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的御笔

可能本着了解之同情，伊沛霞和方诚峰在对宋徽宗的御笔没有太过苛刻的谴责。《宋徽宗》里认为，

徽宗愿意为各种目的拿起御笔，倒也容易理解：有时是为了让他喜欢的某个人高兴，有时是为避开他无法控制的官僚程序，有时甚至是为了直接迎合官员与臣民的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诏书涉及范围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不拘一格。对徽宗而言，御笔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工具，不能闲置太长时间。¹

而在《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里，更加“同情”当年的宋徽宗，

当时摆在徽宗朝面前的既有明令颁行体系，非常强调由君主“私”意向朝廷“公”令的转化，这是君主之明令合法化的必然过程。既然如此，全面突破、违背既有的权力制约体制并非明智之举；在此基础上，如何在命令颁行中突出皇帝个人就是一个难题。徽宗朝另辟蹊径，以内批、手诏这两种王朝政治生活中常见的文书为介质，在既有运行程序的基础上，突出政令颁行中的“御笔”形象，从而塑造了君主自身与整个王朝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御笔名目改变的不是皇帝命令的颁行实质，而是外在面貌。这主要是一种政治姿态的表达，强调徽宗自己与所谓“圣治”或曰“盛世”之间的联系，而不是要万机独断、主威独运。²

这里看出两位作者对于为何宋徽宗“滥用”御笔有很不同于其他学者的解释。

《宋代政治文化史论》里对御笔就有着很“传统”的评论，

徽宗时期皇权恶性膨胀，其根本原因固然在于皇帝专制制度本身，但也与下面两项祖宗家法被抛弃有关。

其一，堵塞言路。……

其二，御笔行事。前面讲到宋代自有其决策程序，但在徽宗时期，御笔手诏颇为盛行，这套程序破坏殆尽。所谓御笔手诏，即不经中书省商议，不由中书舍人起草，不交门下省审复，由皇帝在宫中决断，并亲笔书写，或由宫中人代笔，直接交付有关机构执行。……御笔行事实属徽宗“首创”，是皇权的膨胀与滥用的体现。……朝政日益腐败，以致不可收拾。³

《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里就说

从理论上讲，“御笔”制度应该是专制独裁制度发展到登封造极之时的表现，但在宋徽宗统治时期，“御笔”制度却是专制独裁的一种病态反映。⁴

《“祖宗之法”与官僚政治制度——宋》里如此写道，

宋朝皇帝拥有最终决策权力，不仅“躬决”大政方针，对于政务、军务、财计之事亦均有较多的直接干预。……但是，皇帝的指令，原则上须经由二府，以“敕牒”方式颁布施行。直接自宫内颁出的皇帝批示（即所谓“内降指挥”），被认为是“灭裂纪纲”的源头，经常受到臣僚的批评与抵制。……北宋中期以后，内降指挥御笔手诏大行其道，成为帝王乃至权臣推行个人意志的便利途径。⁵

这些都是因为在宋代，“政令的形成要经过以下几道程序：先由皇帝与宰相及执政大臣“平章”即商议，宰执大臣有权反对；再将“词头”即要点交由中书舍人起草，中书舍人有权封还；再将草稿交由给事中审议，给事中有权缴驳；政令经皇帝“画可”即批准公布之后，台谏以至有关官员有权论列。”⁶

有敢违抗御笔的，在政和三年，命“凡应承受御笔官府，稽滞一时杖一百，一日徙二年，二日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三日以大不恭论”。至政和八年四月，又补充了御笔行下之限：“急速者，当日行下，遇夜收到，限次日午时前；非急速者，限一日。”⁷

如此严刑峻法来钳制对御笔的反对意见，试问宋徽宗政治如何能不糜烂？

其中之一后果就是宋人北使返回之时说，

是行回程，见虏中已转粮发兵，接迹而来，移驻南边，而汉儿亦累累详言其将入寇。是时，行人旦暮忧虏有质留之患，偶幸生还。既回阙，以前此有御笔指挥：“敢妄言边事者流三千里，罚钱三千贯，不以赦荫减。”由是无敢言者。……⁸

到头来，这个没有遵从祖宗之法而滥用御笔的享乐皇帝，自食其果，覆灭了自己的国家。我们可以说宋徽宗是个天才艺术家，可是如果说他知道自己为一位皇帝的责任，那真的有点历史矫情了。《宋徽宗》认为他（宋徽宗）并没有表现得玩忽职守，也从来没有取消过视朝或不看疏奏⁹。那明朝嘉靖帝也可以算是一个负责任的皇帝吗？

