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人为线人

几年前有一位朋友问，有什么可以举例中共在夺取政权前后对读书人的口是心非，存心坑骗一众知识分子？非常惭愧的是，虽然这几年来都在收集和阅读有关书籍，可是就是觉得还不是时候写出一篇文章来。没别的原因，只是认为读的书还不多，还有很多资料还没有整理出来。

就在专心阅读相关书籍中，戴晴的《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里她叙述了张东荪在1964暮春写了封信和6月3日写了首词给老友龙榆生。而后就没有笔墨往来¹。在注释里，戴晴说龙榆生虽因和陈毅有师生之谊，也曾是毛泽东风雅消闲时候的座上客，可喜他并未以此患上政治敏感病，一直是张东荪被抛出世的淳厚友人。²

可是在余英时为康正果《我的反动自述》里的序写道，右派龙榆生在“丧失原有社会地位，朋辈往还遂稀”³，于1961年被“摘帽”是有交换条件的。

        即答应暗中为公安机关“做某对象的侦察工作”。不用说，所谓“某对象”一定是他平时交往很密切的朋友，否则这个“任务”不可能落在他的身上。……我们不难推断，龙沐勋（龙榆生）的“对象”必然是一位很有学术地位的人物，极可能是他的词友。把一位高雅的词家逼成一个“卖友求荣”的公安机关的“线人”，试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⁴

这就联想到不知张东荪是否也在这位“被抛出世的淳厚友人”的线网当中。而张东荪也万万不能想到他的词友现已是公安机关的“线人”，可能还认为老友对他没有“敏感”，雪中送炭。

其实这些卑贱招数在中共还没夺取政权时已经在用了。抗战的40年代初，因为对萧军的怀疑和所谓的“抢救”，中共派了一个青年干部，装扮成从其他根据地来到延安，借萧军喜欢京剧，而这位“线人”会拉京胡，交上了朋友。⁵这个“线人”出卖了萧军对他的信任，将所了解的报告领导。幸好萧军也没对“线人”说了什么严重“反党反革命言论”，要不就成了王实味第二。

可见活在毛共极权下的知识人，就连沉默的权利也没有。

July 07, 2019 - PSKC

1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2次印刷，第492 – 493页。

2 同上，第514页。

3 康正果：《我的反动自述》。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7月初版，2005年5月第2版，第X页。

4 同上，第XII - XIII页

5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2002年第1次重印，2014年第17次重印，第457页。

新疆的白银

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的《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里对清朝与新疆的历史关系有很仔细的叙述。虽然对这一段历史不是非常清楚，可是因这些日子以来对中国与边疆的历史（尤其是李氏朝鲜）有着很深兴趣，所以在两年前买了这本书。

在关于新疆的财政问题上，作者认为白银输入新疆有可能导致内地银两市场价格的上涨。

                无疑，相对鸦片输入，从1760年左右开始的协饷拨解更能从年代的角度与已被证实的铜钱贬值趋势相吻合。中国北部的银铜比价曲线表明，白银价格长期上升的趋势始于18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白银对铜币比价的不断上涨在1760年左右更为剧烈，到乾隆末年（1795年）时仍在持续上升。这种年代的契合表明，拨解新疆的协饷也许影响到了内地的银价。¹

因为这段叙述与之前的短文〈读《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有些联系，所以又找回相关书籍，厘清这一段历史。

清朝的银钱比价（1644-1911）

清朝的银钱比价（1644-1911）

在这清朝的银钱比价（1644-1911）的表里²，没有1750 – 1760的讯息。不过1790 – 1795，或到1800年，银钱比价是有到1,080 – 1,070之间，也不算是个剧烈的变动。反而1765 – 1785年间都在1,000文以下。

