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藩镇，二

以前只对河朔藩镇有些了解，可对江淮藩镇历史不甚明白。也不知道原来《五牛图》的韩滉还是个雄藩也是个权相。他在镇海军时对德宗朝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确保粮运的安全，源源供给京城粮食。李碧妍认为“若没有镇海军的支持，不仅平藩战役无法持续，就是唐廷的生存在当时都无法保障”。¹

李碧妍也对江淮后来的土豪崛起做出解释，也很好带出后来十国的杨行密以及钱镠，曾经的“盐贼”、乡里武装首领发家的土豪。

另外一个对藩镇历史的误解就是，德宗对平藩无能和在几次叛乱中昏庸表现，都对这皇帝没有什么好印象。尤其是陆贽的《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更是让我们知道这贪财皇帝如何在慌乱中还牵挂着他的私人财宝。

但是在李书，作者很详细为我们描述德宗如何在他的能力最大范围里控制藩镇和确保帝国的财政健全。德宗在韩滉死后对镇海军的处理，可以看得出德宗不是对藩镇无可奈何也不是采取一种放任的态度。

                现在研究中唐历史的学者，大都已经不会再说德宗的削藩战争是彻底的失败，以及德宗在贞元年间对藩镇实行的是全然的姑息政策，并且因此质疑德宗的执政能力了。²

就如剑桥中国隋唐史里说的，

                当恢复中央权力的奠基人宪宗在805年登上皇位时，宪宗的的确确发现，他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所需要的制度手段以及财政、军事资源基本上已经具备，这应归功于德宗不事声张和坚持不懈的努力。³

所以这一些就和印象中的德宗很不一样。

另外从《剑桥隋唐史》里知道我们现在还是对藩镇和当地人民之间关系缺乏了解⁴，而我们对藩镇地区的社会史也是粗浅的⁵。而仇鹿鸣也认同《剑桥隋唐史》里所说的，很难在文献里找到藩镇是否获得本地吏民支持的证据⁶。这也很好奇，也因在仇书序言，陈尚君提到的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董生后来不知有没有找到他的伯乐，那里的生活文化到底是不是和长安很不一样了？只可惜，韩愈后来出使河北，没有告诉我们那里官民间的关系如何。

April 02, 2020 - PSKC

1 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2017年10月第5次印刷，第467页。

2 如上，第483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崔瑞德（编），C.A. 彼得森《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唐、晚唐的宫廷和地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2006年12月第2次印刷，第469页。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3, Sui and T’ang China, 589 – 906, Part 1 edited by Denis Twitchett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4 如上，第475页。

5 如上，迈克尔·多尔比〈晚唐的宫廷政治〉，第534页。

6 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第1版，2019年3月第2次印刷，第334页。

唐代藩镇，一

最近因为想要知道多一些北宋与燕云之间的关系，所以对五代史很有兴趣。可是如果想要了解五代割据的渊源，就要彻底明白唐代藩镇历史。如果再追溯源头，就不得不对安史之乱的来龙去脉做一个梳理。

为此又是翻读一遍书厨里有关安史之乱和藩镇历史。发现年轻史家对藩镇和安史之乱的解释已和印象中的观念不同了。钱穆就认为，

藩镇政权下社会经济的破产、……藩镇政权下社会文化水准之降低……藩镇跋扈，另一个影响，朝廷亦不得不竭财养兵。¹

钱穆认为“后人尚以为藩镇可为唐室捍御外患，却忘了他的代价”。²

在李碧妍的《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里，作者对藩镇的形成和演变叙述，是看过所有的有关的书籍里，最完整和最清晰的一本。除此，里头的地图插图也对读者带来方便，就如他也认同李峰的《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里对地理环境与历史研究间的联系。只不过，如果有像李峰的书一样，更多的地形图，那就更完美了。

读李书，也好像在读侦探推理，作者充分利用古籍排比解释和现代历史研究成果，完整呈现安史之乱和藩镇里各个不同政权之间发展。其中一个精彩段落就是永王东行与李白心理状态，可说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例了。

