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狂热

中国在“九一八事变”后向国际联盟起诉日本，希望列强干预施加压力日本，制止侵略。当时日本国力还不足与列强抗衡和加上历史上有“三国干涉还辽”之鉴，所以日本希望能与中国单方面交涉，尽可能排除国际联盟干预。所以日本当时发表“九一八事变”声明，

                “帝国政府在满洲没有任何领土欲望，……我方所期待的，归根到底，在于使帝国臣民能够有机会安心从事各种和平事业。……为使此次不幸事件不致破坏邦交，进而研究将来铲除祸根的建设性计划，帝国有决心和中国真诚合作。”日本政府的这一声明·有三个要点：一是诬称事件是中国挑起的，日军的军事侵略只是有限的“自卫”；二是言称日本对中国东北没有领土野心，中国、国联及列强尽可放心；三是日本愿意和中国进行“真诚合作”，解决问题，国联及列强不必插手。¹

1931年的这篇掩耳盗铃声明目的为了缓和列强和国际联盟对日本的压力。想要单独和中国谈判的日本不愿意把这“争执”带上国际联盟，其野心如何能被其他列强裁判呢？当时国际联盟要求日本退出占领地区，“国际间批评日本侵略举动的声浪大增，日本社会则在新闻界、电台、娱乐事业和帝国在乡军人会带领下，声援关东军，痛批中国和西方国家。”²

煽动国内狂热民族主义，对内诉求日本深受列强胁迫，对外强调日本无意觊觎中国领土，如此笨拙操作被后来者抄袭，乐此不疲。

可是后来在中国强力要求下，国际联盟还是通过决议，决定派出调查团到东北查实情况。调查团也出了报告书；否定日本扶持的“满洲国”，还要日本把东北肥肉吐出来，自治和由列强接管。

日本对调查报告结论勃然大怒，认为列强想要打群架。这些所谓的国际规则都是列强的游戏规则，日本人绝不吃这一套。

结果日本派了松岡洋右作为首席代表参加国际联盟报告书审议会议。在会上，他“大肆咆哮并竭力诋毁中国，说：“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仅仅是一个地理的名词”。”³

如此狂妄外交表演而大出风头的松岡洋右激起日本各大报纸都把他捧为“国民英雄”⁴。《裕仁天皇》作者写道，

日本舆论领袖在“九一八事变”期间，对国际局势提出种种夸大、自圆其说的说法，其中最能赢得陆军支持的，莫过于把满、蒙描绘成日本经济、战略和道德的“生命线”，“是我们唯一的生存之道”。松岡洋右首倡“生命线”的比喻，引发全民的爱国意识。囿于对日本陆军在满洲所做所为的虚假报道，即使面对列强中的首强，许多日本人似乎也愿意与之对抗，以保卫国家、维护尊严。⁵

外交官在列强前耀武扬威加上国民亢奋热情，对不属于日本的土地资源，幻想成帝国生死捍卫的首要使命，这能不让日本国民自大以为任何列强如企图妄想阻挡帝国扩张，必为其献出生命吗？

1933年2月，贵族近卫文麿发表〈改革世界现状〉，

                ……以世界和平的名义评断日本在满、蒙的行动。他们高举国际联盟宪章，以非战公约为盾牌，竟然制裁起我们！有些人甚至称我们是和平公敌，或是人类公敌。但是，阻碍世界和平的是他们，不是我们。他们没有资格评断我们。⁶

盗贼恬不知耻，嘲讽他人没资格批评，他人才是破坏和平。如此巧言令色不是唯一，后来者紧紧跟随，文告和动作亦步亦趋抄袭。

1940年7月22日，近卫文麿二度组阁，松岡洋右任外务大臣。在松岡洋右就任前一天，他对美国记者说

                民主与极权主义之间的战争，无疑后者即将获胜，也将控制世界。民主的时代已经终结，民主制度业已破产。世上容不下两种不同制度或两种不同经济体系……法西斯将透过民众意志而在日本发展。它将出自敬爱天皇。⁷

