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为地方政府服役

在刘子健的《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特辟有一章，〈为地方政府服役：个案研究〉。杨联陞在序言中说“役法如果不是最复杂的制度的话，那么也一定是最复杂的制度之一。于是，作者用了一章，成功地为新募役法的背景、特点以及新旧制度的利弊描绘出一幅非常清晰的图景。这本身是项了不起的成就。”¹

刘子健说的为地方政府服役就是王安石变法前的差役法和王安石新政的募役法（也称免役法）。以前只是关心变法中的青苗法，没什么注意差役法和免役法。因为杨联陞的评语，所以最近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这两种制度的分别。

在《宋代政治史》里叙述，宋代把乡村主户（有田产、税钱或家业钱的民户）分为五等。第一、第二等户（或仅是第一等户）称作上户，应属于大地主之列。第三等户（或第二、三等户）称作中户，当属小地主之列。第四等主户，属于自耕农之列，境遇稍好的可能还是富农。第五等户则属于半自耕农甚至贫农。在五等主户中，一、二、三等户合起来不到十分之一，而四五等户在十分之九以上。宋代之所以要将主户划分为五等，主要是为了在负担差役、科配杂税、倚阁减税等方面有所区别。一般来说，上户多担任重难差役；中下户多担任较轻的下等差役。²

宋代的差役繁多。“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田赋），以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以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给使令、县曹司至押（司）、录（事）、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子）、掏（子）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定差。³”刘子健认为宋朝全国的服役人员肯定超过一百万。这些差役让服役的人受到无休止的痛苦⁴。编排户等的时候，故意让自己变穷；瞒报地产和物业将上户降为下等。而很多原本是上户人家为了逃避负担承重的差异，逃亡、分家甚至自杀。

王安石推行的免役法废除了按户等轮流差役的办法，改由政府出钱募人代役。由当役人户按户等高下分担，之前无差役的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出一半钱代役。此外，全部还要加收十分之二的役钱，以备凶荒之年。⁵

张荫麟认为募役法（免役法）是对平民有史以来一大解放⁶。虽然免役法让农民从负担沉重的差役法解放出来，可是之前没有差役的人，现在需要负担免役钱（尤其是官户），下等户更是需要筹钱来上缴免役钱。

只是任何理想高尚的政策在落地推行时一定会遇到种种反效果，古今皆然。梁庚尧说：

                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规模宏大，目标高远，从法令的内容看，可以说是法良意美，但也已是并非全无阙失。例如募役法实际是差、募并行，第四、五等户原来没有职役，如今要轮差壮丁。而且民户除了应缴的免役钱外，又必须再缴二分宽剩钱，到了实际施行之后，更是弊端丛生。⁷

当时就有人就指出免役法骚扰民间之苦：

                今闻贪暴之吏，校民之产，有类其掾之多少而量其长短，计其牛、羊、犬、马、鸡、豚、狗、彘、铁炉、茶坊、兽具、鱼笱、食器、眠具、莫不估价出钱以助役。不知朝廷以收到免役钱，除每岁雇募工役、调给官员得替、赴任人工及津置纲运外，其钱更欲作何支用，而取之如此之细。⁸

批评者还认为，免役法破坏了公共团结。因为试图用雇佣兵来代替拥有地方基础，社区地方家庭的差役法。这些因为钱才来当差的“市井浇浮之群小”完全不值得信赖。这些雇佣人员会贪污和携带公款潜逃。⁹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就认为其实自北周已经有了“租、庸、调”三种税收来解决为官府服役的财政问题。只是到了宋代，政府忘了原来上缴的税钱其实已经包括了募役所需之钱。现在政府没了多余的钱，只好差役。可是人民望差役是恐，反而心甘情愿给免役钱了事。结果是税上加税¹⁰。所以钱穆写道王安石的“开源政策，有些处又迹近为政府敛财”、“若说再在百姓身上设法括取，则那时的百姓，实有不堪再括之苦”。¹¹

所以有学者认为，

募役法（免役法）从一个将州县级差役专业化和均衡中上户财政负担的进步性尝试，变成了以扩增收入为目的强加于全国百姓身上的一堆阻碍进步的过度征税。¹²

之前文章说到王安石的新政变法是以商品金融经济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黄仁宇就认为