李碧妍对于河朔三镇里的幽州为何在唐廷眼中有着不一样的地位，有着很好的描述和结论。在作为“他者”的幽云，这化外之地在德宗、宪宗后已不是唐廷要处理的首要藩镇了。

                安史之乱既然起于河北，因此河北的幽州、平卢势力对帝国的威胁毫无疑问是最早也是最严重的。乱后，河北依旧由出于安史集团的叛军旧将占领。唐廷不是没有考虑过对盘踞在这里的原东北节镇势力进行打压，德宗初年的“四镇之乱”其实主要针对的就是河北藩镇。但是在唐廷与河北藩镇的一次次接触中，它终于不再期望全面“收复”河北了。两者的关系最终在武宗时代以“河朔旧事”的规则比较清晰地确定下来。这一过程，其实就是唐廷逐渐“放弃”河朔的过程。而这一“放弃”不仅是关乎唐廷有没有能力“收复”河朔的问题，同时也是唐廷有没有意愿“收复”河朔的问题。在对河朔的打击中，唐廷现在更多地要视江淮的财力以及关中禁军与河南藩镇军的兵力来行动。所以说，帝国的维系现在主要依靠而且几乎只要依靠前三个地区就能进行，于是“收复”河朔在君臣看来反倒成了一桩赔本的买卖。³

李碧妍认为其实早于安史之乱，幽州与唐中央已有很明显差别。从藩镇与唐廷，文化气质的隔阂延续到后晋时代，石敬瑭割据燕云也不是一件特别难理解的事了。所以李碧妍写道

                ……无论对于哪个政权，如果它仅是将边地视为边缘，而无法对这个因历史等原因以致通行的常规原则无法实现其价值的地区投以更多的尊重和理解，那么，这个地区游移甚至脱离中央政权也许就是迟早的事情。因为尽管在地理的疆界内，它可能仍是这个政权的一部分，但在身份的疆界内，它却对这个政权再无认同感了。⁴

这个对幽州与唐廷之间关系的结论，放诸四海，也是很贴切的。

April 01, 2020 - PSKC

1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出版，1996年6月修订第3版，2005年6月北京第7次印刷，第465 – 470 页。

2 如上，第468页。

3 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2017年10月第5次印刷，第528 – 529页。

4 如上，第369页。

司马家族在魏晋时代

一直以来认为司马家族在魏晋时代所扮演的角色不外乎是残暴、虚伪和荒淫，可是里头的细节不甚明白。只是最近读了一些关于这一段历史的叙述才对司马家族有点了解。

这其中就有，为何看似稳抓军权的曹爽能在一夕之间被司马懿控制？为何在屠戮曹爽一伙，“名士减半”当儿，司马家族还能得到其他存活下来的“名士”支持？为何司马炎会扶持外戚，难道就只是溺爱女色吗？以前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流于表面的解说；曹爽的无知对比司马懿的阴忍；高压政治下的名士妥协；征服吴会后的安逸享乐，等等。其实司马家族在篡魏的过程中或是司马炎恩宠外戚，中间的曲折和隐晦，不是我们一直认为这么直线发展。

在仇鹿鸣的《魏晋之际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其中有一段师法陈寅恪叙述唐代玄武门在屡次政变中的角色，为读者描述司马懿一伙人如何充分利用京城地理环境来发动蓄谋已久的叛变。这也是第二次读到关于地理建筑在历史关键时刻的作用，作者写得非常精彩。

而胡志佳的《门阀士族时代下的司马氏家族》更为我们一一仔细梳理司马家族庞大复杂的关系圈。之前不甚了解的八王之乱，在这里可以更加明白他们之间的宗亲连接和相关利益。

在这段时间也为了了解更多关于魏晋之际的历史，翻阅了陈寅恪和唐长孺的书籍。对于他们开创的“典范”作用，不知可不可以用“高山仰止”来形容？

Jan 31, 2020 - ESGO

读书后却为了毛泽东而跪下

今早有一位朋友说他以前读过一篇文章《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而感动。孤陋寡闻不知道原来竟有如此文章，而且还是中国老幼皆知，激励千千万万学生的课本范文。