只要把“法西斯”、“日本”和“天皇”字眼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和“总书记”，一摸一样，一字不差，讽刺乎？

1940年的松岡洋右和2021年的杨洁篪对民主、人权和自由普世价值一样蔑视。唯一的分别是松岡洋右有自主外交（可以纵横轴心国和热情拥抱斯大林和几度与近卫文麿冲突），而杨洁篪只能做为“习核心”下的传话筒，照本宣科把“皇帝”要讲的话讲出来。

后来真如日本帝国一直控诉的列强包围威胁，1941年7月列强开始制裁日本。帝国生存危机下已不能与列强和平谈判，“无可奈何”下只能偷袭，大战爆发。

战败后，近卫文麿和松岡洋右被列为甲级战犯。一个自杀，一个病死。

April 03, 2021 - RC

1 汤重南  汪淼  强国  韩文娟主编：《日本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9月第2版，第522页。

2 贺柏特·毕克斯著  林添贵译：《裕仁天皇》。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2月25日初版1刷，2003年11月15日初版6刷，第198页。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by Herbert P. Bix.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USA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3 梅汝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律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第141页。

4 李一安主编  袁杨卷主编：《侵华日军甲级战犯大结局》。珠海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227页。

5 贺书，第221页。

6 如上，第220页。

7 如上，第308页。

•  一位具有国际战略眼光的朋友分享菲律宾南海仲裁案和最近中美高级会谈影片，有感而发而写下这篇短文。

《中国 · 崛起》

10年前在大众书局的学校假期仓库促销里买了一本关于中国企业的发展史，可惜当时只买到关于1978-1992年间的一册，1992年后的没找到。也拖到现在才用心好好看完这本书，吴晓波写的《中国·崛起》。

里头很多大时代的小人物，也有后来成名的大人物。他们的感叹和光怪陆离的商业故事都只能在那个年代出现。封闭了2，30年到开放，集中经济改革到私人企业，中间的跌宕起伏，可谓是叹为观止。

第一次去中国是在2001年的山东旅游，经过中国乡村市镇还能看到墙上的八股标语。后来2002到2005年有机会在中国大城市和小地方工作，虽然还能看到剥离脱落的白色标语，可是更能感受到当时中国经济的蓬勃向上，要与世界争第一的雄心。

透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人如何摸索前进，现在看来简单明了的商业道理在当年是如何石破天惊。也毫无意外，《中国·崛起》只能在政治正确下写企业史。作者回顾1979年的世界，没有提到中越战争¹。1989年里没有六四、没有提到为何美国在1989年制裁中国²。当然，赵紫阳在这改革开放历程里是个隐形，没有出现过。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在《国家的囚徒》（Prisoner of the State）英文版序里就说

                人们常把邓小平看成改革的设计师。当然，没有他一开始对改革与开放的强力推动，就不会有改革。所以此后，在诸元老中他就像是改革计划的教父，得随时亲自出关以对付各路人马。不过，读了赵紫阳对自己掌舵过程的平实描述，事实就明朗了——真正打造改革的人不是邓小平，是赵紫阳。³

无独有偶，1989年世界共产政局的恶化，有了所谓自1981年以来规模最大、针对私营企业的整顿运动开始了。在当年肃杀压力下，台州的李书福慌忙把冰箱工厂捐了国家，带了一笔钱去读书⁴。而轻工业家电局对在杭州进行强行关厂运动引起的抗议回答是

杭州的非定点厂利用国家控制其他省份的机会所造成的真空，迅速发展，获取高额利润，给消费者和国家造成损失，这是一种短期行为，国家实行定点是站在更高的高度上考虑问题，从长远看对杭州有好处。⁵

32年后，这段话也可以套在同在杭州的蚂蚁。可惜就算早早捐了（还只是意愿而已），“妄议中央”的马云也肯定出事。

看到现在中美贸易战或是科技战还是所谓的价值观冲突，这一切在90年代是无法想象，或是没有想到中国可以这么迅速在21世纪初就敢于与美国“亮剑”。1997年，美国学者写道，

