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司马光

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好友，两人对国家未来的担忧也一样，只是对于如何解决国家财政军事困境的想法不同。也因如此，导致后来两人对于变法新政持不同意见，士人也从而分为两大阵营，水火不容。 而关于如何增强国家经济与收入的理财观念，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人更是截然不同，相差甚远。在变法前夕的熙宁元年（1068）八月，司马光和王安石在神宗面前有过一次争论。当时河北灾荒，司马光认为国用不足，应该节用。王安石反对。司马光在他的文集记载了；

                介甫（王安石）曰：“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困穷，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邪。”介甫曰：“此非善理财者。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光曰：“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¹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对于经济和理财观念的看法完全不同。所以有学者认为司马光是崇尚自然经济和传统理财思想。王安石则是除了看重农业发展也注重商品经济的发展²。这也导致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的开源财政手段不只是扰民（打破人民自给自足的生活规律），还拿走百姓手中余粮和钱财。王安石却是相信新政除了能减少农民遭受“兼并之家”的盘剥，还能激活国家商业经济为国库增加岁收而不让百姓负担加重。

在刘子健在50年代出版的《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就写说，

                王安石关于扩张国家财政的理论指引他制定了这些有关土地经济和贸易的政策。鉴于王安石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扎根于儒家哲学，他未能发展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经济理论，以直接处理许多具体的经济活动。事实上，他经常依赖于那些更熟悉实际经济状况的盟友的意见。³

后来8、90年代出版的《中国大历史》，黄仁宇就认为是当时宋朝不具备现代金融制度和法律条款，导致超越时代能承受的变法最终失败。黄仁宇说，

                当王安石对神宗赵顼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的已知道可以信用借款的办法刺激经济之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高额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

     ……即现代金融经济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涵，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大凡金融经济生效，有关货币与信用的事物必须取得随时随地都可公平而自由交换的法定地位……。更重要的是法律上有关遗产继承、破产、丧失赎取权、假冒、欺骗、监守自盗等之规定也要与商业社会里的流通状态相符，且一切都用金钱统治，这一点才做得通。宋代内陆商业组织之实况与这种要求相去至远。⁴

王安石以超越他时代的理财观念和社会所能承担的金融影响来推行他的财政改革，不如他预想的结果和巨大的反对压力都是现在我们可以预料的。

当时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天地的出产量是恒定的”，所以他们认为是国家不负责任的支出导致危机的唯一原因。然后虽然因为命运、自然条件不同而导致财富分配不均等，但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关系是良性的，富人为穷人提供资本，穷人为富人提供劳力。改革派则认为经济是动态的，可以利用货币来使国家财政运转合理。只有国家介入才能刺激经济和抑制富人兼并。⁵

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极少数拥有机会能够在皇帝支持下推行他的理想社会蓝图改革的政治家。虽然新政在神宗病逝后被推翻，王安石也被南宋士人认定为导致北宋灭亡的其中原因。可是王安石的富国强兵变法精神还是值得后人学习。

Sept 15, 2025 - RC

1 梁庚尧 编著：《北宋的改革——熙宁变法的源起、流变及其对南宋历史的影响》。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2年11月初版，第104 - 105页。

其实“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并非“桑羊欺汉武帝之言”，这句话实乃司马迁的评语。顾宏义：《宋事论考》。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第1次印刷，第186 – 189页。〈“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探微〉。

2 顾宏义：《宋事论考》。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第1次印刷，第198页。

3 刘子健著  张钰翰 译：《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22年6月香港第1版第1次印刷，第68页。REFORM IN SUNG CHINA: Wang An-Shih, (1021 – 1086) and His New Policies by James T.C. Liu. Copyright © 1959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Copyright © renewed 1987 by James T.C. Liu.

4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10月初版，2001年4月初版第37刷，第166 – 168页。

5 【英】崔瑞德 【美】史乐民 编  宋燕鹏 等译：《剑桥中国宋代史——907 – 1279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12月第1次印刷，第352 – 357页。史乐民：〈1067 – 1085年神宗统治及王安石变法〉。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5: Part 1,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 907 – 1279. Edited by Denis Twitchett and Paul Jakov Smith.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王安石变法

几个月前有位朋友谈起王安石变法。虽然之前在研读北宋党争历史之际了解变法之过程，可是对于变法细节的缘由不甚了解。因此花了几个星期时间仔细阅读相关书籍，希望可以厘清变法之来龙去脉。

以前在读王安石的《本朝百年无事扎子》，对他在文中写的缠身宋朝各个弊端和由来，无不钦佩。王安石拥有士大夫匡扶天下之志，其不畏此途之艰难，且恰好有神宗之锐意进取和信任，可说是天意。

