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史》中的忠节观

一直以来对五代史的印象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和混乱的时代。后来发现如没对五代史有很好的掌握，就对北宋开国的所谓祖宗家法不知个所以然。而在以前就认为五代至宋只有所谓的“未开化”的辽人会叛逃到“文明”的中国。殊不知，在读了很多关于五代辽宋之间的文章后才了解到其实中原和北方的关系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刀切。

在《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里为我们阐述了很多五代甚至到了宋代，那些中原人士自愿或被迫到辽国的故事。也因为这本书，翻阅了很多关于《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的书籍。在这几本书里看到了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从五代到宋太祖对“忠”观念阐释的不同，和对所谓“死节”的看法也和后来的历史学家不同。

“忠节”观念在当时史书的解释，

            宋以五代同样的方式开国，欣然地接受了那些抛弃先前君主之人的效忠，但在973-974年修《旧五代史》时，则必须对他们和五代时期那些改变立场的人做出评价。就像我们在后面章节里看到的那样，后晋的史家既没有在正文和论赞中对易主行为进行谴责，也没有对此问题进行明确的讨论。参与修史者从前朝入宋仅13年，仍保留了一些固有的想法。其中许多人在五代十国多个政权任职。因此，《旧五代史》的修撰者显然对五代官员改变忠诚的行为没有偏见，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¹

而在《〈新五代史〉研究》里也如此认为，

      就当时修撰人员而言，上起监修薛居正、下至一般编修人员，从学问文章讲，都是朝廷的佼佼者；但就气节而言，大多属贰臣，不仅有历仕三朝或二朝的经历，而且还是前朝宰辅的门生故吏，抑或至亲，与前朝有着千丝万缕的感情瓜葛，如薛居正曾为桑维翰任开封尹时的僚佐，张澹为桑维翰的女婿，未仕前朝者仅李九龄一人。因此，无论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还是撰修人员的主观愿望，《旧五代史》都不会把忠义、气节作为评价五代人物的惟一标准。²

在《晚近的历史记忆：两宋的五代十国史研究》里，作者比较同情的看法，

           于文笔与识见的问题，宋初承五代而来，文风凋敝，撰笔者虽为当时之俊，但显然不如英才济济之北宋中后期，尤其是社会价值观与五代相差不大，“美恶”的观念（比如忠节观）与后世确有不同，但它却代表了时人对五代史的看法，给予了帝王以宝贵的治国经验与启示，在当时已经算是一部不错的史书。在这一时期，人们对于五代史的看法，更多在停留在治国措施与实际政治的层面，而非北宋中后期乃至南宋人们所强调的礼义纲常、道德伦理。³

对于这些不被后来认为政治正确的行为，在当时却是合乎社会普世观念。

   那些在多个政权任职者被认为并非不守节，只是他们放弃了不值得效忠的君主。因此，五代易主者才被原谅，所以他们所效力的政权也才被认为是合法的……⁴

这也为现在看来当时所谓叛君不忠的行为做一解释。

饶有趣味的是对于其中两个典型的易主人物，赵德钧、赵延寿父子为何没在欧阳修的《新五代史》里单独立传。《〈新五代史〉研究》里说欧阳修把如此典型的“不忠”的二人事迹割裂混乱附于《四夷附录》，很难达到其惩恶的著述目的⁵。可是《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就说其实是欧阳修不屑把这两父子放入《列传》⁶。可是如果这两父子成功的话，欧阳修也可能被迫像对待石敬瑭这样，放入《纪传》吧。

Feb 21, 2019 - TAD

1 【英】史怀梅，曹流  译：《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第1版，第74页。(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 by Naomi Standen © 1998 b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 张明华：《〈新五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130页。

3 陈晓莹：《晚近的历史记忆：两宋的五代十国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1月第1版，第78页。

4 史书，第75页，参见陈学霖《元代官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和戴仁柱《杨维桢“正统论”中——以政治为导向的历史编撰》。