最后不知是不是开玩笑，伊沛霞还认为

皇帝被留在皇宫内，从而限制了与军事将领及军队进行接触，这也是使皇帝在位期间更关注人文与文化职能的一种方式。如果徽宗能够经常出巡，检阅军队，并与前线将领交谈，也许他对如何与女真人的统治者阿骨打谈判就会有更好的直觉，对应该把什么样的任务放心地交给哪些将领，也会有更好的判断。¹⁰

这些论述是为宋徽宗造成北宋灭国开脱呢？还是真的了解之同情？ 那跟着哥哥打战的宋太宗就不会让杨业遗恨了。

也许王夫之对这嬉戏玩乐宋徽宗评论最贴切，

……花鸟、图画、钟鼎、竹石、步虚、受箓、倡门、酒肆，固戏也；开熙河、攻交趾、延女真、灭契丹、策勋饮至、献俘肆赦。亦莫非戏也。如是而欲缓败亡之祸，庸可得乎？¹¹

Sept 17, 2019 - TAD

1 伊沛霞：《宋徽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18年8月第1版，2019年1月第3次印刷，第111页。Patricia Buckley Ebrey, Emperor Huizong, 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 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2016年1月6月第2次印刷，第187页。

3 张邦炜：《宋代政治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年10月第1版，第186 – 187 页。

4 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02年1月第1版，第263页。

5 吴宗国 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第248 – 249页。邓小南：《“祖宗之法”与官僚政治制度——宋》。

6 张书，第11页。

7 方书，第178页。

8 赵永春 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商务印书馆出版，2017年6月第1版，第247页。（北宋）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第223页。读自罗家祥的《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第272页。

9 伊书，第293页。

10 伊书，第443 – 444页。

11 （清）王夫之  刘韶军译注：《宋论》。中华书局，2013年4月北京第版，2017年6月北京第4次印刷，第560页。

北狩路线

2014年曾经绘过宋徽宗被掳到金国的路线。最近在读Patricia Buckley Ebrey伊沛霞的《宋徽宗》，里头也有如此插图。可是她绘的路线和5年前的〈天堂地狱〉，有点不一样。

《宋徽宗》里的路线图和上京

《宋徽宗》里的上京应该是标注在内蒙古巴林左旗南¹，这和游彪的《北宋衰亡记》一样²。可是一直以来认知是金太宗时的上京应该是在黑龙江江阿城。

陶晋生在《女真史论》里写道，

金初的都城上京（今阿城县）位于阿什河畔，而金的国号源于阿什河的原名“按出虎”，女真语的意义是“金”。³

上京附近的女真皇帝的宗庙，最早在1122年建立，就是辽末帝和宋徽、钦二帝于1125和1128年所见的太庙。⁴

赵永春在《宋俘记》也是注释上京为黑龙江江阿城。⁵

傅海波也是说

完颜部的故乡位于按出虎水河畔（今阿拉楚喀河，位于哈尔滨以东，系松花江南部支流之一）。此地多年来一直是女真的政治中心，后来又成为他们的国都（即上京，坐落于今哈尔滨东南的阿城附近）所在地。⁶

如果《宋徽宗》再版，希望能改正这错误。

Sept 05, 2019 - ESGO

1 伊沛霞：《宋徽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18年8月第1版，2019年1月第3次印刷，第413页。Patricia Buckley Ebrey, Emperor Huizong, 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 游彪：《北宋衰亡记》。麦田出版，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11月初版一刷，第230页。

3 陶晋生：《女真史论》。稻乡出版社，中华民国92年11月初版，中华民国99年9月再版，第18页。

4 如上，第42页。

5 赵永春 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商务印书馆出版，2017年6月第1版，第247页。（金）可恭：〈宋俘记〉。

6 （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史卫民等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 – 136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2006年12月第2次印刷，第230页。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6,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7 – 136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词人为线人

几年前有一位朋友问，有什么可以举例中共在夺取政权前后对读书人的口是心非，存心坑骗一众知识分子？非常惭愧的是，虽然这几年来都在收集和阅读有关书籍，可是就是觉得还不是时候写出一篇文章来。没别的原因，只是认为读的书还不多，还有很多资料还没有整理出来。

