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与古史辨

在研究民国历史学者里，顾颉刚和他提倡的“古史辨”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他很年轻就成名，在古史研究里创立一个典范。对顾颉刚印象很深是因为他慧眼提携钱穆，把钱穆从一个苏州中学老师推荐为中山大学、燕京大学教授。而虽然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和顾颉刚所追随的康有为古今文思想有别，可是顾颉刚还是把钱穆的这篇文章刊登在他主持的《燕京学报》。所以钱穆年老了还回想顾颉刚的胸怀和其对他的知遇。¹

而关于古史辨运动就属顾颉刚全盘推翻上古史，大禹是条虫的刻板印象。最近读了王汎森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才对古史辨运动有了更深的了解。在这本书里，王汎森花了长篇幅来解析疑古思潮的由来，为古史辨运动溯源。以前不甚了解古今文争论和不知道原来康有为对顾颉刚有这么大影响。还知道了原来张荫麟质疑层累说的运用方法，这是以前不知道的。

还有原来除了层累说，杨宽的神话分化论也是古史辨的一种。为此，翻阅了杨宽的著作，他认为上古都是神话，还细分东西方神话。²

只可惜没有顾颉刚的著作，只有他口述的《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的学术在1949年后戛然而止。在中共无所不在的高压力下，顾颉刚也不得不低头在组织里生活。没有了思想自由，还奢谈什么学术研究。所以读了《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不禁感叹毛泽东为了私欲和权力，利用极权打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天下人都要为他一人俯首帖耳才满足他那自卑自大心理。³

顾颉刚因古史辨引领潮流，在民国时还可以在“体制外”游离，另起灶炉，不必屈身于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可是1954年后，顾颉刚却没能像陈寅恪一样，坚持远离北京，结果在科学院受辱。顾颉刚未到北京时还对中共镇压反革命有意见。到了北京后，才短短几年，他就在1959年的日记里对毛泽东歌功颂德了。余英时相信这是顾颉刚发乎内心的赞颂⁴。可见在革命暴力下，人人都被洗脑，只有极少数人例外。

才华横溢的顾颉刚没在1949年选择离开，这是他的不幸。

April 21, 2025 - RC

1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1月初版1刷，2009年11月2版1刷，2013年2版2刷，第136页。

2 杨宽：《先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1印刷。〈对古史传说的四点认识〉和〈中国上古神话传说综论〉。

3 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3月初版，2014年7月初版第2刷。第66 – 105页。

4 如上，101页。

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9月第1版。

重返《国史大纲》

曾写过说2002年，第一次在台北书店，知道钱穆这一位历史学家。买了他的《国史新论》。对他于中国历史的叙述感到新奇，完全颠覆以前读过大陆出版的历史书。在很多历史事件和前因后果都与所谓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不同。从钱穆的书里可以读到很多对中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不是那些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么简单粗暴的历史。

后来再读到他在颠沛流离写的《国史大纲》，更是对钱穆的毅力和历史思想概述，佩服不已。这些年来，只要读到后来新出的历史理论、叙述还是考古证据，都会再翻阅《国史大纲》，对比查证。

最近读了《重返〈国史大纲〉——钱穆与当代史学家的对话》，才又对《国史大纲》更有深一层的了解。透过这些当代学者笔下，我们可以多少了解钱穆在写作这本通史的心史历程和对于各历史事件的取舍因由。其中有一位学者的撰文提到，钱穆在论犬戎地望上，认为是在东南不在西北。这也是这么多年来，不啻自己，也是有学者注意钱穆对犬戎地望的论述。只不过在这篇文章里，没有提到李峰的论证。¹

除此之外，也是从《重返》才知道原来钱穆曾修订过《国史大纲》。之前还以为现在看到的是抗战时的版本。很多风靡一时的通史著作都已被淘汰。可以肯定是“圆而神”的《国史大纲》经典在很多年后都将会被世人反复细读。

March 29, 2025 - RC

1 王汎森、王健文、孔令伟、丘文豪、徐兆安、高震寰、许凯翔、游逸飞、傅扬、郑丞良、阎鸿中：《重返〈国史大纲〉——钱穆与当代史学家的对话》。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7月初版。高震寰：《从文献中抽绎时代精神——〈国史大纲〉的上古史》。第283页