                至于征收免役钱等于责成在乡村中实现金融经济，实际上政府早应组织银行，提倡保险，扩大批发业务，凡此都应当在城市之中著手。¹³

苏轼就说：

                第四等以下，旧本无役，不过差充壮丁，无所赔备。而雇役法例出役钱，虽所取不多，而贫下之人无故出三五百钱，未办之间，吏卒至门，非百钱不能解免。官钱未纳，此费已重。¹⁴

所以司马光认为

                征收税钱来免除徭役的代役法，和用钱发放贷款一样，都改变了农村经济的性质。与此相反的是，以前的实物税征收的是人民能够用自己的劳动生产的货物，新法使生产者要依靠市场卖掉货物，以便获得现金来纳税。这样农人就要倒霉；他们很容易受价格波动的伤害。……新税制下的货币化导致了商业化，破坏了农村的自给自足，而这是农村稳定的基础。¹⁵

除此之外，当时国家扩张农地和农产丰收，导致价格下降。加上国家要求免役钱和青苗贷款以钱币上缴，而钱币都被囤积在国库里没有在市场流动（加上钱币向境外流出），因此在熙宁变法间，市场现金短缺，北宋遭遇了“钱荒”——通货紧缩¹⁶。农民为了找钱，被迫贬值向“有钱之家”卖出他们的农产品以换取钱币。所以讽刺的是，王安石本意是要抑制兼并之家，结果反而成全了他们¹⁷。物价的低落对一般消费者是好的，因为他们用很少钱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可是谷贱伤农，所以当时的农民从免役法和青苗法里得到的结果是“钱荒”。

 一项新法在设计之时都是有个美好的愿景。可是往往要不是那个时代还未做好准备就推出超越当时间人们所能承受的压力冲击，就是执行方面事与愿违。哪怕就是为了国家长远之计，既得利益者也不愿让出自身舒适的那一丁点权益。期待改革的人们以为新政可以为他们带来好的改变，可是通常新政的好处需要时间来实现，执行之际的弊端却是立竿见影。被改革的满是怨恨，而要改革的也不满意，所以古今中外执行改革者大都悲剧收场。

悲乎！

Sept 15, 2025 - RC

1 刘子健著  张钰翰 译：《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22年6月香港第1版第1次印刷，第ii页。REFORM IN SUNG CHINA: Wang An-Shih, (1021 – 1086) and His New Policies by James T.C. Liu. Copyright © 1959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Copyright © renewed 1987 by James T.C. Liu.

2 何忠礼：《宋代政治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第112 – 114页。

3 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121页。引自〈宋史·食货志〉。

4 刘书，第132 – 133页。

5 何书，第180页。

6 张荫麟：《两宋史纲》。北京出版集团公司，2016年3月第1版，2017年6月第2次印刷，第144页。〈北宋的外患与变法〉，原载《思想与时代》第5、6期，1941年12月、1942年1月。

7 梁庚尧 编著：《北宋的改革——熙宁变法的源起、流变及其对南宋历史的影响》。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2年11月初版，第103页。

8 如上，第111页。（郑侠《西塘集》卷六。〈上王荆公书〉。）

9 【英】崔瑞德 【美】史乐民 编  宋燕鹏 等译：《剑桥中国宋代史——907 – 1279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12月第1次印刷，第398页。史乐民：〈1067 – 1085年神宗统治及王安石变法〉。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5: Part 1,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 907 – 1279. Edited by Denis Twitchett and Paul Jakov Smith.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0 王夫之 著  刘韶军 译注：《宋论》。中华书局出版，2013年4月北京第1版，2017年6月北京第4次印刷，第466 – 467页。

11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出版，1996年6月修订第3版，2005年6月北京第7次印刷，第569页与第573页。

12 《剑桥》。第383页。

13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10月初版，2001年4月初版第37刷，第169页。

14 《剑桥》。第385页。

15 【美】包弼德 著 刘宁 译：《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9月第1版，2018年12月第3次印刷，第320页。This Culture of Ours –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by Peter K. Bol. Published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1992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16 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一）。中华书局，2012年6月北京第1版，第55 – 79页。〈北宋物价的变动〉，民国二十九年十月初稿。三十一年五月重写。