之前在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里读过，

1966年11月10日，毛第7次接见红卫兵，因人数有250多万，已不可能在天安门广场检阅。周恩来提出，让红卫兵分别排在天安门前东西横贯北京的长安大街，和向北郊去的二环路上。毛则乘敞篷吉普车巡行检阅。

为了说明行车路线，周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到人民大会堂118厅，将地图在地毯上摊开，跪在地图前，为毛指点方向。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着纸烟，一面听着周的解说。

我站在旁边，心里很不是滋味。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像个奴仆一样呢？毛的态度带着一丝嘲讽，似乎在享受着这一切。毛的专制极权在毛与周的君臣关系上表露无疑。¹

堂堂一大国总理如此卑微，如此妾身为混世魔王的奴仆，岂不可耻？

余英时在《霸才无主始怜君》对周恩来有这样叙述，

         1978年我在北京参观“历史博物馆”，其中有一个展览是说明周恩来对毛泽东怎样的无限忠诚和爱戴。展览的文字说：毛在西柏坡时，有一次决定第二天到某一地方乘船，周则在当天晚上先到那只船上，亲自坐一坐毛明天要坐的椅子，看看有否舒适，是否安全。最后我又读到毛的一个卫士记载：毛在47年渡黄河时，周抢先在浮桥上走了一个来回，也是为了证明浮桥是不是稳当。这正是孟子所谓以“妾妇之道事君”，那里有半点“宰相”的礼统？但我们也许不能用儒家的观点来苛责于周，也许在周的心中，他已打定主意作“革命的螺丝钉”了。这里面的分寸，只有周本人才知道，甚至连他自己也未必清楚。

     周恩来作了27年的国务院总理，相当于古代中国的“宰相”。但是他在这27年中完全没有施展自己抱负的可能，他所能做的是在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闯下大祸之后，慢慢收拾残局，但表面上他还要跟着一起闯祸，并鼓其如簧之舌极力说明毛的“祸”闯得好，正是“人民”所需要的。如果以传统的“宰相”来衡量他，他如何能望王安石、甚至张居正于万一？如果以西方的政治家来衡量他，他又何曾有半点足以称道的“政绩”？然而在他来说，这确确实实是“非不为也，乃不能也”。他所处的是“乱世”、所事的是“暴君”，空具一身才能而无所展布。“霸才无主始怜君”（温庭筠〈过陈琳墓〉句），大可以借以咏周恩来了。所以，将来在中共的历史上，他的地位还会在邓小平之下，因为后者毕竟开创了自己的时代。²

中华几代人在恐怖统治下的道德沦丧、知识匮乏、经济糜烂，无不在这个总理的眼皮下发生。小时候要读书要中华崛起，读书后却沦落到跪在残害中华凶手面前唯唯诺诺，讽刺乎？

May 01, 2020 - PSKC

1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8月21日初版1刷，2018年11月21日初版8刷，第490 – 491页。

2 余英时：《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民国84年9月初版，第94 – 95页。

北宋末年的慈善福利

在《宋徽宗》里写说，在蔡京和宋徽宗领导下，北宋末年展开了一系列的社会福利制度。其中包括建立为穷人看病的安济坊；向那些没有成年子女的寡妇和鳏夫、孤儿和弃儿提供食品和零钱的居养院和为了安葬城市中穷人的漏泽园。¹

这些政策到底有没有为大宋子民提供真正的社会福利保护，还是只是实行在一小撮的社会阶层或区域？只不过这些福利事业的描述，读起来就像马来西亚那鲸吞国帑百亿的前首相，在他任内不也是大力宣传那所谓的社会福利？