〈犬戎在哪里，最后的答案？〉

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前不久去了新加坡一趟。因为之前在网上知道新加坡有个博物馆展览恐龙化石，所以就特别安排时间去这个博物馆——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Lee Kong Chian Natural History Museum）。一踏入博物馆就是在马来西亚可以找到的莱佛士花的标本。接着是地球初始生物起源历史简介，而壮观的恐龙化石骨架就在馆中央。惊叹这化石竟然可以保存完好至一亿多年。前几天在BBC中文网站看到一篇文章说，如果现今人类灭绝，后来的智慧物种可以在地球挖出人类化石吗？答案是很难。这是因为恐龙在地球生活了1.65亿年，至今却只是发现很少近乎完整的化石，更不用说人类只是在地球生活了那一丁点的时间。所以我们留给后来的研究者应该就是那些“科技化石”——塑料、铝罐和改变地质面貌的土木工程。 

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

恐龙

接着二楼一个区域介绍英国博物学家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 1823 - 1913）在东南亚的探险和研究事迹。之前知道这位与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 - 1882）各自发展出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的进化理论学者¹，可是不知道原来华莱士曾在马来群岛生活8年之久。他来回穿梭在马来半岛、新加坡、婆罗洲和印度尼西亚群岛搜集动物标本和写了一本传世著作The Malay Archipelago 《马来群岛科学考察记》²。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很用心地为我们展示一幅华莱士描绘的马来群岛大地图，标点出华莱士在马来群岛的探险轨迹以对应和摘录他在《马来群岛科学考察记》的一些只字片语。这样可以让没读过这本名著的我们更快知道华莱士在这片土地的一些活动点滴。

华莱士与新加坡渊源简介、华莱士收藏的幡羽极乐鸟（Standardwing bird-of-paradise）标本与《马来群岛自然科学考察记》

华莱士与阿里。阿里是华莱士在马来群岛探险时的得力助手

除了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之前只是去过大概相似，拥有大量动物标本的太平博物馆。只是太平博物馆还展出本地人类文化与文明。只是马来西亚拥有更加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可惜没能做得比新加坡好。话说回来，整个博物馆设计得非常完善，除了各种类动物标本与其生活环境演变的介绍，最重要就是让肤浅如我这样的游客可以一睹恐龙化石和触摸导致其灭绝的行星小石块。只不过没对生物学有什么研究，这一次探访可说是入宝山而空归。

太平博物馆内的大象骨架

接着就去新加坡国家博物馆。1993年第一次来新加坡曾在圣淘沙参观过那里的博物馆，里头有个英军与日军各坐在一张桌子旁的真人模型；重现当年白思华向山下奉文无条件投降的瞬间，那震撼的历史场景至今还记忆犹新。不过已经忘记那是叫做什么博物馆。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惊喜的是，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竟然看到林文庆的头像和其简略介绍。知道林文庆是因为2006年参加一个关于“奉纳金”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买的书里有提到林文庆被迫为昭南岛华侨协会会长（后来为马来亚华侨总协会），代表华社恭读、呈《献金词》和“奉纳金”支票于山下奉文。也是因这段历史，林文庆被许多人认为是汉奸。³

林文庆与他在爱丁堡大学医学院获得的奖章

林文庆事迹介绍 - 1

林文庆事迹介绍 - 2

新加坡第一批女王奖学金得主其一 - 林文庆

照片简介

其实林文庆曾为厦门大学校长。1921年，52岁的林文庆放弃他在南洋已具规模的生意⁴，赴厦门任职到1937年之久。有趣的是，鲁迅在1926年9月到厦门大学任教职。不过只是在厦门呆了短短的3、4个月就离职了。在鲁迅心中，“厦大是废物”⁵，“学校当局又急于事功，问履历，问著作，问计划，问年底有什么成绩发表，令人看得心烦。”⁶想必是林文庆急于想把厦门大学办成一所闻名海内外的大学，所以校方在言语间得罪了鲁迅。在鲁迅心中，林文庆和厦门大学都对不住他。只是功成名就的林文庆大可在南洋享福之际还愿意返回贫穷落后的厦门为教育牺牲，这一精神真令人钦佩。

如果你在新加坡，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和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都可以让你对新加坡历史拥有更深认识与喜爱。

Oct 30, 2025 - RC

1 吴国盛：《科学的历程》（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2002年10月第1次印刷，第362 – 368页。

2 古脊椎动物和动物考古学家林泽升曾写过一篇关于华莱士在马来西亚的文章。〈马来西亚半岛史前红毛猩猩：华莱士的预言〉

3 据马来亚华侨总协会两位秘书之一，陈育崧在后来撰文里说

“华侨被拘集中后第三日，《昭南新闻》发表关于林文庆博士之消息，谓林博士被英军放弃之后，现已被日军从火线中救出，又谓林博士为唯一生存之华人领袖，并经与日本军接洽云云。

