设成绩不好，进行很慢，所以借外债来把铁路收归国有本是一种开明政策。不过由于是名声不好的盛宣怀执行铁路国有，加上满清已丧失人心，就算是好的政策，人民不信任。更何况民营公司的股东又要损失大利源，革命党又从中煽动，所以就引起多数人反对。²

郭廷以也如是认为。民间资本不足，如欲筹足建设，不知要待何时。公司职员复侵蚀挪用，更予政府口实。所以铁路国有政策无可厚非。“一以列强投资铁路为一种侵略行为，二以人民对满清毫无信心，三以绅商的切身利益受到剥夺，四以革命党及请愿失败的立宪派正在伺机而行，于是反对的呼声随之大起。”³

胡成在1997年出版的书里认为铁路建设需要巨大资本，各省实际难以筹足，加上铁路公司职员亏空公款；各省虽有几千万元却只建设了数十里，若不国有，百年都无法完成铁路修筑。作者也认为那些想借着民办铁路谋取暴利者因铁路国有而感到不安，为阻止其实施，煽惑民众反对。也因为清廷强硬应对，不欲交予资政院协议，执意推行，下对抗议民众“格杀勿论”的上谕，导致民间更大反弹。⁴

萧功秦写说商办铁路有三大弊端。第一，民间无法筹集所需巨额资金和修路效率低下。第二，缺乏合格工程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和管理监督机制，导致贪污滥权。第三，商办铁路各自为政，各省路线交错，重复建设，造成惊人浪费。其中也有些人把兴办铁路看作捞取发财的大好机会。⁵

萧功秦详细地写了关于清廷铁路国有政策的形成和为何到最后会失败。其中中央政治权威低下、主持政策的盛宣怀与民间彼此信任不在。加上盛宣怀在处理对商办铁路补偿数额上“斤斤计较”，不若是个政治家应有的“识大体”的“模糊”，引起了四川对这一政策反弹。再加上舆论被民间“清议”所执，最后利国惠民的铁路国有政策竟变成革命导火线。萧功秦也叙述了贷款条约内容，其实条约合情合理，外国并没有欺压清政府或是清政府有任何出卖国家利益的协议条款。⁶

明白了铁路国有政策为何失败，其实就是当一个政权失去了统治权威，国家当权者和人民之间没有了信任，一个再好的政策也会被怀疑其中是不是另有所图？当时清末民族主义觉醒，激烈的排外主义扬起“爱国”旗号就能把一切反对势力当作是出卖国家主权。民间被“清议”挟持，哪还容得下理性辩论。所以铁路国有政策是对的，可是却意外成了清朝覆灭的导火线，论谁也始料不及。要不根据唐德刚写道，武昌起义之际，孙文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典华城（Denver）一家唐餐馆中打工，当“企枱”（粤语茶房）⁷。可不是“仍然为筹集经费在美国旅行”的革命国父。⁸

Dec 15, 2023 – RC

【美】李约翰 著  孙瑞芹 陈泽宪 译：《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 – 1912）——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外交插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1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2002年9月第1版，第265 – 266页。

2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7月第1版，第110页。

3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 第384页。

4 胡成：《困窘的年代——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和道德重建》。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12月第1版，第183 – 184页。

5 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1月第1版，第279 – 280页。

6 如上，第281 – 311页。

7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伍 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6月1日初版1刷，2010年2月16日初版17刷，第239页。

8 白吉尔 著  温洽溢 译：《孙逸仙》。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6月21日，第222页。Marie-Claire Bergère, Sun Yat-sen,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1994

清末法制改革

清朝政府在末年有两个主要议题，立宪和法制改革。

法制改革里最为人所了解的是废除了残酷肉刑，代为更能与西方文明接轨的死刑方法。而在卞修全的《立宪思潮与清末法制改革》里，除了刑法改革，可以了解更多其他法制改革的细节。

其中就有关于商业法律的制订；推出第一部独立的商法典¹。作者认为商律的制定“肯定了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特别是公司的合法地位和商人从事商业活动所应遵循的一般规则。”和“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法律地位，确认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权利，资本主义的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获得了法律的保障，使得中国出现了一个兴办实业的高潮。”²

历史学家袁伟时认为清末法制改革里最大成就就是经济自由。对比法制改革之前，中国人可以在传统经济里自由经营农业、商业和手工业，可是却有财产权的限制。而新兴经济的经营却需要得到政府的批准，设置垄断权，不准民间资本自由进入³。商律的制定除了松开经济上的捆绑，袁伟时认为经济自由对人的解放更为重要；“没有经济自由，只能事事仰承官府旨意，公民权利就失去基础。”⁴

袁伟时没有点破这句话在中共执政后是，一系列倒行逆施的国家控制一切所有衣食住行经济政策的惨痛后果。袁伟时含蓄举出张东荪和那个时代知识阶层所认知的“计划经济”，幻想能为人民带来的好处的例子，这些知识分子后来只能“吞下适得其反的恶果，昭示清末新政肇始的经济自由的极端重要性。”⁵

闸门一开，自由的阔度只能越来越大。清末法制改革只能让更多人要求更多自由。

                以公民的自由权来说，清政府不但于1906年炮制了《报章应守规则》，规定“不得妄议朝政”，还在翌年所定《大清报律》中变本加厉，规定报刊均需在发行前送审；且“不得揭载：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等等。⁶

