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晋武帝司马炎》

之前在仇鹿鸣的《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里知道司马炎如何透过外戚势力企图平衡宗室和权臣对太子和皇室权力干涉。只是司马炎一死，他的精心安排马上崩坏，太后一系外戚独揽大权，引发接下来的外戚间残杀和宗室觊觎皇位的八王之乱。

而胡志佳的《门阀士族时代下的司马氏家族》里为我们厘清司马家族如何利用门阀士族婚姻扩张势力声望和建立西晋后大力推展宗室就藩，以免重蹈曹魏覆辙。唐长孺在《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里叙述其实宗室就藩不是一开始就施行，而是拖到咸宁3年。只是为什么经过了“八王之乱”，南朝没有鉴于这惨痛经验，继续宗室出镇？唐长孺认为是门阀贵族制度导致了权力只能保留在皇室一族里，皇室家族有必要取得更大政治权势以维持优越地位¹。这只能相随相伴至门阀贵族联合统治的南朝覆灭。而为何司马炎在咸宁3年强力推行宗室就藩？《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抽丝剥茧叙述这种种原因。只是司马炎这一系列强硬动作导致朝廷内外意见分裂，以致后来外戚势力坐大，把西晋推向灭亡深渊。

回到福原启郎的《晋武帝司马炎》。这本书刊行于1995年，是一本通俗历史书籍，面对日本读者，使之能更好了解三国后的西晋历史。有趣的是，作者用了“公权化”和“私权化”之间拉扯来描述司马氏家族在这一段历史时间的活动。“公权”抑或是“私权”，“永嘉丧乱”后，直至南朝时，当时人说“自晋末以来，号洛阳为荒土”和“自丧乱以来，60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虚，函夏萧条。井堙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²。这些哪是司马炎能预料之事。

April 09, 2023 - RC

福原启郎 著  陆帅 译：《晋武帝司马炎》。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2020年5月第2次印刷。

1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2011年4月第1版，201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第141页。

2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出版，1996年6月修订第3版，2005年6月北京第7次印刷，第235页。转引自陈庆之语梁武帝和孙绰上疏恒温。

读《中国西征》

只要读中国学者关于新疆历史的书，不外乎就是天山南北自古属于“中国”，再差一点要么就说自古以来是藩属或朝贡或中原文化影响地带。自从读了站在14亿人对立面的 “新清史”学者关于新疆历史的书，很多以前认为理所当然的中原王朝和蒙古、新疆和西藏历史有了更多的“同情与了解”。

濮德培的《中国西征》不但在中国政治不正确，还把清代中国当作是帝国主义国家。武力扩张，殖民中亚和蒙古，屠杀灭种准噶尔部。小时候知道的土尔扈特人“热情返回祖国”在这本书也有不一样的叙述。以前知晓的青衮杂卜和阿睦尔撒纳是叛贼、匪徒和勾结“外国势力反清知识分子”，可是他们的事迹在蒙古族认知里是英勇的抵抗运动。《中国西征》为我们描述明清两代与蒙古、西藏、俄罗斯和中亚各国之间的互相影响。虽然失败者立场的史料匮乏，作者尽量不用胜利者的片面之词，为我们展示了多方面角度的看点，以及帝国在殖民新疆后为如何维持疆土完整的努力。

书里说纪昀作为清朝文化菁英的其中一员，被流放到新疆。他夸赞新疆的自然美景、拥护清朝官员在新疆的治理。纪昀赞叹新疆开发和表达了帝国新获领地的热情，就是没有对蒙古或回民原有的文化流失显示怀旧之情¹。200年后，也有个知识分子，储安平一样到了新疆，热情拥护新诞生共和国对新疆的建设，里头没有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和侵犯新疆民众的信仰和传统，一切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好形势”²。

历史如此巧合。

Feb 16, 2023 – RC

1 濮德培著  叶品岑、蔡伟杰、林文凯译：《中国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欧亚与蒙古帝国的最后挽歌》。 卫城出版/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2月，第447 – 448页。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By Peter C. Perdue. Copyright 2005 by Peter C. Perdu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21 by Acropolis, an imprint of Walkers Cultural Enterprise Ltd.

2 韩戍：《储安平传》。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初版，第322 – 326页。

汉代中央与地方

汉承秦制，虽说很多苛政都被废除，可是中央控制地方和人民的手法大同小异。什伍连坐制监视民众防不了陈胜吴广之流、新莽篡权和黄巾暴乱。恰恰是政权里的地方官吏和豪族推翻了皇权。

黎明钊的《辐辏与秩序——汉帝国地方社会研究》里详细叙述之前学者对汉代豪族的研究成果和他利用地下出土文物做了一些豪族地域统计和地方宗族聚居的研究。比较新奇是作者也为我们叙述汉代亭长、盗贼与地方大姓的关系。也是这些皇权依靠管制地方治安的执法者如何和威霸一方的大姓一起作奸犯科，危乱地方治理。

政权的溃烂体现在吏治失败，加上掌握地方政权和经济豪族保护自身利益，大厦倾倒，猢狲散。可能，就仅有一位刘皇叔。

Jan 08, 2023 – RC

黎明钊：《辐辏与秩序——汉帝国地方社会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朝贡贸易？

在〈朝贡贸易——不是那么简单叙述〉里反驳了关于“朝贡贸易”是中国两千多年积淀，要和古代中国“正常贸易”，就得朝贡的谬论。最近读了廖敏淑的《清代中国对外关系新论》更是进一步证实了两年前的看法。