清朝白银流入与外流估计总值

而在清朝白银流入与外流估计总值的表里³，1752 – 1800年间，105万银元流入中国，这是不是能解释就算大量白银输入新疆，也没有导致内地银两市场价格的上涨？

清朝中叶以前银、钱市场比价

在全汉昇的《美洲白银与18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⁴，银钱比价在18世纪末叶以前，银钱比价多半都在1,000文以下。乾隆末年开始，每两银在市场上却换到1,000文以上⁵，可是也不算是什么剧烈的上涨。

所以米华健的推测，从内地省份运往新疆的协饷是银价长期上涨的因素之一，这还是值得讨论。

题外话，因为米华健这本书，读了余英时的《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的研究》。其中作者引述了《汉书》里有关于西汉时期中国海上贸易最重要的记录。这段话里有很多地名，其中之一是“皮宗”。

……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⁶

作者写“皮宗”现称普罗皮姗（Pulaw Pisan）。其实这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Pulau Pisang。上个月，到笨珍拜访一个客户，问起她有到过这个小岛吗？她说那里是新加坡管理，以前很幸运到那里的灯塔爬山，可是后来被管理人员赶走就再也没有去过了。只是，不知道现在还可以去吗？

July 06, 2019 - PSKC

1 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 贾建飞 译：《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7页。(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 – 1864.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 林满红，詹庆华等译，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11月，第76页。(China Upside Down: Currency, Society, and Ideologies, 1808 – 1856,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2006)

3 同上，第85页。

4 全汉昇：《中国经济史丛》（二）中华书局，2012年6月北京第1版，第545页。

5 同上，第546页。

6 余英时，邬文玲等译：《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的研究》。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6月初版第2刷，第163页。(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

读《帝国暮色》

之前对鸦片战争的了解局限于英国蓄谋已久，执意要用战争来打开对中国的贸易大门。可是《帝国暮色》认为英国政府，尤其是是巴麦尊这位印象中所谓好战的外交大臣，可是不情愿和中国开战，也不支持那些英国鸦片商在中国的走私。

而义律（Charles Elliot）也没和以前看过的中文书籍里描述一样，是个好战侵略份子。相反的，来中国之前，义律在盖亚那从事奴隶保护官，他认为非把奴隶制度废除不可。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推想义律在接任对华商务监督后，他是以“修好的心态”对待中国政府¹。作者认为“义律厌恶英国人搞鸦片走私，但他最在意的事还是确保英国子民在中国平安无事和茶叶贸易不中断，为了尽忠职守，良心不安就只能摆在一旁。”²

为了让降低可能发生冲突的机会，义律希望中国能将鸦片合法化。可是巴麦尊恰恰就不愿意介入英国商人在中国从事非法贸易活动中。巴麦尊对义律说：“女王陛下的政府不能为了让英国子民得以违反其贸易对象国的法律而出手干预。”，“因此，这类人因为中国更有效执行这方面法律而蒙受的任何损失，都是他们咎由自取，必须自行承担。”³英国政府不愿和这些走私贩子站在一起。

巴麦尊和义律都不支持鸦片走私，这就和印象中的认知有很大的差距。而就在清廷搜捕中国鸦片贩子时，义律警告这些英国鸦片商，要他们离开广州周边地区，如果不离开就会亲自将对方交给中国人处置。义律还对他们说“如果中国政府认为扣押及没收前述鸦片合情合理，女王陛下的政府绝不会干预。”更甚的是，义律还写信给广东巡抚，表示自己绝对支持当地官府打击鸦片走私。⁴

之后林则徐的到来，以他强硬手段大力取缔鸦片，事件也峰回路转，把义律推向他与不耻的鸦片商在一起。义律被夹在顺从林则徐与维护英商的人身安全之间。义律被要求上缴几万箱的鸦片，没鸦片，不放人。困在商馆里的义律愤怒不堪，被林则徐鄙视，也被当地的英文报纸指责他帮着中国人欺负他自己的同胞。之后的义律就和我们知道的一样，紧急要求英国政府派遣军队来惩罚这种种“不合理的暴力”。⁵这后来的一切就是所谓的“鸦片战争”。