就在专心阅读相关书籍中，戴晴的《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里她叙述了张东荪在1964暮春写了封信和6月3日写了首词给老友龙榆生。而后就没有笔墨往来¹。在注释里，戴晴说龙榆生虽因和陈毅有师生之谊，也曾是毛泽东风雅消闲时候的座上客，可喜他并未以此患上政治敏感病，一直是张东荪被抛出世的淳厚友人。²

可是在余英时为康正果《我的反动自述》里的序写道，右派龙榆生在“丧失原有社会地位，朋辈往还遂稀”³，于1961年被“摘帽”是有交换条件的。

        即答应暗中为公安机关“做某对象的侦察工作”。不用说，所谓“某对象”一定是他平时交往很密切的朋友，否则这个“任务”不可能落在他的身上。……我们不难推断，龙沐勋（龙榆生）的“对象”必然是一位很有学术地位的人物，极可能是他的词友。把一位高雅的词家逼成一个“卖友求荣”的公安机关的“线人”，试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⁴

这就联想到不知张东荪是否也在这位“被抛出世的淳厚友人”的线网当中。而张东荪也万万不能想到他的词友现已是公安机关的“线人”，可能还认为老友对他没有“敏感”，雪中送炭。

其实这些卑贱招数在中共还没夺取政权时已经在用了。抗战的40年代初，因为对萧军的怀疑和所谓的“抢救”，中共派了一个青年干部，装扮成从其他根据地来到延安，借萧军喜欢京剧，而这位“线人”会拉京胡，交上了朋友。⁵这个“线人”出卖了萧军对他的信任，将所了解的报告领导。幸好萧军也没对“线人”说了什么严重“反党反革命言论”，要不就成了王实味第二。

可见活在毛共极权下的知识人，就连沉默的权利也没有。

July 07, 2019 - PSKC

1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2次印刷，第492 – 493页。

2 同上，第514页。

3 康正果：《我的反动自述》。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7月初版，2005年5月第2版，第X页。

4 同上，第XII - XIII页

5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2002年第1次重印，2014年第17次重印，第457页。

新疆的白银

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的《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里对清朝与新疆的历史关系有很仔细的叙述。虽然对这一段历史不是非常清楚，可是因这些日子以来对中国与边疆的历史（尤其是李氏朝鲜）有着很深兴趣，所以在两年前买了这本书。

在关于新疆的财政问题上，作者认为白银输入新疆有可能导致内地银两市场价格的上涨。

                无疑，相对鸦片输入，从1760年左右开始的协饷拨解更能从年代的角度与已被证实的铜钱贬值趋势相吻合。中国北部的银铜比价曲线表明，白银价格长期上升的趋势始于18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白银对铜币比价的不断上涨在1760年左右更为剧烈，到乾隆末年（1795年）时仍在持续上升。这种年代的契合表明，拨解新疆的协饷也许影响到了内地的银价。¹

因为这段叙述与之前的短文〈读《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有些联系，所以又找回相关书籍，厘清这一段历史。

清朝的银钱比价（1644-1911）

清朝的银钱比价（1644-1911）

在这清朝的银钱比价（1644-1911）的表里²，没有1750 – 1760的讯息。不过1790 – 1795，或到1800年，银钱比价是有到1,080 – 1,070之间，也不算是个剧烈的变动。反而1765 – 1785年间都在1,000文以下。

清朝白银流入与外流估计总值

而在清朝白银流入与外流估计总值的表里³，1752 – 1800年间，105万银元流入中国，这是不是能解释就算大量白银输入新疆，也没有导致内地银两市场价格的上涨？

清朝中叶以前银、钱市场比价

在全汉昇的《美洲白银与18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⁴，银钱比价在18世纪末叶以前，银钱比价多半都在1,000文以下。乾隆末年开始，每两银在市场上却换到1,000文以上⁵，可是也不算是什么剧烈的上涨。

所以米华健的推测，从内地省份运往新疆的协饷是银价长期上涨的因素之一，这还是值得讨论。

题外话，因为米华健这本书，读了余英时的《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的研究》。其中作者引述了《汉书》里有关于西汉时期中国海上贸易最重要的记录。这段话里有很多地名，其中之一是“皮宗”。

……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⁶

作者写“皮宗”现称普罗皮姗（Pulaw Pisan）。其实这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Pulau Pisang。上个月，到笨珍拜访一个客户，问起她有到过这个小岛吗？她说那里是新加坡管理，以前很幸运到那里的灯塔爬山，可是后来被管理人员赶走就再也没有去过了。只是，不知道现在还可以去吗？