                ……因此，市场发展和开放政策既已导致党中央政权渐衰，长此以往，一旦人民富足起来，要求享有更多权利，社会就可能走向更自由、更民主。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活动，也意味开放与多元并存的趋势会持续。中国在经济上愈来愈融入国际社会的同时，也从经济的、法律的、人权的事务中接触到国际机制的规则、标准、法条、压力、监督。……⁶

20年过去，开放和人民富了起来没有带来所谓的政治改革，也没有所谓的地方联邦制。反而现在的中共看似党中央无比强大，平视世界了，不止轻蔑国际法律规则，也不屑普世价值，中共还要拥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和规则于世界通行。

以为中共在门户开放后会拥抱世界规则，想不到的是中共在壮大了之后竟然还想“统战”自由国家，输出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而那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42年前的严家其在务虚会就对其有先见之明，

                如果只是政府首脑有一定任期，而党的主席在事实上仍是终身任职的话，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共和政体就不可能牢固地建立起来。在这方面，有很多历史教训。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从强调“集体领导”开始，以破坏集体领导、大搞个人专权告终。如果党的主席事实上仍是终身制，总有一天，还会产生新的林彪、新的四人帮，他们还会掀起“造神运动”……到时候，就很难阻止以新形式出现的“现代迷信”的瘟疫的流行了。⁷

预言之准，能让人不惋惜吗？

美国当年的好意，为中国开放科技教育领域。 1978年中国遴选480名学生赴28国家深造⁸。而美国在1978年12月接收了第一批50名访问学者，最小32岁，最大49岁⁹。在1978至1979年，共有433名学生到美国研究物理、数学、化学、医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电机工程、航空工程、太空科技、原子工程、化学工程等等。¹⁰

美国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培养了第一批科技研究生。现在却是最大的“外国敌对势力”。难道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以怨报德吗？

March 07, 2021 - RC

1 吴晓波：《中国·崛起》。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8月1日初版1刷，第70 – 71页。

2 如上，第348页。

3 赵紫阳著  鲍朴编：《国家的囚徒——赵紫阳的秘密录音》。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6月8日初版1刷，2009年6月11日初版3刷，第10页。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于英文版序。

4 吴书，第343页。

5 吴书，第341 - 342页。

6 费正清，戈德曼著  薛绚译：《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增订版。正中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7月台初版，2004年3月增订版4刷，第515 – 516页。John King Fairbank, Merle Goldman, China: A New History. 1992, 1998 by the Presidential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7 萧冬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十卷》《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1979 – 1981）》。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第1版，2009年第2版，第36页。

8 史景迁著  温洽溢译：《追寻现代中国——从共产主义到市场经济》。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5月15日初版1刷，2003年11月25日初版7刷，第899页。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1990, 1999, 2001,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by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in association with BARDON-CHINESE AGENCY

9 吴书，第59页。

10 史书，第901页。

 

在《中国·崛起》有个似神话还是传奇的故事，

                1983年，王石当了几年工人和政府公务员之后，终于下决心去深圳实现梦想。一日，他在蛇口街头闲逛，望见路北一侧耸立几个高大的白铁皮金属罐，那是刚进来办饲料厂的泰国正大集团的玉米储存仓。这些玉米产自美国、泰国和中国东北，经香港再转运到深圳。王石楞楞闯进正大的饲料厂，找到人问：“你们为什么不直接从东北进玉米，而要从香港转呢？”这人回答：“我们也想呀。但是，中国的运输要指标，我们是一家外资公司，根本不知道该找谁要车皮，这件事我们解决不了。”

                王石一拍胸脯：“我解决运输工具，铁路、海运都没有问题，我拉来的玉米你们要吗？”

                就这样，他透过关系找到广东省海运局，双方一拍即合。王石当起玉米中间商。从1983年4月到12月，短短不到1年的时间，他赚了3百多万。……（171 – 172页）

吴晓波写得如真如幻。为什么我有位国际战略眼光的朋友在饲料行业叱咤多年也没有如此际遇？

杜希德（D.C. Twitchett）的《唐代官修史籍考》

以前因为对史学史的兴趣，对如何纂修史籍，如何写成实录与后来所谓正史的溯源都想知道个以为。后来知道原来杜希德写有一本关于唐代史官如何修撰当代史和后来的《旧唐书》是凭什么史料完成的，就买了这本《唐代官修史籍考》。

