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起源，二

周锡瑞的《义和团的起源》里最重要的观点是，不认为义和团是从白莲教或是大刀会衍生过来的另一个团体。另外，作者认为应该从民间文化、地方习俗去溯源到底为何义和团会出现在鲁西北，而不需要追究到底是源何任何一个遥远的特殊秘密宗教组织。¹

想要知道其他学者对义和团起源有什么见解。翻了几本书，其中如下，

蒋廷黻在1936年写的《中国近代史》认为，

                义和团（又名义和拳）最初是大刀会，其本质与中国流行民间的各种会匪并无区别。²

傅乐成在1960年写的《中国通史》认为，

                拳乱指义和团发动的乱事，这种组织起源于山东，原是白莲教的余孽。³

郭廷以在1974年写的《近代中国史纲》认为，

                乡团本为民间保卫身家所设，其在山东，乡团与白莲教原不两立。教乱弭定，地方治安仍赖乡团维持，白莲教徒散归乡里，渐行渗入。此辈大都练习拳棒，乡团亦多工技击，乡团由士绅领导，憎恨教士、教民，白莲教徒的信仰与教士、教民亦由反清而反洋，遂至合流。白莲教原奉弥勒佛为主宰，后渐杂糅道教成分，及其他迷信，支派不一，以“八卦教”的势力为大，别有“天理”、“金丹”、“红灯”教之分，成员以乡农为主。八卦教所练之拳曰：“义和拳”，一名“梅花拳”，各有神坛，自称祈祷后降神附体，口诵咒语，金刀不入，枪炮不伤。

     义和拳初流行于运河两岸，为教堂、教民穈集之地，与教民时起争执。李秉衡任鲁抚时（1895至1897）目拳民为义民，传习者众，有“大刀会”、“红灯照”等名称，……⁴

1978出版的《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 – 1911年》下卷，徐中约根据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认为，

                英文的Boxers就是中国秘密会社“义和拳”，这种组织因其成员都练传统的武术而得名。义和拳是与反清的秘密教派白莲教（曾煽动1796 – 1804年的起义）有联系的八卦教的一个分支。……

     义和拳包括一些不相统属的团体，诸如乾拳、坎拳和珅拳，每一团体都有它自己的头目。这些团体一般被组成有25人的小队，每小队由一个具有十足权威的头目领导。……⁵

柏杨在9年（1968 – 1977）牢狱里写的《中国人史纲》认为，

                义和团最初的名称是义和拳，属于白莲教的一支，事实上就是本世纪（19）10年代1813年曾在北京、滑县发动暴动失败的天理教的化身。⁶

2000年李治亭主编的《清史》认为，

                义和团的前身称“义和拳”，早在乾隆43年（1778年），已见之于官方文书，主要分布在山东、直隶、河南、江苏等地。义和拳的构成十分复杂，有的原属白莲教支派八卦教的分支（如清水教），有的是从大刀会转过来的，有的则是民间自卫性的组织等，其加入的人员更是十分广泛，绝大部分为农民，部分是失业的城市劳动者和运输工人，以农民、手工业者居多。它没有统一的组织，以发帖子来进行联络，展开联合行动。义和拳原是农民、手工业者在劳动之余一起习拳练武，以期强身保家，后来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降神附体”、“画符吞朱”、“刀枪不入”等神秘主义的思想内容。⁷

珠江和长江下游本是外国势力先行到来的地方，因洋货输入而导致大量失业人口应当比山东更加严重#。为什么这种降神附体的反洋运动没在这些地方发生呢？义和团起源有其特殊文化、地理和人文环境的因素。山东风气剽悍、水灾与大旱导致颗粒无收、鲁西北当地特有民间习俗文化与社会阶层构造和相对激进的德国传教士进一步导致了义和团在这里发源。

19世纪末的清朝，外忧内患，无望的百姓求助于神灵，把天灾人祸都归咎于洋人、洋货和洋教。这些可笑的乩童信徒被有心人利用为排外的工具，最后只能做些烧抢打砸的强盗行为，徒留他人一个开战藉口。