17 《剑桥》。第403页。

王安石与司马光

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好友，两人对国家未来的担忧也一样，只是对于如何解决国家财政军事困境的想法不同。也因如此，导致后来两人对于变法新政持不同意见，士人也从而分为两大阵营，水火不容。 而关于如何增强国家经济与收入的理财观念，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人更是截然不同，相差甚远。在变法前夕的熙宁元年（1068）八月，司马光和王安石在神宗面前有过一次争论。当时河北灾荒，司马光认为国用不足，应该节用。王安石反对。司马光在他的文集记载了；

                介甫（王安石）曰：“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困穷，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邪。”介甫曰：“此非善理财者。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光曰：“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¹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对于经济和理财观念的看法完全不同。所以有学者认为司马光是崇尚自然经济和传统理财思想。王安石则是除了看重农业发展也注重商品经济的发展²。这也导致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的开源财政手段不只是扰民（打破人民自给自足的生活规律），还拿走百姓手中余粮和钱财。王安石却是相信新政除了能减少农民遭受“兼并之家”的盘剥，还能激活国家商业经济为国库增加岁收而不让百姓负担加重。

在刘子健在50年代出版的《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就写说，

                王安石关于扩张国家财政的理论指引他制定了这些有关土地经济和贸易的政策。鉴于王安石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扎根于儒家哲学，他未能发展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经济理论，以直接处理许多具体的经济活动。事实上，他经常依赖于那些更熟悉实际经济状况的盟友的意见。³

后来8、90年代出版的《中国大历史》，黄仁宇就认为是当时宋朝不具备现代金融制度和法律条款，导致超越时代能承受的变法最终失败。黄仁宇说，

                当王安石对神宗赵顼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的已知道可以信用借款的办法刺激经济之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高额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

     ……即现代金融经济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涵，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大凡金融经济生效，有关货币与信用的事物必须取得随时随地都可公平而自由交换的法定地位……。更重要的是法律上有关遗产继承、破产、丧失赎取权、假冒、欺骗、监守自盗等之规定也要与商业社会里的流通状态相符，且一切都用金钱统治，这一点才做得通。宋代内陆商业组织之实况与这种要求相去至远。⁴

王安石以超越他时代的理财观念和社会所能承担的金融影响来推行他的财政改革，不如他预想的结果和巨大的反对压力都是现在我们可以预料的。

当时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天地的出产量是恒定的”，所以他们认为是国家不负责任的支出导致危机的唯一原因。然后虽然因为命运、自然条件不同而导致财富分配不均等，但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关系是良性的，富人为穷人提供资本，穷人为富人提供劳力。改革派则认为经济是动态的，可以利用货币来使国家财政运转合理。只有国家介入才能刺激经济和抑制富人兼并。⁵

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极少数拥有机会能够在皇帝支持下推行他的理想社会蓝图改革的政治家。虽然新政在神宗病逝后被推翻，王安石也被南宋士人认定为导致北宋灭亡的其中原因。可是王安石的富国强兵变法精神还是值得后人学习。

Sept 15, 2025 - RC

1 梁庚尧 编著：《北宋的改革——熙宁变法的源起、流变及其对南宋历史的影响》。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2年11月初版，第104 - 105页。

其实“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并非“桑羊欺汉武帝之言”，这句话实乃司马迁的评语。顾宏义：《宋事论考》。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第1次印刷，第186 – 189页。〈“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探微〉。

2 顾宏义：《宋事论考》。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第1次印刷，第198页。

3 刘子健著  张钰翰 译：《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22年6月香港第1版第1次印刷，第68页。REFORM IN SUNG CHINA: Wang An-Shih, (1021 – 1086) and His New Policies by James T.C. Liu. Copyright © 1959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Copyright © renewed 1987 by James T.C. Liu.