事后诸葛来说，当时在历史和天朝局限下的林则徐有更好的办法和手段吗？在道光皇帝殷殷期盼下，背负着要毕其功于一役的林则徐能有什么更“人道主义”的处理方法吗？

                鸦片战争并非英国针对中国所制定之长期帝国扩张计划的一部分，而是让英国突然背离了数十年来、甚至数百年来大抵和平且恭敬的惯例。鸦片战争也非肇因于什么不可避免的文明冲突。……但如果当时义律未因恐慌而乱了阵脚，导致对林则徐的威胁反应过当；如果林则徐当时更乐于与义律合作，而非与义律对抗；如果他们基于共同利益而联手控管英国的鸦片走私者；又或者如果1840年4月10日凌晨，只要有5名下议院议员在表决时投下反对票——我们现在回顾的，或许会是大不相同的教训。⁶

Oct 24, 2019 - ESGO

1 史蒂芬·普拉特 Stephen R. Platt（裴士锋）：《帝国暮色：鸦片战争与中国最后盛世的终结》。卫城出版，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12月。第331页。Imperial Twilight: The Opium War and the End of China’s Last Golden Age. 2018 by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

2 如上，第339页。

3 如上，第340页。

4 如上，第355页。

5 如上，第372 – 373页。

6 如上，第439页。

读《余英时回忆录》

一直觉得研究数理至深需要天分，而也知道张荫麟被当年众多史学家赞叹他的史学天赋。可是读了《余英时回忆录》就慨叹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50年代在香港读书，竟然可以出版6本书，也参与杂志出版。不要忘记，余英时在抗战时期还是在乡下生活，没受过什么正式的现代教育。所以他的学生，陈弱水写道，

根据余老师的著作目录，仅1953到1955年这3年间，他就在香港出版了6本关于近代西方文明与民主问题的书籍，这是非常惊人的，因为他当时正在中国典籍和历史方面下功夫，也参与杂志和出版社的编务。这些著作大概都是在深夜不眠中写出来的，除了青年的体力与活力，对真知和理想的追寻更是支持这项工作的动力。¹

陈弱水说的对，如没对中国典籍和历史下功夫，很难想象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可以在1954年写出一篇揭露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是抄袭《先秦诸子系年》的重磅文章。

也许是余英时的天赋和努力，钱穆因惜才而对待他异于其他学生。所以在余英时1956年初还在美国为访问学人时，钱穆写了一封非常感人的信给他，

弟傥然早返，得失之间，亦殊难计量。国内治文史者，日乏其人，必俟有后起英秀，任此重负。学位仅属虚名，弟若早归，幸穆尚未哀颓，相与讲究切磋，积数年之讲贯，甚望弟能建树宏模，不负平昔之所期。在美固可益妍新知，然旧籍邃深，亦甚须潜心，时过而学，则事倍功半。至于他年重谋出国，机缘决不乏，故弟之继续在国外深造，或先归益治旧籍，在过数年，重再远游，此事得失，各居其半。尽可安心乘运，不必多计虑也。²

就像余英时所说，这已是钱穆明白表示愿意在精力未衰之前，将毕生治学心得传授给他。钱穆如此寄望传衣钵于余英时，怎不让人感动。闻名学林的老师能遇到不懈问学解惑努力的学生，而在求学时能遇到学问精湛和不吝传授的良师，这不让人羡慕吗？

Aug 27, 2019 - TAD

1 林载爵 主编：《如沐春风：余英时教授的为学与处世——余英时教授九秩寿庆文集》。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1月初版，2019年2月初版第二刷，第262页。陈弱水：〈有关余英时老师的回忆〉。