Oct 14, 2023 - RC

1 【美】周锡瑞 著  张俊义  王栋 译《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第2版，2010年7月第1次印刷，第57 – 58页。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by Joseph W. Esheric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2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201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第96页。

3 傅乐成：《中国通史》。弘扬图书有限公司，2011年10月37版，第696页。

4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 第317页。

5 【美】费正清  刘广京 编  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编译室 译：《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 – 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2006年12月第2次印刷，第117页。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1: Late Ch’ing, 1800 – 1911, Part 2. Edited by 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徐中约：《晚清的对外关系， 1866 – 1905年》。

6 柏杨：《中国人史纲》。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10月初版1刷，2006年1月初版9刷，第1178页。

7 李治亭主编：《清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1790页。

*周锡瑞认为劳乃宣这本书对义和团有偏见，其考证要谨慎采用。

#见《明末与鸦片战争后的失业大军》

义和团起源，一

一直以来都没在意义和团的起源到底是什么，因为大概知道就是一些地方上的无知贫困或是一些神棍拿所谓的“爱国主义”来煽动的一场暴乱。可是看了周锡瑞在1987年出版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才对这一场血腥运动有了新的认知。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安禄山叛乱的背景》都是西方汉学家运用他们熟悉的以微观大的叙述手法来写历史。周锡瑞采用大量的口述资料来甄别和尽力还原当年。他认为山东不能一刀切；人文、地理、气候和经济，全省都有着巨大差别，所以周锡瑞集中在义和团的鲁西研究。不但如此，作者还把鲁西北（义和团起源地）和鲁西南整理统计社会士绅、科举（文与武）人数比率。认为为何大刀会在鲁西南被扑灭控制，而义和团在鲁西北却被烧出熊熊野火。又为什么义和团因在鲁西北的原因而兴也勃、亡也忽。

除了鲁西的特殊社会文化表象，19世纪末的天灾、人祸和外国货物的大量输入导致本来就穷困的山东农民，尤其是鲁西一带更无立锥之地。加上山东“洋教”大量涌进造成民教冲突，更是火上加油。唐德刚对民教对立有绝妙描述，引文虽然长，但是值得回味。

                须知当年的中国基督徒原有“良心教徒”（Conscience Christians）和“吃饭教徒”（Rice Christians）之别。良心教徒一旦入基督之门，则终日忏悔有罪，时时在上帝之前思图自赎。

     ……

抑有进者，纵是那些最善良最虔诚的良心教徒，他们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有时也可制造出极严重的社会矛盾。举例以明之：当时所有的基督教会都是以“反孝”甚或“仇孝”作号召的。他们认为人只能向上帝尽孝，不应向父母尽孝。笔者便有一位在中国出生，说得一口京片子国语的传教士好友。她当年在北京对一位搞“晨昏三叩首”形式主义的满族“孝子”，印象太坏了。所以他一辈子坚持她的格言：“孝顺”就是“笑话”。

     清末在中国传教最有成绩也最有见识的美国传教士，后来又做到中国“同文馆”乃至“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丁韪良（A. P. Martin, 1827 - 1916），也坚持相同的意见。他认为人对上帝的孝顺，不应被人对父母的孝顺所阻隔。

     基督教这种上帝独大的“反孝”立场，因此与当时“百善孝为先”的中国伦理，便针锋相对了。我们如把19世纪末年来华的传教士与16、17世纪来华的耶稣会士相对比，则后来者就显得武断专横多矣。

     笔者不学，亦尝读布道诸子之书，对他们处理如“孝道”这类的社会问题之轻率自信，就时感骇然。姑不论其道德价值如何，“孝”的本身却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a social-economic institution）。在那个缺乏“社会立法”（social legislation）、社会保险，没有退休金、养老金的中国传统（今日仍然如此）的社会里，“养儿防老”，岂只“道德”而已哉？社会经济之必需也！

     设有男子，受了上帝影响，或经济和老婆压力而置父母饥寒于不顾，这一“不孝子”，不但道德有亏，为亲友乡党所不齿，他在《大清律例》之中也是个“刑事犯”，要捉将官里去的。