4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10月初版，2001年4月初版第37刷，第166 – 168页。

5 【英】崔瑞德 【美】史乐民 编  宋燕鹏 等译：《剑桥中国宋代史——907 – 1279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12月第1次印刷，第352 – 357页。史乐民：〈1067 – 1085年神宗统治及王安石变法〉。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5: Part 1,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 907 – 1279. Edited by Denis Twitchett and Paul Jakov Smith.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王安石变法

几个月前有位朋友谈起王安石变法。虽然之前在研读北宋党争历史之际了解变法之过程，可是对于变法细节的缘由不甚了解。因此花了几个星期时间仔细阅读相关书籍，希望可以厘清变法之来龙去脉。

以前在读王安石的《本朝百年无事扎子》，对他在文中写的缠身宋朝各个弊端和由来，无不钦佩。王安石拥有士大夫匡扶天下之志，其不畏此途之艰难，且恰好有神宗之锐意进取和信任，可说是天意。

一个社会就算再怎么糜烂，既得利益者在无大变动之际都是希望依循惯例生活。只有居安思危统治者知道若再不改革，其受压迫无希望之民就如在高压锅里挣扎，只待临界点就会爆炸。所以神宗与王安石都知道国家正在倾倒，若还不再振起变革，等待宋朝的就是变乱和灭亡。

可是变法遭遇朝野反对乃至最终因神宗逝世而被推翻，其中原因众多。在刘子健50年代出版的《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为我们提纲挈领叙述王安石变法。作者还为当时官员分类为理想型、仕进型和渎职型。理想型细分为北方保守主义者、西南温和派和南方变法派。仕进型又可进一步分为因循型和干才型。最后的渎职型分为贪污型和弄权型。而属于干才型的王安石盟友；曾布、吕惠卿、章惇和蔡确，作者排列他们各自行为特征，一目了然¹。变法的执行不力和事与愿违的结果、王安石的执拗性格、盟友各自能力和意图、神宗的个人意志还有朝野巨大的反对力量都是变法被推翻的原因。邓广铭认为变法是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一场激烈斗争²。在更早前的《国史大纲》里认为

安石的最大弊病，还在仅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依照当时情况，非先澄清吏治，不足以宽养民力。非宽养民力，不足以厚培国本。非厚培国本，不足以遽希武功。³

难道王安石不知道人事的重要吗？他自己曾对神宗说过，免役、保甲、市易三法，“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⁴。只是王安石身在其中不自知，所以他认为赞同他的人就是“得其人”，反对他的人就是“非其人”。对于变法目标的执着也导致王安石虽千万人吾往矣。

人事自古至今都是执行任何事物重要一环。纵有宏图大计，最终结果也将是南辕北辙。清初王夫之更是认为王安石是小人，强力推行的新政更是苛政。为了维护变法，王安石被“小人”围绕，变法不但不能强国反而最终导致其北宋灭亡。⁵

虽然变法被推翻，可是王安石进取精神和为富国强兵之理想至今都值得人们学习。

Sept 07, 2025 - RC

1 刘子健著  张钰翰 译：《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22年6月香港第1版第1次印刷，第95 – 103页。REFORM IN SUNG CHINA: Wang An-Shih, (1021 – 1086) and His New Policies by James T.C. Liu. Copyright © 1959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Copyright © renewed 1987 by James T.C. Liu.

2 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三联书店出版，2007年3月北京第1版，第276 – 277页。

3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出版，1996年6月修订第3版，2005年6月北京第7次印刷，第578页。

4 梁庚尧 编著：《北宋的改革——熙宁变法的源起、流变及其对南宋历史的影响》。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2年11月初版，第103页。

5 王夫之 著  刘韶军 译注：《宋论》。中华书局出版，2013年4月北京第1版，2017年6月北京第4次印刷，第430 – 497页。

地下历史学家

中共对任何历史诠释都是紧握在手里。一切不符合中共的历史叙述都是虚无主义。这是因为没有了历史话语权，就没有了中共的建政合法性和现有政权基础。一个土匪靠着谎言、暴力和屠杀建立起来的政权；一个没有民意洗礼的政权，如何能让被统治的人民俯卧在脚底，乖乖听话呢？所以，为了那神圣不能侵犯的权力享受，中共只能篡改历史，美化一切。