一个社会就算再怎么糜烂，既得利益者在无大变动之际都是希望依循惯例生活。只有居安思危统治者知道若再不改革，其受压迫无希望之民就如在高压锅里挣扎，只待临界点就会爆炸。所以神宗与王安石都知道国家正在倾倒，若还不再振起变革，等待宋朝的就是变乱和灭亡。

可是变法遭遇朝野反对乃至最终因神宗逝世而被推翻，其中原因众多。在刘子健50年代出版的《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为我们提纲挈领叙述王安石变法。作者还为当时官员分类为理想型、仕进型和渎职型。理想型细分为北方保守主义者、西南温和派和南方变法派。仕进型又可进一步分为因循型和干才型。最后的渎职型分为贪污型和弄权型。而属于干才型的王安石盟友；曾布、吕惠卿、章惇和蔡确，作者排列他们各自行为特征，一目了然¹。变法的执行不力和事与愿违的结果、王安石的执拗性格、盟友各自能力和意图、神宗的个人意志还有朝野巨大的反对力量都是变法被推翻的原因。邓广铭认为变法是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一场激烈斗争²。在更早前的《国史大纲》里认为

安石的最大弊病，还在仅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依照当时情况，非先澄清吏治，不足以宽养民力。非宽养民力，不足以厚培国本。非厚培国本，不足以遽希武功。³

难道王安石不知道人事的重要吗？他自己曾对神宗说过，免役、保甲、市易三法，“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⁴。只是王安石身在其中不自知，所以他认为赞同他的人就是“得其人”，反对他的人就是“非其人”。对于变法目标的执着也导致王安石虽千万人吾往矣。

人事自古至今都是执行任何事物重要一环。纵有宏图大计，最终结果也将是南辕北辙。清初王夫之更是认为王安石是小人，强力推行的新政更是苛政。为了维护变法，王安石被“小人”围绕，变法不但不能强国反而最终导致其北宋灭亡。⁵

虽然变法被推翻，可是王安石进取精神和为富国强兵之理想至今都值得人们学习。

Sept 07, 2025 - RC

1 刘子健著  张钰翰 译：《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22年6月香港第1版第1次印刷，第95 – 103页。REFORM IN SUNG CHINA: Wang An-Shih, (1021 – 1086) and His New Policies by James T.C. Liu. Copyright © 1959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Copyright © renewed 1987 by James T.C. Liu.

2 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三联书店出版，2007年3月北京第1版，第276 – 277页。

3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出版，1996年6月修订第3版，2005年6月北京第7次印刷，第578页。

4 梁庚尧 编著：《北宋的改革——熙宁变法的源起、流变及其对南宋历史的影响》。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2年11月初版，第103页。

5 王夫之 著  刘韶军 译注：《宋论》。中华书局出版，2013年4月北京第1版，2017年6月北京第4次印刷，第430 – 497页。

地下历史学家

中共对任何历史诠释都是紧握在手里。一切不符合中共的历史叙述都是虚无主义。这是因为没有了历史话语权，就没有了中共的建政合法性和现有政权基础。一个土匪靠着谎言、暴力和屠杀建立起来的政权；一个没有民意洗礼的政权，如何能让被统治的人民俯卧在脚底，乖乖听话呢？所以，为了那神圣不能侵犯的权力享受，中共只能篡改历史，美化一切。

在《血书——林昭的信仰、抗争与殉道之旅》知道《星火》这本地下刊物。原来在那恐怖黑暗时代里，有一些人竟敢写出死罪的文章，可是对他们的由来和结果都不甚了解。所以知道《星火——中国地下历史学家与他们的未来之战》出版，就以为是本专门研究《星火》的书籍。阅读了这本书后才知道，原来《星火》故事只是占这本书的一部分，叙述更多的是其他的地下历史学家，如何在黑暗时代，为后来的我们留下记载。

在高科技监控下，中共可以比以前更加巨细靡遗掌控一切。虽然看似不乐观，可是这本书的作者却认为就是因为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地下历史学家的作品更能接触到外面的世界。

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了解地下历史学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毅力，牢狱和禁锢摧毁不了他们的理想。很多人虽然最后默默死去，可是他们留下的一切，不啻能撕去中共竭力涂抹的秽史，还能让我们知道，就算再黑暗，一点星火也能传承下去。

作者在书里摘录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里的一段话，

                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若没有坚忍不拔的强大决心，这些地下历史学家如何能在亿万人里清醒，在国家暴力之下抗争。

April 05, 2025 - RC

张彦 Ian Johnson 著 林瑞 译：《星火——中国地下历史学家与他们的未来之战》 。八旗文化，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6月初版1刷。Sparks: China’s Underground Historians and Their Battle for the Future, by Ian Johnson © 2023.