2 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11月初版，2019年1月二版十五刷，第181页。

《五代史》中的忠节观

一直以来对五代史的印象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和混乱的时代。后来发现如没对五代史有很好的掌握，就对北宋开国的所谓祖宗家法不知个所以然。而在以前就认为五代至宋只有所谓的“未开化”的辽人会叛逃到“文明”的中国。殊不知，在读了很多关于五代辽宋之间的文章后才了解到其实中原和北方的关系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刀切。

在《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里为我们阐述了很多五代甚至到了宋代，那些中原人士自愿或被迫到辽国的故事。也因为这本书，翻阅了很多关于《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的书籍。在这几本书里看到了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从五代到宋太祖对“忠”观念阐释的不同，和对所谓“死节”的看法也和后来的历史学家不同。

“忠节”观念在当时史书的解释，

            宋以五代同样的方式开国，欣然地接受了那些抛弃先前君主之人的效忠，但在973-974年修《旧五代史》时，则必须对他们和五代时期那些改变立场的人做出评价。就像我们在后面章节里看到的那样，后晋的史家既没有在正文和论赞中对易主行为进行谴责，也没有对此问题进行明确的讨论。参与修史者从前朝入宋仅13年，仍保留了一些固有的想法。其中许多人在五代十国多个政权任职。因此，《旧五代史》的修撰者显然对五代官员改变忠诚的行为没有偏见，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¹

而在《〈新五代史〉研究》里也如此认为，

      就当时修撰人员而言，上起监修薛居正、下至一般编修人员，从学问文章讲，都是朝廷的佼佼者；但就气节而言，大多属贰臣，不仅有历仕三朝或二朝的经历，而且还是前朝宰辅的门生故吏，抑或至亲，与前朝有着千丝万缕的感情瓜葛，如薛居正曾为桑维翰任开封尹时的僚佐，张澹为桑维翰的女婿，未仕前朝者仅李九龄一人。因此，无论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还是撰修人员的主观愿望，《旧五代史》都不会把忠义、气节作为评价五代人物的惟一标准。²

在《晚近的历史记忆：两宋的五代十国史研究》里，作者比较同情的看法，

           于文笔与识见的问题，宋初承五代而来，文风凋敝，撰笔者虽为当时之俊，但显然不如英才济济之北宋中后期，尤其是社会价值观与五代相差不大，“美恶”的观念（比如忠节观）与后世确有不同，但它却代表了时人对五代史的看法，给予了帝王以宝贵的治国经验与启示，在当时已经算是一部不错的史书。在这一时期，人们对于五代史的看法，更多在停留在治国措施与实际政治的层面，而非北宋中后期乃至南宋人们所强调的礼义纲常、道德伦理。³

对于这些不被后来认为政治正确的行为，在当时却是合乎社会普世观念。

   那些在多个政权任职者被认为并非不守节，只是他们放弃了不值得效忠的君主。因此，五代易主者才被原谅，所以他们所效力的政权也才被认为是合法的……⁴

这也为现在看来当时所谓叛君不忠的行为做一解释。

饶有趣味的是对于其中两个典型的易主人物，赵德钧、赵延寿父子为何没在欧阳修的《新五代史》里单独立传。《〈新五代史〉研究》里说欧阳修把如此典型的“不忠”的二人事迹割裂混乱附于《四夷附录》，很难达到其惩恶的著述目的⁵。可是《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就说其实是欧阳修不屑把这两父子放入《列传》⁶。可是如果这两父子成功的话，欧阳修也可能被迫像对待石敬瑭这样，放入《纪传》吧。

Feb 21, 2019 - TAD

1 【英】史怀梅，曹流  译：《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第1版，第74页。(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 by Naomi Standen © 1998 b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 张明华：《〈新五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130页。

3 陈晓莹：《晚近的历史记忆：两宋的五代十国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1月第1版，第78页。

4 史书，第75页，参见陈学霖《元代官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和戴仁柱《杨维桢“正统论”中——以政治为导向的历史编撰》。

5 张书，第86 – 87页。

6 史书，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