继后事乃明白，原来林博士与其家属在阿拉伯街集中地点受检证时被日本宪兵认出。初时不肯接受日本提出请其出面领导华侨之议，宪兵迁怒于林博士夫人，使伊在烈日下跪伏历四小时之久，还施以其他之羞辱。最后，经篠崎之劝服，林博士始接纳之，与林夫人同被释返家，但有日宪特务一人常驻其家中以监视其行动。日军首颁令林博士到处找寻华侨领袖以组成一个委员会。经数日奔走之劳，乃觅到医生二人，律师一人，欧人商行之买办二人，另商家数人，然而前此不断在社会发言之华侨领袖已不复闻其声色矣。”李业霖主编：《奉纳金资料选编》。华社研究中心，2000年8月15日，第11 – 12页。陈育崧：〈日寇强索五千万“奉纳金”〉。

4 戴渊：《英属马来亚华人资本主义经济，1900 – 1941》。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2018年第1版第1刷，第113 – 114页。林文庆涉及银行、保险、树胶种植等多个领域。

5 朱正：《鲁迅传》。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1月香港第1版第1次印刷，第201页。12月29日，写给许广平的信。

6 如上，第195页。9月20日，写给许广平的信。

王安石变法——为地方政府服役

在刘子健的《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特辟有一章，〈为地方政府服役：个案研究〉。杨联陞在序言中说“役法如果不是最复杂的制度的话，那么也一定是最复杂的制度之一。于是，作者用了一章，成功地为新募役法的背景、特点以及新旧制度的利弊描绘出一幅非常清晰的图景。这本身是项了不起的成就。”¹

刘子健说的为地方政府服役就是王安石变法前的差役法和王安石新政的募役法（也称免役法）。以前只是关心变法中的青苗法，没什么注意差役法和免役法。因为杨联陞的评语，所以最近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这两种制度的分别。

在《宋代政治史》里叙述，宋代把乡村主户（有田产、税钱或家业钱的民户）分为五等。第一、第二等户（或仅是第一等户）称作上户，应属于大地主之列。第三等户（或第二、三等户）称作中户，当属小地主之列。第四等主户，属于自耕农之列，境遇稍好的可能还是富农。第五等户则属于半自耕农甚至贫农。在五等主户中，一、二、三等户合起来不到十分之一，而四五等户在十分之九以上。宋代之所以要将主户划分为五等，主要是为了在负担差役、科配杂税、倚阁减税等方面有所区别。一般来说，上户多担任重难差役；中下户多担任较轻的下等差役。²

宋代的差役繁多。“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田赋），以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以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给使令、县曹司至押（司）、录（事）、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子）、掏（子）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定差。³”刘子健认为宋朝全国的服役人员肯定超过一百万。这些差役让服役的人受到无休止的痛苦⁴。编排户等的时候，故意让自己变穷；瞒报地产和物业将上户降为下等。而很多原本是上户人家为了逃避负担承重的差异，逃亡、分家甚至自杀。

王安石推行的免役法废除了按户等轮流差役的办法，改由政府出钱募人代役。由当役人户按户等高下分担，之前无差役的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出一半钱代役。此外，全部还要加收十分之二的役钱，以备凶荒之年。⁵

张荫麟认为募役法（免役法）是对平民有史以来一大解放⁶。虽然免役法让农民从负担沉重的差役法解放出来，可是之前没有差役的人，现在需要负担免役钱（尤其是官户），下等户更是需要筹钱来上缴免役钱。

只是任何理想高尚的政策在落地推行时一定会遇到种种反效果，古今皆然。梁庚尧说：

                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规模宏大，目标高远，从法令的内容看，可以说是法良意美，但也已是并非全无阙失。例如募役法实际是差、募并行，第四、五等户原来没有职役，如今要轮差壮丁。而且民户除了应缴的免役钱外，又必须再缴二分宽剩钱，到了实际施行之后，更是弊端丛生。⁷

当时就有人就指出免役法骚扰民间之苦：

                今闻贪暴之吏，校民之产，有类其掾之多少而量其长短，计其牛、羊、犬、马、鸡、豚、狗、彘、铁炉、茶坊、兽具、鱼笱、食器、眠具、莫不估价出钱以助役。不知朝廷以收到免役钱，除每岁雇募工役、调给官员得替、赴任人工及津置纲运外，其钱更欲作何支用，而取之如此之细。⁸