July 06, 2019 - PSKC

1 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 贾建飞 译：《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7页。(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 – 1864.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 林满红，詹庆华等译，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11月，第76页。(China Upside Down: Currency, Society, and Ideologies, 1808 – 1856,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2006)

3 同上，第85页。

4 全汉昇：《中国经济史丛》（二）中华书局，2012年6月北京第1版，第545页。

5 同上，第546页。

6 余英时，邬文玲等译：《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的研究》。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6月初版第2刷，第163页。(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

读《帝国暮色》

之前对鸦片战争的了解局限于英国蓄谋已久，执意要用战争来打开对中国的贸易大门。可是《帝国暮色》认为英国政府，尤其是是巴麦尊这位印象中所谓好战的外交大臣，可是不情愿和中国开战，也不支持那些英国鸦片商在中国的走私。

而义律（Charles Elliot）也没和以前看过的中文书籍里描述一样，是个好战侵略份子。相反的，来中国之前，义律在盖亚那从事奴隶保护官，他认为非把奴隶制度废除不可。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推想义律在接任对华商务监督后，他是以“修好的心态”对待中国政府¹。作者认为“义律厌恶英国人搞鸦片走私，但他最在意的事还是确保英国子民在中国平安无事和茶叶贸易不中断，为了尽忠职守，良心不安就只能摆在一旁。”²

为了让降低可能发生冲突的机会，义律希望中国能将鸦片合法化。可是巴麦尊恰恰就不愿意介入英国商人在中国从事非法贸易活动中。巴麦尊对义律说：“女王陛下的政府不能为了让英国子民得以违反其贸易对象国的法律而出手干预。”，“因此，这类人因为中国更有效执行这方面法律而蒙受的任何损失，都是他们咎由自取，必须自行承担。”³英国政府不愿和这些走私贩子站在一起。

巴麦尊和义律都不支持鸦片走私，这就和印象中的认知有很大的差距。而就在清廷搜捕中国鸦片贩子时，义律警告这些英国鸦片商，要他们离开广州周边地区，如果不离开就会亲自将对方交给中国人处置。义律还对他们说“如果中国政府认为扣押及没收前述鸦片合情合理，女王陛下的政府绝不会干预。”更甚的是，义律还写信给广东巡抚，表示自己绝对支持当地官府打击鸦片走私。⁴

之后林则徐的到来，以他强硬手段大力取缔鸦片，事件也峰回路转，把义律推向他与不耻的鸦片商在一起。义律被夹在顺从林则徐与维护英商的人身安全之间。义律被要求上缴几万箱的鸦片，没鸦片，不放人。困在商馆里的义律愤怒不堪，被林则徐鄙视，也被当地的英文报纸指责他帮着中国人欺负他自己的同胞。之后的义律就和我们知道的一样，紧急要求英国政府派遣军队来惩罚这种种“不合理的暴力”。⁵这后来的一切就是所谓的“鸦片战争”。

事后诸葛来说，当时在历史和天朝局限下的林则徐有更好的办法和手段吗？在道光皇帝殷殷期盼下，背负着要毕其功于一役的林则徐能有什么更“人道主义”的处理方法吗？

                鸦片战争并非英国针对中国所制定之长期帝国扩张计划的一部分，而是让英国突然背离了数十年来、甚至数百年来大抵和平且恭敬的惯例。鸦片战争也非肇因于什么不可避免的文明冲突。……但如果当时义律未因恐慌而乱了阵脚，导致对林则徐的威胁反应过当；如果林则徐当时更乐于与义律合作，而非与义律对抗；如果他们基于共同利益而联手控管英国的鸦片走私者；又或者如果1840年4月10日凌晨，只要有5名下议院议员在表决时投下反对票——我们现在回顾的，或许会是大不相同的教训。⁶

Oct 24, 2019 - ESGO

1 史蒂芬·普拉特 Stephen R. Platt（裴士锋）：《帝国暮色：鸦片战争与中国最后盛世的终结》。卫城出版，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12月。第331页。Imperial Twilight: The Opium War and the End of China’s Last Golden Age. 2018 by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

2 如上，第339页。

3 如上，第340页。

4 如上，第355页。

5 如上，第372 – 373页。

6 如上，第4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