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病梅馆记》

小时候在故事书里读到

                九州生气持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¹

就对这首诗的作者，龚自珍印象深刻。

这几天在琢磨他于作诗同年，道光19年（1839）写的《病梅馆记》²。

在这篇短文里，龚自珍写说天下文人画士喜爱那些被人工扭曲的梅花，而不是那些正常健康成长的梅花。为了得到这些“夭梅”和“病梅”，明白告诉那些卖梅人，就是要那些被剪裁、 砍掉嫩枝、除去笔直枝干，才是能卖得好价钱的梅。结果整个江浙地区的梅都变成病梅。为此，龚自珍买了300盆病梅，毁掉花盆，解开捆绑的绳子，把病梅栽种在土里，自许5年就能恢复梅本来该有的样子。只可惜龚自珍2年后就遗憾离世。

《病梅馆记》为龚自珍讥讽清代统治王朝钳制思想，束缚人才，只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病梅”的短文。道光19年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前夜，清朝政局糜烂、当朝士大夫浑浑噩噩、文人百姓唯科举八股、上是歌舞升平，下是天灾人祸，只待有心人戳破还在沉睡美梦的大帝国。

在一个极权独裁的国家，为了奴役人民而不惜用强压手段灌输“朕即是国，国即是朕”的流氓教育。个人不被允许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只可以依照僵化教条规矩地活在这世上。社会充满这些夭梅和病梅，不是庸庸碌碌就是唯唯诺诺，一切皆上是从。

传统意义上的皇帝在天怒人怨之际还会假惺惺下个罪己诏。一百八十多年后，龚自珍的九州还是一样的“万马齐喑究可哀”。一个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在捅出了大祸后不下罪己诏也罢，竟然寡廉鲜耻地开庆功大会宣传自己“创造人类文明史奇迹”。之后还变本加厉推动党内党外洗脑教育，除了入脑入心入魂似的日月神教，就是从幼稚园至大学甚至工作了都要抓牢正确政治思想工作，病态似地奴化人民。

在专制制度下，任何“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都是枉然。所谓的人才在思想被禁锢下只能受“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的下场。人才只能是在“坚持人民当家做主”下“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以便能做到“两个维护”。

龚自珍时代的病梅现象到了现在还是一样，没有丝毫改变。

Sept 24, 2023 - RC

1 张晓林：《中国历史故事——清》。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4年6月北京第1版，1989年北京第3次印刷。第161 – 163页。（扉页写着，购于1990年11月10日）

2 陈振鹏，章培恒主编：《古文鉴赏辞典》下。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2003年6月第9次印刷。第1996 - 1999页。孙钦善赏析。

蒋介石的侍从室

一直以来知道蒋介石的侍从室在抗战年代担任过滤情报、问题研究、宣传和文稿的重担。可是对于他们的编制和实际操作却不甚明了。在张瑞德这本花了14年写的《无声的号角——蒋介石的侍从室与战时中国》这本厚书，里头旁征博引，为我们叙述侍从室在战时所扮演的角色。

侍从室人事纷杂，各组所负责事项不同，出来的效果也大小不一。侍从室里最著名莫过于陈布雷。书里这样写，

                陈布雷自1927年2月至南昌追随蒋介石开始，直至1948年11月自杀止，其间二十二年，蒋介石及中央发布的重要演讲、宣言、指示、电令及私人文电，大多为陈起草。¹

之前知道陈布雷草拟《西安半月记》，可是不知道原来《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也是陈布雷草拟。而那脍炙人口的名句“和平未至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原来也是陈布雷和另一位国民党人，戴季陶共同写作的。²

这本书有讲述侍从室在几个重大军事和外交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可是却偏偏遗漏掉他们在开罗会议前后，为蒋介石做了什么功课和研究。

另外，透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知道国民政府与中共之间关于政党组织的向心力和对外宣传效果的差距至大。虽然侍从室竭力控制舆论和不断有文告刊登，可是于煽动和鼓吹人心向背的中共一比较，即见高下。在“一支笔”决战里倒下和对国家前途的失望，侍从室的陈布雷不免感到力不从心，万念俱灰，一死以明志。

Sept 18, 2023 - RC

1 张瑞德：《无声的号角——蒋介石的侍从室与战时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12月初版1刷，2018年4月初版2刷，第303页。

2 如上，第303页。

读《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二

Hans Bethe认为

                “Everything before 1932 “the prehistory of nuclear physics, and from 1932 on the history of nuclear physics.” The difference, he said, was the discovery of the neutron.”¹

