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与和

之前读《国防论》谈到无论战打到怎么样，就是不可以和日本谈和。

朱云影1940年3月脱稿的《日本必败论》¹，作者把日本军事、经济、政治、社会形势、国际和中国抗战形势得出结论，日本看似强大，其实内外交困，只要中国坚持下去就能取得最后胜利。这本书不是那些典型抗战八股文章，作者运用大量数据来证明当时日本对中战争根本是自取灭亡，不是像当时人们以为一样，中国经过了3年抗战已无以为继，没有希望了。相对比，同年汪精卫成立南京政府，宣传“和平”是唯一出路，对日战争是死路一条。

现在读着这本80年前出版的书，不能不对作者留日间用心搜集资料佩服，只是好奇他在被遣返中国时如何避开搜查？

也因为《日本必败论》去翻读《和比战难？——八年抗战的暗流》。才知道原来朱家骅曾经负责情报任务，想不到学者身份的他竟也能主导间谍活动。也是因为这本书对戴笠的印象大为改善，军统烈士抗日牺牲生命，远不是中共还是那些“进步知识分子”宣传的阴险卑鄙特务。

1938年12月9日，蒋介石在一个高层会议对汪精卫等人说明，只有日本恢复七七事变之前的状态，要不然不用和谈，坚持他的抗日决心。蒋介石在当日日记写道，²

                下午，与党政各同志谈话，指示以后对倭方针，言明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亡我；并明告其只要我政府不与言和，则我政府即使失败，国家必可因此复兴。况政府至今决无失败之理，且革命政府只在主义成功，而不怕一时失败也。

汪精卫等人只看到重庆政府已没有持续抗战能力。对他们来说，和平是唯一能救中国之途，不能劝服蒋介石，对前途悲观加上不甘屈人之下，那么只能另起灶炉，自寻出路。

在内，蒋介石除了面对来自于同僚对和谈渴望还有一些地方势力对日本暧昧的立场。可以想象，如果云南龙云跟着汪精卫一起“和平活动”，重庆政府门户大开，抗战可能也“苦撑”不到3年。

在外，从最初的德国到后来的英国甚至美国都曾试探逼迫中日和谈。如果没有蒋介石“顽固至死”的抗日决心或对日谈和条件，中国只能做日本的奴隶，日本也能抽出大量兵力北进和南进了。

经过2年多的抗战，1940年初的中国经济面临崩溃危机，战事不利，不知道这本《日本必败论》有没有为当时的士气带来什么影响？当时人读了这本书不知道对日抗战有没有增加信心？

就像1937年《国防论》初版扉页，蒋百里写³

                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鼓励中国相信抗日是最终能取得胜利的。

Aug 31, 2021 – RC

1 朱云影：《日本必败论》。兰台出版社，2015年8月初版。

2 邵铭煌：《和比战难？——八年抗战的暗流》。2017年9月3日初版1刷，第373页。

3 蒋百里：《国防论——“战”与“不战”的经典论述》。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10月香港第1版第1次印刷，扉页。

战与不战

之前对蒋百里的印象逗留在10，11岁读的课外书，《中华伟人故事》。

 

这本姐姐送的书里有则故事是说蒋百里在民国24年经过新加坡时，英国总督特别邀请他参观港口正在构筑的防御工事。蒋百里巡视了一回后，认为防御工程非常坚固，可是如果敌人是从陆路而来，这些军事工事有什么用呢？果不其然，后来日军是从马来半岛攻进新加坡。就是这样，对蒋百里印象非常深刻，很久以后还记得他的军事战略眼光。¹

虽然对军事兵法没有研究，可是最近读了《国防论》，蒋百里在30年代的军事战略描述可谓前瞻，他都能掌握很多当时列强的军事发展现况。在书中他也谈到关于在意大利考察的一些心得。抗战前和抗战初，中国接受德国军事援助最多，为了强军对抗日本，当时很多人对德国和意大利军事还是政治制度都是认同，因而蒋百里对墨索里尼有如此描述，