     假若这个刑事犯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甚或只是个“吃教”的骗子。但是这个官家捉人的消息一旦由他家人妻子哭诉到教堂里去，那些笃信教条、诚实而又偏心的外国牧师们，可能便要向官府施压索人。那时畏洋人如虎的满清官吏，为自保禄位，息事宁人，多半也就遵命开释。

     那位精通中国语言文字，并曾在说京粤语的华人之间充当方言翻译的丁韪良，在他的自传里就曾自炫他替某些“不孝父母的上帝信徒”，开脱罪名。这些中国伦理范畴内的“不孝子”，在洋人的庇护之下，是逃脱了中国法律的制裁，但他却逃不掉社会舆论的指摘。一旦他那年迈无依的二老，把家事闹上街头，则“梁山”下来的英雄，“大刀会”里的好汉，内外兼修、精通“义和拳”的气功师，就要仗义、行侠、锄奸（不孝子）、除暴（洋教堂）了。为锄奸除暴而砸了教堂、打死了洋牧师，问题就大了。打死人的李逵、武松等“义士”，可以上梁山一逃了事，但是这命案变成了国际事件，则本地县太爷、太守、刺史乃至中央的总理衙门，就无处躲藏了。中西读者们，且设身处地的想想，你如果那时处理这件公事的中国县太爷，你应该怎么办？

     以上所举只是当年千百个“教案”之一例。其中是非曲直，从何说起呢？不幸的是当年教会中人都是跟随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闯入中国内地的，对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和社会经济结构都只是一知半解，而对他们自己教义的坚持，则半寸不让。因此对中国官府民间动辄颐指气使。中国政府对教会过分忍让，则失信于民；民间组织自行抗拒，在洋人压力之下，官又指民为匪，妄肆诛戮。如此恶性循环，治丝益棼。最后官方威德两用，剿抚兼施，难免又良莠难分，养痈成患，为无知昏聩者所利用，则义和团之形成也就无可避免了。¹

这一段“教案”例子很长，可是很明白告诉我们当时“洋教”是如何与地方政治和文化相冲突。蛮横高贵传教士到无知贫困的中国人，一个坚持自己先进，一个坚持自己传统，能和谐相处才是奇迹。

到最后，义和团形成野火燎原，无知至极的地方和中枢大臣到最后决策者都自以为可以挟“民心”来驱洋人。当权者妄想蛊惑人心就可以安保禄位或是天真以为这就是爱国表现，结果覆巢之下，人头滚滚。

Oct 14, 2023 – RC

【美】周锡瑞 著  张俊义  王栋 译《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第2版，2010年7月第1次印刷。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by Joseph W. Esheric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1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肆  义和团与八国联军》。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6月1日初版1刷，2010年4月16日初版十八刷，第20 - 24页

读《病梅馆记》

小时候在故事书里读到

                九州生气持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¹

就对这首诗的作者，龚自珍印象深刻。

这几天在琢磨他于作诗同年，道光19年（1839）写的《病梅馆记》²。

在这篇短文里，龚自珍写说天下文人画士喜爱那些被人工扭曲的梅花，而不是那些正常健康成长的梅花。为了得到这些“夭梅”和“病梅”，明白告诉那些卖梅人，就是要那些被剪裁、 砍掉嫩枝、除去笔直枝干，才是能卖得好价钱的梅。结果整个江浙地区的梅都变成病梅。为此，龚自珍买了300盆病梅，毁掉花盆，解开捆绑的绳子，把病梅栽种在土里，自许5年就能恢复梅本来该有的样子。只可惜龚自珍2年后就遗憾离世。

《病梅馆记》为龚自珍讥讽清代统治王朝钳制思想，束缚人才，只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病梅”的短文。道光19年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前夜，清朝政局糜烂、当朝士大夫浑浑噩噩、文人百姓唯科举八股、上是歌舞升平，下是天灾人祸，只待有心人戳破还在沉睡美梦的大帝国。