5 张书，第86 – 87页。

6 史书，第153页。

犬戎在哪里，最后的答案？

几年前在钱穆的《国史大纲》里读到西周末年的犬戎所在地是在“周之东南。或偏近西南，而非西北”。对于钱穆如此看法，过后写了三篇短文〈犬戎在哪里？〉、〈犬戎到底在哪里？〉和〈舜死在哪里？犬戎在哪里？〉。因为再找不到有关书籍对此有任何新看法，所以以为这个课题可以暂告一段落。殊不知，八月时在网上看到李峰（著），徐峰（译）的《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太高兴了，终于可以找到一本专著研究西周衰亡的书籍和解答西周末年的犬戎历史。

这本书是在众多历史书籍里对地图标记最清楚的。河流的流向，地形的起伏和都城的图标都让人一目了然，而这些对于了解西周末年的政治和军事活动趋势都非常重要。李峰用大量铜器金文和陶器辅佐来解释几千年前发生的事件，如没对地下考古有深厚研究，很容易就沦为纸上谈兵，而这也是作者与众不同的地方。不过对于李峰为《诗经》里三首，《十月之交》、《节南山》和《正月》的理解另辟蹊径，还是有些保留。但是如果没有如此注释，作者又很难回答关于西周末年政治中心分裂两派斗争的看法。¹

另外，这本书也解开缠绕多年的困扰，到底犬戎和猃狁或玁狁，到底有何关系？李峰知道这几个称谓扰乱了很多人，对此特别写了一篇短文，解释原来犬戎就是猃狁或玁狁，只是岁月已久，混淆了后人。²

还有是关于厉王出奔的历史事件。自小印象就是厉王暴虐导致百姓起义，而不是什么政治斗争的结果。可是李峰认为这并非所谓人民推翻暴君的革命，而是贵族力量战胜王权³。这解释也是一新。

其实只要解决了申国地理位置，就能解答犬戎到底在哪里的问题。李峰利用文献和金文推断此“申”非彼“申”。破周的申国其实是“西申”。而西申是在周的西北，和犬戎相近。大家误会的南阳“申”其实是后来的国名。所以犬戎在西北位置就没问题了。对作者利用现有证据来肯定犬戎和西申的地理位置，认为这应该是现在最让人信服的结论了。只是“缯”或“鄫”到底在哪里，这里没有答案。如果“缯”还是在南阳一带，那如何解释联军攻周呢？李峰没告诉读者“缯”的地理位置，却花了不少篇幅分析“吕”在哪里。“吕”不是联军的关键国，解决了“吕”的地理位置也不能说什么。这是个遗憾。

西申和犬戎的位置

这本书读来非常愉快。李峰对古文献和考古金文学问的掌握，真让人佩服。加上流畅的翻译和图文并茂，读了这本书也对涩难的古代地理政治情势有了更多的认识。

最后想说的是，李峰对于钱穆在1930年代试着解决犬戎地理位置的努力，批评非常苛刻，认为钱穆“对西周晚期历史的研究是完全失败的”⁴。这，不能宽容点吗？

Dec 26, 2018 - ESGO

1 李峰（著），徐峰（译）：《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增订本）。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16年12月第1版，2018年2月第3次印刷，第218 – 230页。

2 如上，第365 – 368页。

3 如上，第145页。

4 如上，第239页。

开罗会议

林孝庭在《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里的〈蒋介石和开罗会议〉对蒋介石和中国代表团在开罗会议里的表现评价非常低。作者还认为蒋介石在开罗会议对缅甸战争不热衷也不是他的主要议程。而且他还说是蒋介石在会议里对出兵缅甸立场坚持导致中国和盟友美国之间关系破坏。这些读起来就觉得和所知道的开罗会议不相符。

林孝庭如此写道

通过仔细查阅蒋的日记和围绕开罗会议的日程安排，我们可以发现，在会议前夕，即便蒋并非有意忽略盟军提出的反攻缅甸计划，他对此事也实在并不热衷。尽管他对派遣中国军队入缅不感兴趣，但是蒋未曾考虑到的是，他对中国出兵缅甸一系列前提的坚持最终破坏了中国和最亲密盟友美国之前的关系。这体现出蒋在处理全球性战争策略事务上缺乏经验。¹