没有传统帝制后的帝制中国，也一模一样照抄一番；“不得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不得传播政治性的负面言论”。滑稽不？

立宪和清末法制改革未能阻止清廷覆灭，可是这些宪制思想和法律的制定到后来民国大都有被采纳或改进。清廷未能因这些改革而挽回人心，其中很多原因。改革来得太慢，太少，当改不改。直到政府威信不在才来改革那一点点，为时已晚。贪污已是侵入心脾，监察、司法和贪污之间已没有界限，没有独立有力新闻舆论监督。官场习惯是上下一起贪，政体如何能不烂呢？

最后，袁伟时认为清帝国覆没的直接导火线是1911年强制推行的铁路国有政策。

一是直接侵犯广大民众的权益，触怒众怒，犯了一般统治者通常不敢犯的错误。收回铁路利权，不是一般商业行为，而是经济利益和捍卫主权的政治行为相结合的群众运动。……清政府收归国有，既违法，又与民众对立。加上政府手中没钱，打算借外债来办，更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火山因此喷发。

     二是重蹈洋务运动覆辙。……市场，也只有市场，才能教会人们怎样经营自己的企业。越俎代庖已属违法；收归国有，忘记洋务运动在官办经济的死胡同中打转，碰得头破血流的教训，完全是往后倒退的蠢行。⁷

这些现在看起来都是触目惊心，历史重复总是那么一样。只有独裁者在镜子外自怜，重蹈清末覆辙而不自知。

Nov 19, 2023 - RC

1 从1903年到1908年，清廷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包括《钦定大清商律》在内的一系列的应急的商事法律、法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钦定大清商律》、《奖励公司章程》、《奖给商勋章程》、《破产律》、《改订华商公司章程》等。卞修全：《立宪思潮与清末法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第161页。

2 如上，第166页。

3 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下。明报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6月初版，第607页。

4 如上，第611页。

5 如上，第613页。

6 如上，第624 – 625页。

7 如上，第630 – 631页。

立宪派

以前不甚明白为什么武昌起义能在短时间里，拉拢大多数省份独立，而没有历史传统上朝代革新时常发生的大动荡。张朋园在1969年出版的《立宪派与辛亥革命》里为我们叙述立宪派在清末与辛亥革命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大多数省份因为有立宪派才能“和平”过度到民国。不过也是没有“大破”，同盟会倡导的国民革命果实遗留给袁世凯。

立宪派在清末的作为远比所知道的大。宣统2年9月资政院开院以后，当时那些立宪派议员竟然敢于传召和弹劾中枢权力最高的军机大臣。这些在之前是闻所未闻，对清廷威信可是一大打击。¹

百年前的资政院议员敢于对抗政府。21世纪的人民代表却是个橡皮图章，个个埋头抄笔记画重点，乖乖做个投票机器人。今不如昔，号称代表14亿人的政府却是害怕14亿人。

话说回来，清朝政府本以为扶持一个各省份民选咨议局和自以为可以控制的资政院，那么社会对清朝不满就可以得到疏通。殊不知，资政院议员不当自己其实只是政府的“咨询团体”，还以为真是国会议员，为民请声。

这些立宪派在后来一再失望于清廷的腐败和食言而转于同情甚至参与革命。所以清末新政包括设立咨议局和资政院都是清廷把自己推向深渊直至覆灭。

在一个紧密严控全民思想和行动的国家，就算有个高压锅似愤怒的社会，也不会有什么人民起义。只有在政府控制人民力量下降，有所松弛时，这个政府才能被自己人民推翻。所以光绪末和宣统年间，因为清廷对社会的控制已大不如前，“逆民”才能到处倡导新思想。设想在康雍乾鼎盛时期，一有什么异端思想就能马上被扑灭，中央政策如臂使指。所以就算人民百姓有任何不满，只要政权还有无远弗届的控制力，政权的颠覆只能从内部发生而不是外部。

Nov 18, 2023 - RC

1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7年8月第1版，第71 – 83页。

读《清季的革命团体》

张玉法在1975年出版的《清季的革命团体》里，为我们在清季错综复杂的革命团体、社会基础，国内国际背景，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发展理出一个脉络。作者运用大量文献，尽最大努力来统计各个革命团体的人员出身，得出结论，辛亥革命本就是全国各阶层范围的革命。虽然作者没有点出，可是我们可以知道，这就是要打破那些唯物历史主义所主张的“资产阶级革命”。

另外，作者也为当时学界提出的其中一个问题；“辛亥革命是一个革命吗？”给出答案。“除非对革命一词给予特定的界说，辛亥革命毫无疑问地是一个革命。”¹

自1949年后，在指鹿为马当道的中国，郭世佑在90年代出版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论》，还得小心翼翼为辛亥革命辩证。殊不知台湾的张玉法在70年代已经在《清季的革命团体》里论证出中国在90年代还认为的“新论”，知识闭塞至如此地步。

没读《清季的革命团体》前，不知道光复会和同盟会间的分歧，还有同盟会在华中的另一个“独立”团体。也是透过这本书更了解共进会和文学社对湖北革命的影响和推动。

Nov 05, 2023 - RC

1 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第5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