在一个极权独裁的国家，为了奴役人民而不惜用强压手段灌输“朕即是国，国即是朕”的流氓教育。个人不被允许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只可以依照僵化教条规矩地活在这世上。社会充满这些夭梅和病梅，不是庸庸碌碌就是唯唯诺诺，一切皆上是从。

传统意义上的皇帝在天怒人怨之际还会假惺惺下个罪己诏。一百八十多年后，龚自珍的九州还是一样的“万马齐喑究可哀”。一个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在捅出了大祸后不下罪己诏也罢，竟然寡廉鲜耻地开庆功大会宣传自己“创造人类文明史奇迹”。之后还变本加厉推动党内党外洗脑教育，除了入脑入心入魂似的日月神教，就是从幼稚园至大学甚至工作了都要抓牢正确政治思想工作，病态似地奴化人民。

在专制制度下，任何“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都是枉然。所谓的人才在思想被禁锢下只能受“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的下场。人才只能是在“坚持人民当家做主”下“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以便能做到“两个维护”。

龚自珍时代的病梅现象到了现在还是一样，没有丝毫改变。

Sept 24, 2023 - RC

1 张晓林：《中国历史故事——清》。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4年6月北京第1版，1989年北京第3次印刷。第161 – 163页。（扉页写着，购于1990年11月10日）

2 陈振鹏，章培恒主编：《古文鉴赏辞典》下。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2003年6月第9次印刷。第1996 - 1999页。孙钦善赏析。

蒋介石的侍从室

一直以来知道蒋介石的侍从室在抗战年代担任过滤情报、问题研究、宣传和文稿的重担。可是对于他们的编制和实际操作却不甚明了。在张瑞德这本花了14年写的《无声的号角——蒋介石的侍从室与战时中国》这本厚书，里头旁征博引，为我们叙述侍从室在战时所扮演的角色。

侍从室人事纷杂，各组所负责事项不同，出来的效果也大小不一。侍从室里最著名莫过于陈布雷。书里这样写，

                陈布雷自1927年2月至南昌追随蒋介石开始，直至1948年11月自杀止，其间二十二年，蒋介石及中央发布的重要演讲、宣言、指示、电令及私人文电，大多为陈起草。¹

之前知道陈布雷草拟《西安半月记》，可是不知道原来《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也是陈布雷草拟。而那脍炙人口的名句“和平未至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原来也是陈布雷和另一位国民党人，戴季陶共同写作的。²

这本书有讲述侍从室在几个重大军事和外交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可是却偏偏遗漏掉他们在开罗会议前后，为蒋介石做了什么功课和研究。

另外，透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知道国民政府与中共之间关于政党组织的向心力和对外宣传效果的差距至大。虽然侍从室竭力控制舆论和不断有文告刊登，可是于煽动和鼓吹人心向背的中共一比较，即见高下。在“一支笔”决战里倒下和对国家前途的失望，侍从室的陈布雷不免感到力不从心，万念俱灰，一死以明志。

Sept 18, 2023 - RC

1 张瑞德：《无声的号角——蒋介石的侍从室与战时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12月初版1刷，2018年4月初版2刷，第303页。

2 如上，第303页。

读《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二

Hans Bethe认为

                “Everything before 1932 “the prehistory of nuclear physics, and from 1932 on the history of nuclear physics.” The difference, he said, was the discovery of the neutron.”¹

以前不怎么认为中子的发现对比电子或质子发现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些日子专心读关于核物理的历史才体会到，Hans Bethe说得非常对。因为中子的发现才衍生出后来一系列核物理重大发展。所以人类竟然可以在短短几十年，从20世纪初对原子构造粗浅认识到40年代掌握原子能，这速度可谓惊人。²

在这本书找到了萦绕着心头几个问题的答案。其中关于费米在芝加哥大学成功完成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自持链式反应和受控核能释放里所用的中子源。还有两颗不同原子弹的启动方式和在投放的启动爆炸装置原理。