批评者还认为，免役法破坏了公共团结。因为试图用雇佣兵来代替拥有地方基础，社区地方家庭的差役法。这些因为钱才来当差的“市井浇浮之群小”完全不值得信赖。这些雇佣人员会贪污和携带公款潜逃。⁹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就认为其实自北周已经有了“租、庸、调”三种税收来解决为官府服役的财政问题。只是到了宋代，政府忘了原来上缴的税钱其实已经包括了募役所需之钱。现在政府没了多余的钱，只好差役。可是人民望差役是恐，反而心甘情愿给免役钱了事。结果是税上加税¹⁰。所以钱穆写道王安石的“开源政策，有些处又迹近为政府敛财”、“若说再在百姓身上设法括取，则那时的百姓，实有不堪再括之苦”。¹¹

所以有学者认为，

募役法（免役法）从一个将州县级差役专业化和均衡中上户财政负担的进步性尝试，变成了以扩增收入为目的强加于全国百姓身上的一堆阻碍进步的过度征税。¹²

之前文章说到王安石的新政变法是以商品金融经济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黄仁宇就认为

                至于征收免役钱等于责成在乡村中实现金融经济，实际上政府早应组织银行，提倡保险，扩大批发业务，凡此都应当在城市之中著手。¹³

苏轼就说：

                第四等以下，旧本无役，不过差充壮丁，无所赔备。而雇役法例出役钱，虽所取不多，而贫下之人无故出三五百钱，未办之间，吏卒至门，非百钱不能解免。官钱未纳，此费已重。¹⁴

所以司马光认为

                征收税钱来免除徭役的代役法，和用钱发放贷款一样，都改变了农村经济的性质。与此相反的是，以前的实物税征收的是人民能够用自己的劳动生产的货物，新法使生产者要依靠市场卖掉货物，以便获得现金来纳税。这样农人就要倒霉；他们很容易受价格波动的伤害。……新税制下的货币化导致了商业化，破坏了农村的自给自足，而这是农村稳定的基础。¹⁵

除此之外，当时国家扩张农地和农产丰收，导致价格下降。加上国家要求免役钱和青苗贷款以钱币上缴，而钱币都被囤积在国库里没有在市场流动（加上钱币向境外流出），因此在熙宁变法间，市场现金短缺，北宋遭遇了“钱荒”——通货紧缩¹⁶。农民为了找钱，被迫贬值向“有钱之家”卖出他们的农产品以换取钱币。所以讽刺的是，王安石本意是要抑制兼并之家，结果反而成全了他们¹⁷。物价的低落对一般消费者是好的，因为他们用很少钱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可是谷贱伤农，所以当时的农民从免役法和青苗法里得到的结果是“钱荒”。

 一项新法在设计之时都是有个美好的愿景。可是往往要不是那个时代还未做好准备就推出超越当时间人们所能承受的压力冲击，就是执行方面事与愿违。哪怕就是为了国家长远之计，既得利益者也不愿让出自身舒适的那一丁点权益。期待改革的人们以为新政可以为他们带来好的改变，可是通常新政的好处需要时间来实现，执行之际的弊端却是立竿见影。被改革的满是怨恨，而要改革的也不满意，所以古今中外执行改革者大都悲剧收场。

悲乎！

Sept 15, 2025 - RC

1 刘子健著  张钰翰 译：《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22年6月香港第1版第1次印刷，第ii页。REFORM IN SUNG CHINA: Wang An-Shih, (1021 – 1086) and His New Policies by James T.C. Liu. Copyright © 1959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Copyright © renewed 1987 by James T.C. Liu.

2 何忠礼：《宋代政治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第112 – 114页。

3 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121页。引自〈宋史·食货志〉。

4 刘书，第132 – 133页。

5 何书，第180页。

6 张荫麟：《两宋史纲》。北京出版集团公司，2016年3月第1版，2017年6月第2次印刷，第144页。〈北宋的外患与变法〉，原载《思想与时代》第5、6期，1941年12月、1942年1月。

7 梁庚尧 编著：《北宋的改革——熙宁变法的源起、流变及其对南宋历史的影响》。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2年11月初版，第103页。

8 如上，第111页。（郑侠《西塘集》卷六。〈上王荆公书〉。）

9 【英】崔瑞德 【美】史乐民 编  宋燕鹏 等译：《剑桥中国宋代史——907 – 1279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12月第1次印刷，第398页。史乐民：〈1067 – 1085年神宗统治及王安石变法〉。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5: Part 1,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 907 – 1279. Edited by Denis Twitchett and Paul Jakov Smith.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0 王夫之 著  刘韶军 译注：《宋论》。中华书局出版，2013年4月北京第1版，2017年6月北京第4次印刷，第466 – 467页。

11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出版，1996年6月修订第3版，2005年6月北京第7次印刷，第569页与第573页。

12 《剑桥》。第383页。

13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10月初版，2001年4月初版第37刷，第169页。