以前不怎么认为中子的发现对比电子或质子发现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些日子专心读关于核物理的历史才体会到，Hans Bethe说得非常对。因为中子的发现才衍生出后来一系列核物理重大发展。所以人类竟然可以在短短几十年，从20世纪初对原子构造粗浅认识到40年代掌握原子能，这速度可谓惊人。²

在这本书找到了萦绕着心头几个问题的答案。其中关于费米在芝加哥大学成功完成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自持链式反应和受控核能释放里所用的中子源。还有两颗不同原子弹的启动方式和在投放的启动爆炸装置原理。

之前不知道原来英国对曼哈顿计划也有推动作用。还以为这完全是美国政府和科学家主导的秘密计划。当然，也是从这本书了解到玻尔对核子链式反应原理还有原子弹理论也有贡献。书里也有提到德国和日本对铀同位素的研究和原子弹的构想，不过这一些都不是当时政府重点关注项目。局限与自身工业和学术能力，当时德国和日本科学家认为在这么短时间里造出原子弹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当他们知道投下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弹都是原子弹时，他们都惊讶不已。

题外话，也是因为要了解多一点曼哈顿计划，重读费曼的《The Pleasure of Finding Things Out》。当年才20多岁的费曼被派到Oak Ridge, Tennessee。那里拥有几座利用不同技术的铀同位素分离工厂和钚的实验工厂。费曼到Oak Ridge是为了和生产间的工作人员谈论工厂安全问题。当时曼哈顿计划属于国家最高机密，工厂生产人员每个人只能被限制知道本身工作范围里的任务，对整个铀同位素分离计划或是为什么要分离这个化学元素，完全不知情。为了让工厂和工程人员了解他们操作生产铀的安全性质，费曼不惜破例为他们讲解核物理理论。可想而知，听了一番“当代物理”，相比在天才汇聚的Los Alamos是“初级学者”的费曼，在他们眼中简直就是天降之神。³

虽然《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是一本大部头的书，可是读起来好不费气力。这可要归功作者的写作能力，可以有条不紊梳理原子物理发展脉络和当时政治、战争与科学间互相影响。读者可以在一本书里找到原子弹的溯源和其第一次投放的决策与准备过程，其一路的发展、实弹实验和使用，可谓惊心动魄。

Jan 20, 2024 - RC

1 Rhodes, Richard. 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 © 1986 by Rhodes & Rhodes. © 2012 by Rhodes & Rhodes. Simon & Schuster Paperbacks, p. 165

2 就在30年代，卢瑟福、爱因斯坦和玻尔都认为人类很难掌控原子能。Ibid., 228

-          1933年9月，The Times登出卢瑟福在不列颠科学促进会年度会议里的演讲摘要

HOPE OF TRANSFORMING ANY ATOM

What, Lord Rutherford asked in conclusion, were the prospects 20 or 30 years ahead?

High voltages of the order of millions of volts would probably be unnecessary as a means of accelerating the bombarding particles. Transformations might be effected with 30,000 or 70,000 volts…. He believed that we should be able to transform all the elements ultimately.

We might in these processes obtain very much more energy than the proton supplied, but on the average we could not expect to obtain energy in this way. It was a very poor and inefficient way of producing energy, and anyone who looked for a source of power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toms was talking moonshine. Ibid., 27

-          1934年，有人提出关于驾驭原子的能量时，爱因斯坦说：“想用撞击的方法来分裂原子，好比是黑暗中乱枪打鸟。”可是1939年初，当爱因斯坦知道原子可以发生分裂时，3月他被问道关于原子弹作战的可行性，爱因斯坦回答：“目前我们可以让原子分裂，但并不代表能够将释放的能量拿来做实际运用。”，就像为爱因斯坦写传记的作者写道，爱因斯坦很谨慎，没有把话讲得太死：“然而这个课题高度重要，有灵魂得物理学家都会继续探讨下去。”摘录自华特·艾萨克森《爱因斯坦——他的人生，他的宇宙》。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4月6日初版，第446页。EINSTEIN, His Life and Universe © 2007 Walter Isaacson. Simon & Schuster. 

-          1936年1月，玻尔在写给《自然》的文章里，”For still more violent impacts, with particles of energies of about a thousand million volts, we must even be prepared for the collision to lead to an explosion of the whole nucleus. Not only are such energies, of course, at present far beyond the reach of experiments, but it does not need to be stressed that such effects would scarcely bring us any nearer to the solution of the much discussed problem of releasing the nuclear energy for practical purposes. Indeed, the more our knowledge of nuclear reactions advances the remoter this goal seems to become.” Ibid., 227  

3 Feynman, Richard P. The Pleasure of Finding Things Out © 1999 by Carl Feynman and Michelle Feynman. Perseus Books, p. 71 – 76. Edited by Jeffrey Robbins. 