在《血书——林昭的信仰、抗争与殉道之旅》知道《星火》这本地下刊物。原来在那恐怖黑暗时代里，有一些人竟敢写出死罪的文章，可是对他们的由来和结果都不甚了解。所以知道《星火——中国地下历史学家与他们的未来之战》出版，就以为是本专门研究《星火》的书籍。阅读了这本书后才知道，原来《星火》故事只是占这本书的一部分，叙述更多的是其他的地下历史学家，如何在黑暗时代，为后来的我们留下记载。

在高科技监控下，中共可以比以前更加巨细靡遗掌控一切。虽然看似不乐观，可是这本书的作者却认为就是因为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地下历史学家的作品更能接触到外面的世界。

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了解地下历史学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毅力，牢狱和禁锢摧毁不了他们的理想。很多人虽然最后默默死去，可是他们留下的一切，不啻能撕去中共竭力涂抹的秽史，还能让我们知道，就算再黑暗，一点星火也能传承下去。

作者在书里摘录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里的一段话，

                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若没有坚忍不拔的强大决心，这些地下历史学家如何能在亿万人里清醒，在国家暴力之下抗争。

April 05, 2025 - RC

张彦 Ian Johnson 著 林瑞 译：《星火——中国地下历史学家与他们的未来之战》 。八旗文化，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6月初版1刷。Sparks: China’s Underground Historians and Their Battle for the Future, by Ian Johnson © 2023.

读《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一个强国崛起的真相》

在《中国·崛起》里写说中国企业在1978年后的发展史，可是因为作者来自中国，内容只能避重就轻。在有关政治叙述里只能依靠“政治正确”来写。众所周知，在一党独大的中国，若只是单纯梳理中国经济与商业的发展而不与之和政治联系在一起全盘展开，只能管中窥豹。

所以冯客的《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一个强国崛起的真相》让我们知道更多所谓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如何在中共宫廷政治里，“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胡耀邦还是赵紫阳从来都不是大家所以为的“改革设计师”。他们每一个都是忠实的中共信徒，只是妄想利用“资本主义”来挽救“马克思主义”，以期可以为中共独裁政权续命。从所谓改革开放一开始至江泽民和胡锦涛，中共都是死抓着生产资料公有制，从不松手。是我们天真相信中国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而那些中共容许下的私人企业，只不过是依附在独裁政权的厕纸，用完即弃。

我们可以知道当初若不是美国、日本和台商（包括一些香港和华侨企业）对中国在经济上的援助、投资和优惠税率对待，还有得益于美国维持的世界商贸规则，所谓的经济奇迹早已是笑话。这本书还说到邓小平放了一个方励之，“换来世界银行为中国提供16亿美元的贷款，次年又增加到25亿美元——这个金额比贷给其他任何国家还多。不仅如此，为了恢复与中国的“正常经济关系”，日本也向中国提供57亿美元贷款。随后，日本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额很快就激增40%”。所以冯客说，“仅仅释放一个异议人士就得到这么多好处，中共头一回尝到人质外交的甜头。这也再次验证中国人的一句老话：“有钱能使鬼推磨””¹

到了另一个穿新衣的皇帝年代，他真以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可以推销全世界，对四邻耀武扬威，未来是属于他的。只不过冯客在书末却写道

                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以下这些手段：吸引外国资本、剥削不受法律保护的劳动力、透过拍卖土地增加财政收入、政府补贴出口企业、组织国有企业集团到国外上市、借钱建设日后再还。如今，这些捷径都已走到尽头。共产党目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继续垄断政权和控制生产资料的前提下，解决由其身所造成一系列长期形成的结构性问题。看起来，前方只有死路一条。²

可惜这本2022年出版的书没能学习到穿新衣的皇帝提出的“新质生产力”，若是作者深入学习贯彻这一伟大思想，想必对中共前景不会如此悲观。

March 17, 2025 - RC

1 冯客：《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一个强国崛起的真相》。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2月初版，第195页。China After Mao, Copyright © Frank Dikötter, 2022.

方励之在他的自传里也提到这一段，“方励之出国两周后，美日在休士顿工业国峰会采取同一步调，分别解除世界银行的23亿美元和日本的56亿美元对中贷款”。方励之：《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4月30日，第1版第1次印刷，第441页。只是在中共崛起后，这种人质外交已不再可行。因为钱已不是中共要的了，要的是民族自信心。

2 如上，第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