14 《剑桥》。第385页。

15 【美】包弼德 著 刘宁 译：《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9月第1版，2018年12月第3次印刷，第320页。This Culture of Ours –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by Peter K. Bol. Published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1992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16 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一）。中华书局，2012年6月北京第1版，第55 – 79页。〈北宋物价的变动〉，民国二十九年十月初稿。三十一年五月重写。

17 《剑桥》。第403页。

王安石与司马光

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好友，两人对国家未来的担忧也一样，只是对于如何解决国家财政军事困境的想法不同。也因如此，导致后来两人对于变法新政持不同意见，士人也从而分为两大阵营，水火不容。 而关于如何增强国家经济与收入的理财观念，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人更是截然不同，相差甚远。在变法前夕的熙宁元年（1068）八月，司马光和王安石在神宗面前有过一次争论。当时河北灾荒，司马光认为国用不足，应该节用。王安石反对。司马光在他的文集记载了；

                介甫（王安石）曰：“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困穷，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邪。”介甫曰：“此非善理财者。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光曰：“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¹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对于经济和理财观念的看法完全不同。所以有学者认为司马光是崇尚自然经济和传统理财思想。王安石则是除了看重农业发展也注重商品经济的发展²。这也导致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的开源财政手段不只是扰民（打破人民自给自足的生活规律），还拿走百姓手中余粮和钱财。王安石却是相信新政除了能减少农民遭受“兼并之家”的盘剥，还能激活国家商业经济为国库增加岁收而不让百姓负担加重。

在刘子健在50年代出版的《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就写说，

                王安石关于扩张国家财政的理论指引他制定了这些有关土地经济和贸易的政策。鉴于王安石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扎根于儒家哲学，他未能发展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经济理论，以直接处理许多具体的经济活动。事实上，他经常依赖于那些更熟悉实际经济状况的盟友的意见。³

后来8、90年代出版的《中国大历史》，黄仁宇就认为是当时宋朝不具备现代金融制度和法律条款，导致超越时代能承受的变法最终失败。黄仁宇说，

                当王安石对神宗赵顼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的已知道可以信用借款的办法刺激经济之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高额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

     ……即现代金融经济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涵，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大凡金融经济生效，有关货币与信用的事物必须取得随时随地都可公平而自由交换的法定地位……。更重要的是法律上有关遗产继承、破产、丧失赎取权、假冒、欺骗、监守自盗等之规定也要与商业社会里的流通状态相符，且一切都用金钱统治，这一点才做得通。宋代内陆商业组织之实况与这种要求相去至远。⁴

王安石以超越他时代的理财观念和社会所能承担的金融影响来推行他的财政改革，不如他预想的结果和巨大的反对压力都是现在我们可以预料的。

当时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天地的出产量是恒定的”，所以他们认为是国家不负责任的支出导致危机的唯一原因。然后虽然因为命运、自然条件不同而导致财富分配不均等，但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关系是良性的，富人为穷人提供资本，穷人为富人提供劳力。改革派则认为经济是动态的，可以利用货币来使国家财政运转合理。只有国家介入才能刺激经济和抑制富人兼并。⁵

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极少数拥有机会能够在皇帝支持下推行他的理想社会蓝图改革的政治家。虽然新政在神宗病逝后被推翻，王安石也被南宋士人认定为导致北宋灭亡的其中原因。可是王安石的富国强兵变法精神还是值得后人学习。

Sept 15, 2025 - RC

1 梁庚尧 编著：《北宋的改革——熙宁变法的源起、流变及其对南宋历史的影响》。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2年11月初版，第104 - 105页。

其实“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并非“桑羊欺汉武帝之言”，这句话实乃司马迁的评语。顾宏义：《宋事论考》。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第1次印刷，第186 – 189页。〈“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探微〉。

2 顾宏义：《宋事论考》。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第1次印刷，第198页。

3 刘子健著  张钰翰 译：《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22年6月香港第1版第1次印刷，第68页。REFORM IN SUNG CHINA: Wang An-Shih, (1021 – 1086) and His New Policies by James T.C. Liu. Copyright © 1959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Copyright © renewed 1987 by James T.C. Liu.

4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10月初版，2001年4月初版第37刷，第166 – 168页。

5 【英】崔瑞德 【美】史乐民 编  宋燕鹏 等译：《剑桥中国宋代史——907 – 1279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12月第1次印刷，第352 – 357页。史乐民：〈1067 – 1085年神宗统治及王安石变法〉。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5: Part 1,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 907 – 1279. Edited by Denis Twitchett and Paul Jakov Smith.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