读《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一

因为之前在读关于曼哈顿计划时有很多不甚明白的地方，所以上网买了Richard Rhodes 为纪念出版25周年，2012年版《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

在关于爱荷华州立大学提炼纯铀的贡献，作者只是写了一句，

                More than 6 tons of high-purity uranium metal in the form of 2 ¼-inch cylinders began arriving from Iowa State College at Ames, where one of the Met Lab’s chemistry group leaders, Frank Spedding, had converted a laboratory to backyard mass production.¹

而关于杜邦在曼哈顿计划的角色，就较多篇幅。其中就有提到铁氟龙密封件因其耐腐蚀在Gaseous Diffusion Process里被采用²。当然，在1942年夏天Eugene Wigner对于杜邦为何竟需要花三个月来领会他和他小组设计的工程系统对比其他设计是如何优越而感到生气。³

关于当时汉福德反应堆一开始启动，链式反应功率和科学家当初所设想时不一样。而当时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塞格雷认为是杜邦的工程师预防计划里想到了这种可能性，所以比科学家预算了更多燃料，才不至于让整个工厂不能运作⁴。Richard Rhodes则更清楚点出是John Wheeler预想了这可能发生的问题，所以在工程设计时就建议杜邦增加燃料安全系数，虽然此举延长了施工时间和加重成本，可是如果依照Wigner更节约的设计规格，现在全部三个反应堆就要重建了。⁵

对比核物理发展历史有比较详细叙述，《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在爱荷华州立大学铀提炼和杜邦化学工程设计的贡献描述就显得有点少。基础物理和化学工程相辅相成；二战时只有美国拥有这么多顶尖科学家汇聚、卓越经济和工业能力与军事管理人才，才能及时成功完成不可能任务之曼哈顿计划。曼哈顿计划里和Glenn Seaborg工作的法国化学家Bertrand Goldschmidt在他回忆录里写道，

                “the astonishing American creation in three years, at a cost of two billion dollars, of a formidable array of factories and laboratories – as large as the entire automobile indust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t that date.”⁶

Jan 09, 2024 - RC

1 Rhodes, Richard. 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 © 1986 by Rhodes & Rhodes. © 2012 by Rhodes & Rhodes. Simon & Schuster Paperbacks, p. 435  ；《爱荷华州立大学与曼哈顿计划》

2 ibid., p. 494

3 ibid., p. 498；《杜邦与曼哈顿计划》

4 《杜邦与曼哈顿计划》

5 ibid., p. 559 – 560

6 ibid., p. 605

土地改革

翻阅手上有的书籍，尝试找寻不同世代对于土地改革的想法。

58岁的顾颉刚在1951年3月3日的日记：¹

                浙江崇德，一三等县耳，而枪毙地主至百余人，则全国二千县，所杀者当逾二十万。共产主义本要打倒资本家，无如帝国主义的国家保卫之，打不倒，乃移其祸于我国地主。地主固有恶霸，亦有好人，今乃一网打尽，讵非冤也。

同年5月25日：²

                闻晓舫言，杜叢林（奉符）已自缢死，此治训诂甚有成就者，可惜也。刘藜仙则已堕入卑田院。张凌高、姜蕴刚并以异党分子送学习。方叔轩、罗忠恕并送北京革大学习。解放后四川死者在二百万人以上，除地主外，凡帮会中有力者皆死，乡镇长无一免者。

1951年秋，57岁的吴宓在邮检中被人发现写有“谁怜禹域穷乡遍，易主田庐血染红”和“僧诵佛名行杀戮，麟为仁兽共鸮携”。吴宓被告知这几句忤逆中共土改和镇反的诗句曾被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中宣读，导致吴宓惴惴不安，准备受罚。³

近60岁的顾颉刚和吴宓在民国虽已是大学者，但是相对于其他大学者的幡然醒悟，顾颉刚和吴宓在改朝换代后的初几年却还没有洗心革面，剪掉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的尾巴，紧随党的政策，还在同情十恶不赦的地主。可恨不？