开罗会议期间中美英三国花了大多数时间和精力来讨论缅甸战役计划，而后者的重要和紧迫性却从未得到蒋的认可。²

齐锡生就不是这么认为。在《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作者对蒋介石和他的代表团在开罗会议和美英双方在缅甸战争计划讨论过程都有很详细的叙述。

以上这些发展清楚显示（11月21日至11月26日），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的努力目标，是要取得盟邦保证缅甸战争必将及早执行。³

陶涵（Jay Taylor）说蒋介石“渴望”参与缅甸战争。

      现在他（蒋介石）已准备好（甚至是渴望），投入总共十八个师的兵力参与第二次缅甸战役，只要盟国有空中与海上的优势。⁴

而对于中国代表团在开罗会议里的表现，齐锡生则认为反而是美英双方不尊重中国代表团。要么没有事先与中国代表团磋商讨论议程，要不就是没有提供具体计划内容，反而是在会议几个小时前才收到一份简短大纲而已。所以可能就是这些导致林孝庭觉得中国代表团“缺乏准备”。

           此后在整个开罗会议过程中，中国代表团团员都被盟邦的某些动作，凸显出他们似乎非常无能，对应该讨论的事项缺乏准备，又似乎没有能力作出扎实的计划工作。但事实上，中国陷入这种窘境的部分原因，是英国人根本没有给予适当尊重，然后使中国人在美国人眼中看起相当愚蠢。⁵

只是很好奇为什么林孝庭没有看到英国人这一些呢？

July 20, 2018 - TAD

1 周锡瑞、李皓天  主编，陈骁  译《1943年：中国在十字路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第346页。1943: China at the Crossroads, Edited by Joseph W. Esherick and Matthew T. Combs. Translated by Chen Xiao

2 如上，第360页。

3 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5月初版，第363页。

4 陶涵 （Jay Taylor）：《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上）（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初版1刷，2010年3月29日，初版三刷，2010年5月10日，第273页。

5 齐书，第361页。

罗斯福要干掉蒋介石？

《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里的〈蒋介石和开罗会议〉，林孝庭虽然对罗斯福要干掉蒋介石存有疑问，但是他的书写方式很容易让读者误解罗斯福真的要除掉蒋介石。

如果蒋以为罗斯福对他的态度颇为正面，那他可就错了。通过几天的近距离接触，罗斯福对蒋介石和中国局势的判断逐渐改变，并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在11月25日夜里，就在与蒋的晚间茶会结束几个小时后，罗斯福与史迪威进行了一次长谈，其中涉及到史迪威在中缅印战区面临的问题，包括与蒋的摩擦。罗斯福对史的遭遇表示同情，试图以他对蒋的不满来安慰对方。根据史迪威部下弗兰克·多恩（Frank Dorn）的叙述，罗斯福称他对委员长已经“感到厌烦”，建议史迪威如果无法和蒋相处或者无法找到蒋的替代者，那么就应设法“除掉他”。

美国总统是否真有此番谈话，不无疑问，不过与史迪威的谈话结束后，罗斯福在当晚确实告诉其子艾略特：蒋介石已向他保证将改善与中共的关系，允诺战后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甚至同意中共加入未来的中央政府，只要英国人在上海、广东等前通商口岸不再享有特权。蒋对中共问题或许只是口头承诺，但是罗斯福显然把此话当真了。到了1944年，国民党政府处理中共问题的方式将令重庆和华盛顿之间产生巨大分歧。¹

引述这么长一段就是为了说作者的写法让人以为罗斯福对蒋介石有种种不满而导致要史迪威“除掉他”。

对于此说法，杨天石先引述史迪威与Frank Dorn的对话。²

      将军注视窗外云南清澈的天空片刻，转身对我说：“我很担心这样的事件不断发生。大人物对蒋和他的脾气已经厌烦。”并且说，事实上，他用他一贯的奥林匹克的方式说：“如果你不能和蒋相处，又不能将他撤换，那就一劳永逸地将他除掉。你知道我的意思。将这件事交给您管得住的人。”

恰恰杨天石认为要除掉蒋介石不是罗斯福而恰恰是史迪威。³

      这段记述值得注意，特别是“大人物对蒋和他的脾气已经厌烦”这句话，他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起意暗杀蒋介石的是史迪威本人，而不是罗斯福。