                古罗马的英雄主义，前面已经说过，就是舍己为群，而墨索里尼则是发挥这种主义而且更进一步的英雄，他担负的牺牲，不是杀身成仁的那种，而是坚苦卓绝的奋斗，鞠躬尽瘁的服务，要知道长久的服务群众，比较一时的慷慨杀身，更为艰难，也是更进一步。²

当年美国奉行孤立主义而且与日本商业利益远远高于中国。英法只是关心他们在亚洲殖民地或是长江流域和中国西南利益。只有德国愿意帮助中国，所以对于德国盟友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精神能够在意大利带来成功，复兴意大利荣光，蒋百里认为这是罗马人的传统精神在发生作用³。当然，我们现在看来很可笑。

另外，1938年8月，就在中国失去上海、南京和徐州，也在武汉会战之际，蒋百里在汉口写说去年11月11日，他在柏林郊外迷路的一段奇异故事。夜黑心慌之下，他敲门问路，一位老翁开门，交谈下来这位老翁的东方知识竟比蒋百里来得高明。临走前，老翁郑重告诉蒋百里：

                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⁴

读到这里，不胜感慨！

Aug 26, 2021 – RC

1 《中华伟人故事》。皇鼎文化出版有限公司，中华民国73年7月出版，第58页。

2 蒋百里：《国防论——“战”与“不战”的经典论述》。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10月香港第1版第1次印刷，第217页。

3 如上，第217页。

4 如上，第285页。

抗战大战略

终于定下心来读《重探抗战史（一）——从抗日大战略的形成到武汉会战（1931 – 1938）》。这本书简洁和流畅的书写让读者很快就能被带入全面抗战爆发前的中国和日本，各自如何准备和应付对方，甚至对卢沟桥事变、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都有新的解释。

其中最大的新颖观点是作者在最新披露的资料里发现，在很早以前蒋介石就已经布署大后方战略以应对未来的持久战，是蒋介石要以空间换时间来打赢中日战争。其中以前很多学者认为蒋介石让中共流窜西南是为了要私欲，趁机伸手进去中央未能控制的地盘，典型的叙述就如以下，

                在战略设计上，应在西面预置兵力。防范共军向西突围；应该把红军向东或南方压迫，再把他们推向海里，这正是蒋介石战略上的基本错误。……¹

     西南各省平素对蒋介石怀有二心。蒋想藉共军“西窜”，借当地的势力剿灭共军，中央军只在共军的后面跟进，作为“监军”者，蒋介石的“一石二鸟”手段，不光藉中共来耗抵销各省军阀的实力，也使得中央军以追击共军的名义，名正言顺的进入，其实他的西洋镜早被穿了。蒋介石因为私心自用，犯了严重的错误，坐失了追剿的先机。²

郭廷以在70年代就提出“有谓国军原拟压迫红军东退福建，于濒海地区加以消灭，以东路军猛力推进，红军不得不铤而西走。其实西走为红军既定的计划，东退无异绝路。”³

《重探抗战史》认为蒋介石早在1933年就开始寻找抗战根据地，首先想到是西北或西南。到1934年就比较考虑四川了。在1934年12月29日的日记写下，⁴

                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

1935年7月，蒋介石对军事将领说明他对未来抗日战略得规划：“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为主要线，以洛阳、襄樊、荆宣、常德为最后之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⁵

除了对大战略得描述，这本书认为淞沪会战是蒋介石对之前以空间换时间战略思想的履行；中国主动挑起，而且早已有准备，把日方主力由华北拉来华东。引用很多资料来叙述蒋介石对淞沪会战在大战略安排的重要角色。

最后，这本书也提到藤县保卫战为台儿庄争取了宝贵的5天时间（孙连仲第2集团军就是在这5天里从河南赶到的。）⁶。可是也有学者认为这惨烈抵抗对大局影响不大。在手上有限书籍里找不到更多的资料，留待以后再探讨。⁷