这本书附有一篇关于为何杜希德为何是20世纪欧美汉学“典范大转移”重要推手。在西方汉学蓬勃发展之际，尤其是杜希德对推动中国历史研究不遗余力之余，除了《剑桥中国史》，还自己主编了《泰东》（Asia Major）与《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为培育很多后进学者付出了多少心力。¹

说回这本书，就好像之前在《再认识傅吾康》写得一样，杜希德没有博览群书，没有对古籍古文的掌握，如何能在浩瀚书海里好像侦探一样，对每一个线索留意和分析。

这本书对《大唐创业起居注》的一个疑问，也是读唐史很久以来不能解释的问号。

                有意识地试图篡改唐王朝建立的历史记载，使之有利于太宗，那是640年代与650年代的事，已在温大雅辞世多年之后。然而，始终让人感到怪异的是，太宗在晚年虽被关于他自身经历的记载所困扰，却没有封杀《大唐创业起居注》。看上去他不太可能对这样一部由其密友撰写的、收藏于秘阁并广泛流播于世，以致其文本竟能传至日本的作品会无所知晓。²

如果真如很多历史学家所说的一样，李渊在《大唐创业起居注》的形象可以用来纠正《旧唐书》和《新唐书》里毫无作为开国君主历史叙述，为何李世民不要禁毁这本对他不利的书呢？

也是这本书知道柳芳这一位史官，也是他撰写的《国史》后来几乎完全被吸收到《旧唐书》中去了³。这在以前是不知道的。也解释了为何在兵马动乱的后晋竟然可以在短短4年多里修成200卷的《旧唐书》。

May 25, 2020 - PSKC

1 【英】杜希德  著   黄宝华  译：《唐代官修史籍考》。2015年6月第1版，2015年6月第1次印刷。陈珏：《杜希德与二十世纪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 〈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中文版缘起说明》， 第1 – 17页。

2 如上，第36页。

3 如上，第165页。

杜希德（D.C. Twitchett）的《唐代财政》

也是因为《剑桥中国史》而认识杜希德。知道他的博士论文修改而出版的成名作，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有了中译本，就马上通过学林书局订购。

《唐代财政》和《安禄山叛乱的背景》都是由同一作者，丁俊来译作。这两本书译文都非常顺畅，读起来不会有那种“英文”拗口的句子，可以想象丁俊的英文程度与唐代历史古籍的阅读掌握能力都非常好。

1963年出版后，杨联陞，余英时和全汉昇都有写过书评。他们三位都对这本书赞誉有加。

杨联陞写

         杜希德（D.C. Twitchett）教授这一项出色的研究是对唐代财政史和经济史的重要贡献。……就西方汉学而言，本书的出现将白乐日教授发表在《东方语言系通讯》上的《唐代经济史（618 – 906）》（Balazs, “Beiträge zur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T’ang-Zeit”, MSOS 34 – 36, 1931 – 1933）所开创的研究提升到了最新的水平，并且为进一步的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¹

余英时写

崔瑞德教授这本精彩的著作大大增进了我们对经济史和唐代制度史的认识，我们当然应该给予他由衷的掌声与欢迎。尽管作者坦诚地宣称自己的工作仅限于“讨论国家财政政策，而不涉及这一时期任何最广泛意义上的经济史讨论”，但是实际上本书所描述的唐代经济与财政史的内容如此丰富，以至于已经超越了鞠清远《唐代财政史》（1940）与《唐代经济史》（与陶希圣合作，1936），而这两部书至今仍是这一领域的重要参考书。²