作者写道，

                “朝贡体系”论把焦点放在渊源自中国政治礼仪的“朝贡”，将主要在明朝时才臻于完备的朝贡政治礼仪投射到清朝，著眼于明、清两代在朝贡礼仪上的相似性，并从政治礼仪进一步推衍到贸易，再推衍到对外关系乃至整个中国的传统世界观，认为明、清两代的中国政府把朝贡制度与通商贸易结合，于是得以巧妙地利用外国渴望通商的心理，顺利把诸外国视为“朝贡国”，藉以羁縻外国，完成中国的“国际秩序”。其理论架构认为：外国唯有藉著朝贡，或依附于朝贡形式，才能与中国通商；因此通商依属于朝贡，商业受制于政治意识型态。¹

以上论点就是大多人认为要和中国商贸往来，就得要有“朝贡”卑微心理准备，以奉“上国”自尊心。其实这些都是以偏概全，管中窥豹的自以为是。

作者对明和清代对外关系有如此仔细分析

                清代开海以后采取“贡市分离”的通商政策，前来中国通商的国家，不必是“朝贡国”，甚至与清朝毫无国交关系的国家，也能和中国通商，清朝把这些国家称为互市诸国，因此清代的通商政策迥然不同于明代的“贡市合一”政策。²

                占了明代大半时期的“海禁+贡舶贸易”政策，那不过是中国固有涉外通商秩序中的一个特殊反动事例，既不符合中国固有的涉外通商秩序，也不是整个明代自始至终都贯彻执行的政策，光是明代在海路涉外贸易上就历经了三次大的变化，更遑论宋、元时期乃至清代的通商制度所存在的各种沿革……³

作者举例了清代与朝鲜、琉球、安南、日本、东南亚诸国和俄罗斯与英国贸易往来证明了清代通商制度是互市制度而非朝贡贸易。不必对所谓“天朝”有什么“朝贡”来以得到“正常化贸易”。放诸唐、宋、元，甚至明代后期，都不是什么要以“朝贡”来和当时中国进行正常贸易。

这本书也让我们知道清代对外贸易是多么开放，不是现今有人说什么“闭关锁国”。就算是明代的海禁也不能阻止后来的对外商业发展⁴。

另外，作者提出了几个关于〈南京条约〉和其他相关“耻辱条约”的看法，还是第一次知道如此解释。第一，作者认为行商也乐于废除“公行”。以前认为因为“公行”的废除导致中国商人失去与英国商人贸易的渠道，没想到原来“公行”不是什么垄断集团，还得背负官方“捐献”和勒索，所以废除“公行”也帮助了中国商人免去“国家任务的使命”。第二，作者认为五口通商不是什么清朝低头让步，导致中国更加开放。其实清朝原来就开有四个海关，从康熙开海以后就没有关闭过，对清朝而言，实际上就是多开了福州一口。对只能在广州贸易的英、美、法等国来说，从一港到五口或许是“飞跃性”的开放吧。以前认为，多开了四个通商口岸，就是清朝战败的结果，导致清朝不能不面对更多对外挑战。第三，以前认为领事裁判权给了外国是丧权辱国的。可是作者认为这符合清朝固有对外关系之秩序。当时清朝没有想到中国人会到英、美、法三国。加上类似属人主义式的法律概念一直是清朝中国的坚持，而租界当时也有存在于划给哈萨克等外国商人居留在新疆的贸易亭，所以清朝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平等⁵。这些论述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清朝只是那么一个战败，竟可以“让步”如此之多。

这本书阐释很多“朝贡贸易”论点的缺陷，也提供了清代对外关系不同看法。希望大学教授不要再出来发表错误论述了。

Dec 12, 2022 - RC

1 廖敏淑：《清代中国对外关系新论》。政大出版社，2013年12月初版1刷，2017年5月再版1刷，第5 页。

2 如上，第8页。

3 如上，第140页。

4 作者写“明太祖以来制定的关于对外贸易的“祖法”，在隆庆年间几近寿终正寝。隆庆以后，虽然因为顾虑“祖法”，对海、陆互市仍加以限制，但随著明朝当局统治力量的衰退，无力掌控民间商人的发展势力，使得明季对外贸易又逐步往宋、元时代互市制度的方向摆荡，说明违逆中国固有涉外通商原则、禁锢中国民间固有涉外通商需求的政策，终将失败。”第60页。

5 如上，第108 – 112页。

社会流动

因为何炳棣的《明清社会史论》认识到现代学者如何利用档案来研究古代社会阶层上下流动的变化，进而对这一类研究感兴趣。最近读了张天虹的《中晚唐五代的河朔藩镇与社会流动》和孙俊的《唐代特权阶层仕宦与社会流动研究》。因为河朔历史位处“边陲”，所以除了正史，作者也运用大量的出土碑志来描述当时社会状况。而在孙书里，很大差别的是，作者只用了大量文献记载来叙述社会上下流动历史。如果作者能以地下出土文字佐证，那整本书的论调可能会更好一些。

孙书里提到李栖筠赞同杨绾用汉代的举孝廉来代替科举¹。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李栖筠本是豪族，不得已才举进士科，所以不屑这些以进士科向上流动的新兴阶层，浮华和无法保有应有的道德和优秀文化传统？²

Aug 03, 2022 - RC

1 孙俊：《唐代特权阶层仕宦与社会流动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第1版。第213 – 214页。

2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7月北京第1版，2009年9月北京第2版，2015年7月北京第3版，2018年1月北京第8次印刷，第1 – 8页。〈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