Aug 11, 2021 - RC

1 王逸之：《五次围剿——国军五次围剿红军战役始末》。苍璧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10月初版，2016年6月初版三刷，第215  页。

2 如上，第 216 页。

3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5月第1版，1999年5月第1次印刷，第625页。

4 郭岱君主编：《重探抗战史（一）——从抗日大战略的形成到武汉会战（1931 – 1938）》。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5年10月初版，第173 – 175 页。

5 如上，第176页。郑浪平就认为“在蒋介石日记中，曾多次记载，在面临日本节节进逼得压力下，国民政府得力量，迟迟无法进入大西南，而建立抗战所必须得战略后方基地，常让他半夜都无法入睡。”。引自《中国之怒吼——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时英出版社，2005年5月初版，第284页。

6 如上，第418也。

7 苏圣雄：《战争中的军事委员会——蒋中正的参谋组织与中日徐州会战》。元华文创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2月初版，第161页。

大日本帝国的安全感

很多人以为日本在维新运动后才有所谓的“帝国”概念。其实在古代日本天皇为了维系他在国内地位和加强所谓的民族认同感，就“幻想”着对朝鲜有藩属关系和对中国有平等地位。¹

到了19世纪末，日本政府元老，山县有朋提出了“主权线”和“利益线”。“主权线”就是日本本土，“利益线”就是与日本安全密切相关邻接地域，具体来说，就是朝鲜²，保护“主权线“和”利益线“对日本安全攸关重要。

当然，最后发生甲午战争，魂萦梦牵的朝鲜终于纳入帝国。可惜惶惶终日，嚷嚷日本帝国的人已有了一个大半岛还是没有安全感。只有垂涎中国东北（日本所谓的满洲），原来这才是属于大和民族的地方。

所以就有了后来的“满洲人不是中国人”、“满洲自古并非中国领土”等等宣传³，搞得后来傅斯年跳出来写了一部《东北史纲》反驳日本谬论。这些“极度没有安全感”宣传其中就有，

                宣称“满蒙”同日本的特殊关系。是日本的生命线。如前满铁副总裁、政友会议员松岡洋右在1931年春发表的《动荡之满蒙》的小册子中说“今日满蒙之地位，对我国说来，不仅在国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对国民经济也是不可缺少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来看，不仅在我国国防上，就是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我国要牢固地确保和死守这条生命线，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同样，当时任关东军参谋的板桓征四郎，在制造这种侵华舆论方面也十分活跃。1931年3月，他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所作的题为《从军事上所见之满蒙》的讲演中声称，“满蒙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具有很深的特殊关系”，在这里，形成了帝国的第一线”，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需之地区”。

     而当时任关东军司令官的菱刈隆在同年5月29日的一次军事会议上更是公开宣称：“惟满蒙之地，与帝国之国防及帝国之生存，具有很深的特殊关系，不可以单纯之经济观点视之，此乃无需赘述者。”“对满蒙问题做根本性的解决，实乃完成帝国崇高使命的第一步。”此外，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于同年8月4日在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也称：“满蒙地区在国防上、政治上、并将在经济上同帝国的生存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⁴

摘录这么长一段，可见日本多么没有安全感，要有一个东北加上蒙古才能安枕无忧。当然，后来918事变，一口吞了整个东北。可惜真有了东北还是没有安全感。所以在1935年，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所谓的“广田三原则”：要求中国停止抗日、承认满洲国、承认日本在华北的权益等⁵。同年，殷汝耕在日本扶持下，宣布脱离国民政府，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区”，为华北特殊化开始⁶。

想当然尔，有了东北和“冀东”，还是没有安全感。就是要定更大块地域才能实在。贪得无厌下结果就爆发了全面抗战。

1937年11月3日，就在战事正炽热时，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一）内蒙设立自治政府；（二）华北沿满洲国边界至平津以南一带，设立非武装区；（三）扩大上海非武装区，并由国际警察管率；（七）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谈不拢后的12月26日（南京已沦陷），日本再提出议和条件。（一）中国应抛弃联共、反日、反满政策，并与日、满合作实行反共政策；（二）在必要区域内设立非武装区，并成立特殊政权；（三）日、满、中缔结密切经济合作之协定；（四）中国对日本为必要之赔偿。此外，还口头补充（一）蒋介石派代表到日本指定地点为和平商议；（二）和平商谈期间，军事行动必须继续。⁷