全汉昇则认为

         过去西方汉学家有关中国中古历史研究的著作，以四裔的研究为最有成绩，关于中国内部社会经济的研究可说少之又少。英国伦敦大学崔维泽（D.C. Twitchett）教授撰写的《唐代财政》，对于我国在唐代（618 – 907）的财政措施及其有关问题都一一加以探讨，显现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汉学家对于中国中古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向前迈进了一步。不特如此，当二次大战后在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由汉学探讨转变为“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从而多半只自近百余年中国历史的衍变来了解中国的时候，崔维泽教授把近代以前的中国财政制度及和它有连带关系的经济情况加以研究，让读者把视线扩大，当可使西方人士对于中国经济、文化作较深入的了解。³

其中有趣的是余英时认为《唐代的财政管理》写道关于“六部”与“九寺”的关系，

     唐代的行政机构是以北朝的六部制为基础的，同时还留有汉代九卿制的痕迹。因此在很多时候，六部与九卿的权力都会重叠，要想说明各部门之间的明确分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寺绝非是没有实权的摆设性存在，事实上，那些真正独立的职能部门——有时比他们六部中的平行机构还要权力大一些。⁴

余英时说杜希德应该注意严耕望在大约10年前发表的研究成果。“九寺五监并非与六部平行，而是隶属于六部。”

          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司农寺受户部的子司“仓部”的指导，而太府寺则受户部的另一子司“金部”的控制。⁵

在严耕望撰的授课讲义《中国政治制度史纲》很仔细描述了“六部为上级机关，政务机关；九寺为下级机关，事务机关。六部奉行制命，以掌政令；寺监奉行政令，以掌职事。”⁶

不知是否因为余英时的书评，后来杜希德《唐代财政》1969年再版时提到了严耕望1953年在《中研院史语所集刊》发表的《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不过杜希德对这篇文章所叙述的六部九寺上下级关系不是完全确信，杜希德怀疑“实际情况可能并没有如此整齐划一，可能要更复杂一些。”⁷

《唐代财政》是据1953年博士学位论文出版的，而杜希德在1959年出版序言写道考虑到时间问题，他没有全部改写而只是作一些增补与改动⁸。所以可以理解的是在1953年还是博士生的杜希德很可能没有或来不及读到严耕望在1953年的文章。只不过《唐代财政》也参考很多1956年出版的《唐仆尚丞郎表》，也许不是因为时间的考量，而是杜希德还不能完全相信严耕望对六部九寺关系的结论吧。

另外，余英时在书评里写道到底南方大土地制有没有溶于均田制，这一历史也是我们知之不多的⁹。而唐长孺在多年后也认为江南到底是否实行均田制，还是个疑问。¹⁰

最后想说的是，杜希德著书就是那几本，而这在50年代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竟然日后和蒲立本的《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也是博士学位论文）对唐史研究影响巨大。也是可惜的是这两位当年的年轻学者都没机会向陈寅恪问学。而在西方研究国史的当儿，中国却在独尊唯物历史观，不知外面的世界已经是离她远矣。

May 24, 2020 – PSKC

1 杨联陞著  蒋力编：《汉学书评》。商务印书馆出版，2016年8月第1版，2016年11月北京第2次印刷，第405 – 406页。《〈杜希德：〈唐朝的财政管理〉》。原载《哈佛亚洲学报》第24卷， 1962 – 1963年）

2 余英时，邬文玲等译：《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的研究》。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6月初版第2刷，第311 - 312页。(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王宇 译《评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 A review article on D.C. Twitchett,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4.1 (1964): 71 – 82.

3 全汉昇：《中国经济史丛》（二）中华书局，2012年6月北京第1版，第936页。《评崔维泽（D.C. Twitchett）教授对于唐代财政史的研究》。写于1965年5月24日。

4 【英】杜希德  著   丁俊  译：《唐代财政》。中西书局出版，2016年5月第1版，2016年5月第1次印刷，第99页。

5 余书，第329页。引自严耕望在1951年，1962年的《大陆杂志》；1953年的《中研院史语所集刊》；1956年的《唐仆尚丞郎表》。

6 严耕望撰：《中国政治制度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2018年7月第8次印刷，第155页。

7 杜书，第191页。

8 如上，初版序。

9 余书，第325页。

10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华书局出版，2011年4月第1版，201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第247 – 24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