这位风度翩翩的前首相和风雅的宋徽宗不也是对高品位享乐情有独钟吗？一边贪污公款和吃香喝辣，一边一马商店、一马现金、一马诊所；一边“惟王不会”和花岗石。一边安济坊、一边居养院、一边漏泽园。

所谓这些福利政策根本就是自欺欺人。《宋代政治文化史论》这样写，

宋徽宗、蔡京为了粉饰太平，实施过一些彷佛利民便民的慈善之举，诸如安济坊、居养院、漏泽园之类，然而往往口惠而实不至。……²

而《宋代政治史》就这样认为，

……蔡京还命京师置居养院，收容鳏寡孤独之人，以户绝财产作为他们的给养，对社会救济也不无帮助。但是这些“政绩”远远不能抵消他祸国殃民的罪行。³

现在大多马来西亚人都不会认为这些所谓的一马福利的推行是因为前首相的高超理财手段。可是在《宋徽宗》，作者就认为“政府如何为这么大规模的福利事业提供资金呢？这似乎要归功蔡京在财政管理上的奇才了。”⁴

蔡京推行的所谓“新”法和他的“财政管理”很多，这里举例其一，

……推行所谓理财新法，巧取豪夺民财。蔡京所谓的“理财新法”，主要是实行盐茶新法和改变钱法。北宋盐法，在哲宗朝以前，对北方的解盐买卖实行盐钞法，即令商人在边郡折博务缴纳现钱买盐钞，至解池（在山西运城南）凭钞领取定额食盐贩卖。对东南各路末盐（按宋代称解盐以外的海盐、井盐等为末盐）则实行官卖制度。自哲宗朝后期起，解池一度因水涝池坏不能产盐，解盐盐钞无法通行。蔡京便以此为借口，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盐钞法。与此同时，又将盐钞法一变再变，或强迫持钞者再纳钱方能通行，或需几次买钞才得以给盐，或已得旧钞者复买新钞方能使旧钞之半有效。实施这种盐钞法的结果，严重坑害了商人的利益，人称朝廷法令，“信如寒暑，未行旬浃，又报盐法变矣。钞为故纸，为弃物，家财荡尽，赴水自缢，客死异乡。孤儿寡妇，号泣呼天者，不知其几千万人。闻者为之伤心，见者为之流涕”。

北宋茶法，自建国以来屡有变化，在哲宗朝以前，除建茶、蜀茶实行官卖以外，其余皆行通商法。蔡京上台后，实行全面禁榷，其剥削手段和危害性类似于盐钞法，茶商往往一榷再榷而仍然得不到茶，乃至倾家荡产，由此政府每年增得课利约一百多万贯，全部充作供奉。

仁宗朝时，对西夏战事吃紧，为解决财政困难，曾行过当十大钱。后来因为民间盗铸者众，造成钱文大乱，物价飞涨，才不得不停用。熙、丰年间，折二钱行于天下，尚不致为民害。蔡京当国，“以利惑人主”，先将小平钱增料改铸当五大铜钱，继又铸折十钱，盗铸之风再次大起，得罪者“亡虑十余万人”。后来，又铸夹锡钱，以夹锡钱一折铜钱二，在原先使用铁钱的陕西等地区使用，并一度推行到全国，于是“物价日增，患甚于当十”。蔡京等人通过这一系列“理财新法”，攫取百姓的大量财富，弥补因统治集团大肆挥霍而造成的财政赤字，使一般的百姓和商人都深受其害。⁵

这样的蔡京，如真是财政奇才，那千万人吾往矣执意变法要国库有钱的王安石真的死不瞑目了。

Sept 19, 2019 - TAD

1 伊沛霞：《宋徽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18年8月第1版，2019年1月第3次印刷，第91 - 93页。Patricia Buckley Ebrey, Emperor Huizong, 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 张邦炜：《宋代政治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年10月第1版，第197页。

3 何忠礼：《宋代政治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2007年6月第1次印刷。第241页。

4 伊书，第93页。

5 何书，第245 – 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