杨天石说开罗会议之前罗斯福和蒋介石素未谋面，电报都是外交文书，加上在开罗会议蒋介石对罗斯福崇敬备至、彬彬有礼，感到“厌烦”，应该是史迪威，不是罗斯福。杨天石也一一列出史迪威在日记对蒋介石的污蔑和指责，读来更能觉得是史迪威要除掉蒋介石。

齐锡生在翻阅了一切公开的文件和档案也认为是史迪威“胆大妄为，欺蒙上级，自作主张”，要所谓“除掉”蒋介石。⁴

而陶涵（Jay Taylor）就认为史迪威把罗斯福一句随口说说的话当成是“命令”要刺杀蒋介石。史迪威是无意或有意识地曲解了罗斯福的一句戏言。⁵

已经有很多学者认为罗斯福没有意思要“除掉他”，可是林孝庭为什么有意还是无意把这段历史写成好像罗斯福要干掉蒋介石。

July 24, 2018 - TAD

1 周锡瑞、李皓天  主编，陈骁  译《1943年：中国在十字路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第355页。1943: China at the Crossroads, Edited by Joseph W. Esherick and Matthew T. Combs. Translated by Chen Xiao

2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二）》。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6月香港第1版第1次印刷，第344页。

3 同上，第344页。

4 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5月初版，第370-371页。

5 陶涵 （Jay Taylor）：《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上）（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初版1刷，2010年3月29日，初版三刷，2010年5月10日，第289-290页。

清谈误国？

在网上看到唐翼明的《魏晋清谈》而知道余英时的序，为此买了这本书。收到这本书才知道原来这是很多年前出版的书籍，而原来初版还是台湾版本。不过后来看过台湾版本，还是觉得这个新的大陆排版比较易读和翻阅。

因为这本书，也读了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余英时的《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里关于魏晋清谈的文章。恰如余英时的序所说，《魏晋清谈》这本书填补了这一段历史空白，唐翼明非常仔细为我们梳理清谈的故事、人物、哲理和后来人们为什么会对这一清谈误国偏见甚深。

之前认为清谈都是负面，读了这本书才对清谈大大改观。这是中国古代士人思想和学术智力自由的时代。过了这辩思时代就是以考试为官的历史，所谓的贵族和平民就以考试为人生的主要目标而奋斗，不复再有

        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¹

而这些“非利益”活动就被后来很多人认为误国误民，空谈一堆，没有实际行动。可是殊不知，这些就是当年贵族知识分子的“消遣活动”，就如我们现代人的休闲爱好一般，不是说这一清谈就是误国。

就像4月10日，马来西亚正义大报言论版，陈芳龙，所谓的管理顾问〈且莫“清谈误国”〉，不说他里头对时事分析错误百出，而他对西晋和“清谈”这一段历史也是误解一堆。他说魏晋南北朝当官的，被杀头、入监和流放的人数比例是中国历史上最高。这个嘛，秦代、隋代、武则天的周朝、五代十国、明朝还是清朝都可以一起统计比例来比较，答案应该会不一样。不过可笑的是，所谓的清谈可不是横跨整个魏晋南北朝，真正的清谈其实只是从魏末到东晋，南北朝只是余韵而已。然后他也说有能力的人都不愿意当官，宁可在朝廷外清谈。可是当年能品味清谈的，大多都在朝廷当官，而恰恰“清谈沙龙”才是这些当官的主持。而且很多当官的不但是清谈高手还是拥有非常高的政治能力。所以这作者是没读好书，还是故意读错书呢？所以说，不要对历史有点认识就张冠李戴，到时候结论就是漏洞百出。

离题一下，唐长孺《清谈与清议》里推测何晏的《冀州论》在曹氏与司马氏斗争之际，作文有意贬抑冀州以打击司马氏²。这也回答了多年来的不解，也许何晏因此得罪司马氏，而在后来被杀头。

April 24, 2019 - ESGO

1 唐翼明：《魏晋清谈》。天地出版社，2018年8月第1次版，第28页。

2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华书局出版，2011年4月第1版，第2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