所谓的议和只是配合战事，日本真以为国民政府会签下如此屈辱和平条约？

历史不断在重复。不同只是在于主角。侵略者无论再有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还是假扮成楚楚可怜，一副自己才是受害者的形象，也不能掩饰残暴和战犯嘴脸。

March 10, 2022 - RC

1 郭岱君主编：《重探抗战史（一）——从抗日大战略的形成到武汉会战（1931 – 1938）》。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5年10月初版，第18 – 21页。

2 如上，第27 – 28页。

3 郑浪平：《中国之怒吼——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时英出版社，2005年5月初版，第88页。

4 汤重南  汪淼  强国  韩文娟主编：《日本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9月第2版，第502页。

5 何世同：《艰苦卓绝——国民革命军抗日战史（一九三七——一九四五）》，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5月初版，第69页。

6 如上，第75页。

7 邵铭煌：《和比战难？——八年抗战的暗流》。2017年9月3日初版1刷，第49 – 54页。

 

本来没有心思写这篇短文，不知为什么今早冲动有了很多构思就在下午匆匆提笔到晚上完成。这也要感谢一位心系世界局势，国际战略纵横关系学术界出身的朋友刺激，因为他的新闻分享，能对时局有最新了解。只可惜他家有大小和日常工作拖累，要不然就是一位出色的时事评论家。可惜啊！

读《早期中国社会和文化史概论》

因为《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而认识李峰。对他以渊博的考古认识和在历史事件描述时配以清晰明了的地图地理形势，赞叹不已。所以知道出版了他另一本关于中国早期历史的著作，《早期中国社会和文化史概论》，赶快就上网买了下来。

在这本面对西方读者的书，他以一贯的写作手法；大量的考古发现加上西方汉学家或是华人学者的英文著作为我们整理简单叙述早期中国到汉末的历史文化和思想。不由得不佩服作者似乎很轻松可以信手拈来很多地下挖掘出来的文物加以厘清传世文献中论述。因为这本书主要是高年级大学生、研究生和非专业人士的入门书，所以书中很多文章对当中历史有一定认识的读者来说都是老生常谈，可是如何在有限的篇幅里浓缩千年历史，还是不容易。非常愉悦地读完这本书，这要感谢译者高深功力，如没有如此流畅的译文，这本书就要大打折扣了。

可能李峰专业不是在汉代历史，所以他讲到王莽新朝覆灭的原因时就引述毕汉思对王莽败亡的观点；

                王莽统治的末期，黄河几次决口，造成大量人民死亡。同时干旱和蝗灾也在蔓延，从豫东鲁西开始，很快地遍及中原各地，乃至侵入西方的渭水流域。¹

李峰认为王莽政权从一开始就面临合法性的问题，所以后来的天灾促成新朝的覆灭。其实余英时在1956年和1979年增订撰写的《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王莽亡于黄河改道说〉质疑》²已经运用了大量证据来说明，所谓的黄河水灾在王莽末期不是特别严重，在极端干旱和严重蝗灾面前根本不足比较，所以水灾不是造成新朝灭亡的“最根本”原因。只是好奇，为什么李峰没有采取余英时的说法。

June 22, 2021 - RC

1 李峰著  刘晓霞译：《早期中国社会和文化史概论》。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0年1月初版，2020年7月初版2刷，第340页。Li Feng, Early China: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New Approaches to Asian History Book 1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Bielenstein, Hans. The Restoration of the Han Dynasty. Stockholm: Elanders Boktrycheri Aktiebolag, 1953. 154 - 156

2 余英时：《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8月初版，2014年7月初版第10刷，第185 – 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