一样的时间。1951年秋，42岁的储安平到江西省进贤县锺陵乡参加土改。后来反右中有进贤农民举报储安平：⁴

                你随中央政协土改团来到我们这里参加土改，成天的板起脸孔对待我们，动不动就发脾气，不采纳我们的意见。为了分田的事，你曾和农民胡结才吵嘴相骂。有一次分配地主的浮财，为了一口脚盆的分配不合你的意，你大发雷霆，拍桌子凶人，样子实在难看，群众见你害怕，背后骂你和强盗一样。你以为自己了不起，旧知识分子架子十足，根本不把我们种田人看在眼里，你和我们之间不仅有高墙，而且有大海隔着。可是你在对敌斗争上，总是缩头缩尾的，没有掌握过一次斗争会场（斗争会总是周尉文同志掌握）。我们在斗争地主，你就在会场旁边看看和溜溜。我们想了一下，你那次来我们这里根本谈不上参加土改，只是看了一遍。看过以后，你的真实感觉怎样，你虽没有说出来，但我们比较了一下，觉得你的立场是大有问题的。

储安平对土地改革运动不满意。就如《储安平传》的作者认为，储安平只敢在天高皇帝远的江西“放肆”，回到北京后仍不敢说什么。

根据手上仅有的资料，找不到另一个顽固知识分子，40岁的陈梦家在1951年有没有参加土改。可是他的妻子，赵萝蕤却在1951年9月中旬参加土改，1952年1月中旬回来⁵。关于陈梦家对土改的想法，就不得而知。不过巫宁坤在回忆录里记载到，1951年间，陈梦家听到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生一听就火了：“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⁶

已经新中国了，可是近耳顺的顾颉刚和吴宓与不惑的储安平和陈梦家头脑还逗留在“自由民国”里，走不出来。相比下，朝气蓬勃的林昭和邵燕祥在炽热的红太阳照耀下，就显得格外青春与美丽。

1951年10月，18岁的邵燕祥参加土改。在他的回忆录里没有什么血腥的场面。刚好区内公审公判大会那一天，邵燕祥没参加，所以没有什么印象。不过就像大多数的青年对中共分土地给予农民的宣传好感下，在两个多月里，邵燕祥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土改任务。讽刺的是，半个世纪后，邵燕祥在回想土改经历时，写道：⁷

                在土改中，群众表现出的政治关注，组织能力，特别是选举中的自觉，深深地教育了我。许多年后我还在想，谁说农民素质低，不能搞民主选举，进而论证要民主为时尚早？

对比邵燕祥，18岁的林昭自1950年5月，一年半时间都投身在土改。她想“去参加土改，更好锻炼并改造自己”。林昭坚定不移执行土改镇反政策，她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写道：⁸

                前些日子在城镇“五一”枪决了十多个人，其中有一个是我负责的街上的汉奸恶霸地主。我从收集资料，组织控诉，直到提请公审，是我也出了一份力送了他的命。枪决后有些人不敢看，我是敢的，我一个个看那些伏法了的敌人，特别是那个恶霸。看到他们这样死了，心里和直接受害的人民一样扬眉吐气。

革命小将林昭自觉“在我心底深处蕴蓄着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同样多的敌人的仇恨”。仇恨让这些青年对暴行能视若无睹，更加认为肉体消灭这些敌人都是应该的。多年后，林昭作为人民公敌在牢狱里反思自己在土改期间“身上还不多少溅了血吗？”⁹

中共知道年轻人最容易被煽动，能把伟大光荣正确独夫讲的荒唐话入脑入心入魂，党指挥哪里，就打哪里。陈梦家、储安平、吴宓和顾颉刚在最初还能持有些许民国以来的头脑，可是到最后都不得已俯伏在暴君脚下，这就是社会边缘人最想得到的知识人对他的膜拜。

Aug 03, 2023 - RC

1 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的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3月初版，2014年7月初版第2刷，第72页。

2 如上，第73页。

3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6年7月香港第1版，第347页

4 韩戍：《储安平传》。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初版，第318 – 319页。转引自《对农民大发雷霆，斗地主躲躲闪闪，储安平在土改中就露出反动立场，江西省进贤县锺陵乡农民给储安平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57年6月25日。

5 子仪撰：《陈梦家先生编年事辑》。中华书局出版，2021年6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第321页，第337页。

6 巫宁坤：《一滴泪——从肃反到文革的回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5月10日初版1刷，2012年4月10日初版3刷，第25页。

7 邵燕祥：《别了，毛泽东——回忆与思考 1945 - 1958》.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2007年出版，第170页。

8 连曦：《血书——林昭的信仰、抗争与殉道之旅》。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8月初版一刷，第79页。林昭致陆震华，1951年5月25日。

9 如上，第82页。林昭致母亲的信，1968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