读《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一个强国崛起的真相》

在《中国·崛起》里写说中国企业在1978年后的发展史，可是因为作者来自中国，内容只能避重就轻。在有关政治叙述里只能依靠“政治正确”来写。众所周知，在一党独大的中国，若只是单纯梳理中国经济与商业的发展而不与之和政治联系在一起全盘展开，只能管中窥豹。

所以冯客的《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一个强国崛起的真相》让我们知道更多所谓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如何在中共宫廷政治里，“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胡耀邦还是赵紫阳从来都不是大家所以为的“改革设计师”。他们每一个都是忠实的中共信徒，只是妄想利用“资本主义”来挽救“马克思主义”，以期可以为中共独裁政权续命。从所谓改革开放一开始至江泽民和胡锦涛，中共都是死抓着生产资料公有制，从不松手。是我们天真相信中国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而那些中共容许下的私人企业，只不过是依附在独裁政权的厕纸，用完即弃。

我们可以知道当初若不是美国、日本和台商（包括一些香港和华侨企业）对中国在经济上的援助、投资和优惠税率对待，还有得益于美国维持的世界商贸规则，所谓的经济奇迹早已是笑话。这本书还说到邓小平放了一个方励之，“换来世界银行为中国提供16亿美元的贷款，次年又增加到25亿美元——这个金额比贷给其他任何国家还多。不仅如此，为了恢复与中国的“正常经济关系”，日本也向中国提供57亿美元贷款。随后，日本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额很快就激增40%”。所以冯客说，“仅仅释放一个异议人士就得到这么多好处，中共头一回尝到人质外交的甜头。这也再次验证中国人的一句老话：“有钱能使鬼推磨””¹

到了另一个穿新衣的皇帝年代，他真以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可以推销全世界，对四邻耀武扬威，未来是属于他的。只不过冯客在书末却写道

                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以下这些手段：吸引外国资本、剥削不受法律保护的劳动力、透过拍卖土地增加财政收入、政府补贴出口企业、组织国有企业集团到国外上市、借钱建设日后再还。如今，这些捷径都已走到尽头。共产党目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继续垄断政权和控制生产资料的前提下，解决由其身所造成一系列长期形成的结构性问题。看起来，前方只有死路一条。²

可惜这本2022年出版的书没能学习到穿新衣的皇帝提出的“新质生产力”，若是作者深入学习贯彻这一伟大思想，想必对中共前景不会如此悲观。

March 17, 2025 - RC

1 冯客：《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一个强国崛起的真相》。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2月初版，第195页。China After Mao, Copyright © Frank Dikötter, 2022.

方励之在他的自传里也提到这一段，“方励之出国两周后，美日在休士顿工业国峰会采取同一步调，分别解除世界银行的23亿美元和日本的56亿美元对中贷款”。方励之：《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4月30日，第1版第1次印刷，第441页。只是在中共崛起后，这种人质外交已不再可行。因为钱已不是中共要的了，要的是民族自信心。

2 如上，第334页。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

小时候的历史读物都是中国出版。所以读到“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奴隶主”、“资本主义萌芽”、“阶级斗争”、“唯物唯心”等等词汇时，心里觉得这些特有名词奇怪，可是又说不出所以然。后来长大后才知道这些都是中共语言包装下的历史阐述方式。中共把中华历史硬塞进所谓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的框架里，利用对中华历史叙述控制来确立政权的合法性。若不，就不是人民和历史选择了中共，而是中共这个外来颠覆组织暴力篡夺了政权。

所以在《从普林斯顿到莱顿——中国史学走向世界》里看到在50年代，高举马克思、毛泽东思想大旗的翦伯赞、“无耻之尤”的周一良和其他所谓学者到外国参加学术研讨会，可以想象当时这批“战狼”为了标榜自己和外国万恶资产阶级的历史学者势不两立，肯定大力推销自己的“最科学的唯物历史观”和“中国历史分期”论。

现在手上有一本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整本就是意识形态的党宣传书。可以说作者正确地使用了马克思和毛泽东思想来写中华历史。现在接触到中国出版的历史书籍已经很少会在书里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毛泽东选集》来为自己保全。以前的书就充斥者这些伟人的思想精髓，不摘录几句，就不是革命历史学家。只是想必中国历史教科书肯定又是这些早就应该被丢进历史垃圾桶的党宣修饰语法。只是不控制历史话语权，又如何能巩固现有政权呢？

March 08, 2025 – RC

陈怀宇：《从普林斯顿到莱顿——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1月 BOD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