之前不知道原来英国对曼哈顿计划也有推动作用。还以为这完全是美国政府和科学家主导的秘密计划。当然，也是从这本书了解到玻尔对核子链式反应原理还有原子弹理论也有贡献。书里也有提到德国和日本对铀同位素的研究和原子弹的构想，不过这一些都不是当时政府重点关注项目。局限与自身工业和学术能力，当时德国和日本科学家认为在这么短时间里造出原子弹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当他们知道投下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弹都是原子弹时，他们都惊讶不已。

题外话，也是因为要了解多一点曼哈顿计划，重读费曼的《The Pleasure of Finding Things Out》。当年才20多岁的费曼被派到Oak Ridge, Tennessee。那里拥有几座利用不同技术的铀同位素分离工厂和钚的实验工厂。费曼到Oak Ridge是为了和生产间的工作人员谈论工厂安全问题。当时曼哈顿计划属于国家最高机密，工厂生产人员每个人只能被限制知道本身工作范围里的任务，对整个铀同位素分离计划或是为什么要分离这个化学元素，完全不知情。为了让工厂和工程人员了解他们操作生产铀的安全性质，费曼不惜破例为他们讲解核物理理论。可想而知，听了一番“当代物理”，相比在天才汇聚的Los Alamos是“初级学者”的费曼，在他们眼中简直就是天降之神。³

虽然《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是一本大部头的书，可是读起来好不费气力。这可要归功作者的写作能力，可以有条不紊梳理原子物理发展脉络和当时政治、战争与科学间互相影响。读者可以在一本书里找到原子弹的溯源和其第一次投放的决策与准备过程，其一路的发展、实弹实验和使用，可谓惊心动魄。

Jan 20, 2024 - RC

1 Rhodes, Richard. 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 © 1986 by Rhodes & Rhodes. © 2012 by Rhodes & Rhodes. Simon & Schuster Paperbacks, p. 165

2 就在30年代，卢瑟福、爱因斯坦和玻尔都认为人类很难掌控原子能。Ibid., 228

-          1933年9月，The Times登出卢瑟福在不列颠科学促进会年度会议里的演讲摘要

HOPE OF TRANSFORMING ANY ATOM

What, Lord Rutherford asked in conclusion, were the prospects 20 or 30 years ahead?

High voltages of the order of millions of volts would probably be unnecessary as a means of accelerating the bombarding particles. Transformations might be effected with 30,000 or 70,000 volts…. He believed that we should be able to transform all the elements ultimately.

We might in these processes obtain very much more energy than the proton supplied, but on the average we could not expect to obtain energy in this way. It was a very poor and inefficient way of producing energy, and anyone who looked for a source of power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toms was talking moonshine. Ibid., 27

-          1934年，有人提出关于驾驭原子的能量时，爱因斯坦说：“想用撞击的方法来分裂原子，好比是黑暗中乱枪打鸟。”可是1939年初，当爱因斯坦知道原子可以发生分裂时，3月他被问道关于原子弹作战的可行性，爱因斯坦回答：“目前我们可以让原子分裂，但并不代表能够将释放的能量拿来做实际运用。”，就像为爱因斯坦写传记的作者写道，爱因斯坦很谨慎，没有把话讲得太死：“然而这个课题高度重要，有灵魂得物理学家都会继续探讨下去。”摘录自华特·艾萨克森《爱因斯坦——他的人生，他的宇宙》。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4月6日初版，第446页。EINSTEIN, His Life and Universe © 2007 Walter Isaacson. Simon & Schuster. 

-          1936年1月，玻尔在写给《自然》的文章里，”For still more violent impacts, with particles of energies of about a thousand million volts, we must even be prepared for the collision to lead to an explosion of the whole nucleus. Not only are such energies, of course, at present far beyond the reach of experiments, but it does not need to be stressed that such effects would scarcely bring us any nearer to the solution of the much discussed problem of releasing the nuclear energy for practical purposes. Indeed, the more our knowledge of nuclear reactions advances the remoter this goal seems to become.” Ibid., 227  

3 Feynman, Richard P. The Pleasure of Finding Things Out © 1999 by Carl Feynman and Michelle Feynman. Perseus Books, p. 71 – 76. Edited by Jeffrey Robb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