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太后用人很有心思？

星期四早上，那位满腹经纶，忧国忧民的客户转发许国伟写的一则“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许国伟写说刘太后“用人方面特别下了心思”。当时在驾车旅途上，虽然一时觉得许国伟的故事依旧漏洞百出，可是离家找不到依据，所以前晚回到家后就翻书来确定记忆是否正确。

许国伟说刘太后在每当大臣推荐某某人当官时会先对照百官三族亲戚表，确保不是高官的家人子弟亲戚才会任用，除非受推荐的人有能力才会录用。除此，刘太后“想给家人亲戚和亲信赏官赐爵，大臣就坚持制度，谏告刘太后说，“官爵，天下之公器，非皇室一家私恩”。”……“所以有时（宰相们）还打回了刘太后给家人的封官赏爵”。

整个故事给人的感觉就是刘皇后“用人有心思”和不是理所当然的为所欲为。

刘太后一共掌权11年零1个月，政绩褒贬不一。 所谓的确保不是高官子弟亲戚才会任用的故事，不是什么秉公和无私，应当是刘太后遵循宋初的“祖宗家法”。

                在用人上，刘太后秉承宋真宗所谓“异论相搅”的策略，尽可能起用不同观点的大臣为宰执，以防止政权落入一人一派之手。¹

所以什么刘太后是“端正上梁”这一说法，恐怕是一厢情愿。在宋一代，赵家人本着严禁“朋党”来保有政权高度掌握在统治者手里，所以刘太后不要高官子弟任人唯亲不是什么“赢得天下人信任”，却是她的政治操作手段之一。

那么刘太后对家人亲戚宦途都很自我约束吗？

据《北宋的外戚与政治》，

从兄刘美之子，刘从德在太后临朝后以崇仪使拜恩州刺史，又迁团练使、知卫州。改恩州兵马都总管，知相州。后来以24岁卒，录外姻戚门人数十人。²

《宋史》称，

从德齿少无才能，特以外家故，恩宠无比。³

刘从德推荐的明明是庸才，刘太后却赞不绝口：

                儿能荐士，知所以为政矣！⁴

刘从德死时，刘太后大举擢任其门人及奴仆数十人⁵。朝廷反对这80余人不当升迁，可是刘太后也借此机会，解除了三个御史和一个御史中丞的职务。⁶

而姻亲马季良也是被大力提拔。

从兄女婿，马季良在刘太后临朝后迁光禄寺丞，擢祕阁校理，判太常礼院，太常丞擢龙图阁待制。会江南旱出为安抚使，再迁兵部郎中，后徙寿州，致仕。⁷

                马季良家本茶商，刘美女婿也，于是召试馆职，太后遣内侍赐食，促令早了，主试者分为作之。⁸

                刘皇后打算把马季良提拔为龙图阁待制，遭到宰相王曾反对。她趁王曾病假之机，突击加以任命。⁹

刘太后如此任用家人亲戚，可谓很有心思。

那么钱惟演不能如愿当上宰相是不是就是因为他是刘太后姻亲呢？外戚身份只不过是藉口，其实是因为钱惟演急功近利、算计太多遭人厌恶，又是南方降臣身份，所以让他无法得意于仕途。¹⁰

史官对刘太后多有溢美之词。可是实际却是“朝夕左右，非恩泽即佞幸，上下皆蔽”，且“垂帘之后，外戚用事”。¹¹

所以司马光感叹：

                章献明肃太后……特以亲用外戚小人，故负谤天下。¹²

也是因为刘太后出身卑微没有强大族人依靠，所以就算掌权11余年也没能像汉唐有外戚之祸，对比之下，只不过才提拔亲人那寥寥数人。故《宋史·后妃传》说刘太后“晚稍进外家”¹³，是公允之论。但是如果说刘太后为用人之法“端正上梁”，那么就言过其实了。

June 03, 2024 - RC

1 何忠礼：《宋代政治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第138页。

2 黄纯怡：《北宋的外戚与政治》。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3月初版，第94页。

3，4 张邦炜：《宋代皇亲与政治》。郑州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第229页。

5 黄书，第34页。

6 【英】崔瑞德（Denis Twitchett）  【美】史乐民（Paul Jakov Smith）编：《剑桥中国宋代史·上卷：907 – 12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12月第1版，第262页。Michael McGrath 〈宋仁宗（1022 – 1063）和宋英宗（1063 – 1067）〉。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5: Part 1, The So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 907 – 1279.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7 黄书，第94页。

8 张书，第230页。转引自江休复《江邻几杂志》

9 如上，第230页。

10 黄书，第35页。

11 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182页。转引自《长编》

12 张书，第231页。转引自《三朝名臣言行录》。

13 如上，第195页。

上山下乡，四

很多人对于中共篡政以来，无数次运动和镇压，杀人如麻和千万家庭家破人亡，可是到现在还表面上看来屹立不倒而感到费解。是中共牢控的社会体制下有什么神奇东西能安保这个政权在每一次危机都能安然度过？

陈映芳的《秩序与混沌——转型中国的“社会奇迹”》叙述了中共在“转型”时空里如何“稳妥”向前而不翻覆。其中一例就是结束知青上山下乡，千万人短时间返回城镇而竟然没发生什么所谓的“失业人口”问题。

作者认为是“家”这个因素让当时社会没有出现大的震荡。让知青“回家”，其实就是让社会“正常化”。

                也就是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自下而上广泛热烈的诉求运动与自上而下的政策供给，“家”作为兼具本土传统性和人类普遍性、同时兼具结构性和象征性的存在，被各种力量合力推到前台，扮演了特殊的历史角色——它 不仅成为个人——国家关系演变过程中重要的社会结构形式，同时也在社会转折的历史时期为社会和国家提供了必要的价值伦理的支援。就此而言，成功的社会转折，一方面需要契合民众对“正常社会”的期盼愿望，同时需要有社会广泛共用的道德资源的动员和供给。正是这些，构成了当时主政者某些“经济手段”（以及其他政治手段）可能获得奏效，并引导社会顺利转变的真正的社会原理。¹

就算1978年末1979年初云南知青绝食，卧轨和到北京申诉，他们还是受到王震“劝导”，回去乖乖当知青。甚至后来不久云南知青被“解放”可以回城了，迟至1979年10月22日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还说：

                有的人以为可以用闹事的办法“施加压力”，迫使领导机关突破现行政策规定，这是十分错误的，也是根本做不到的。²

知青跪下、哭求、写信、自杀、回京，就是要求能“回家”而不是什么“政治诉求”。所以就算知青怎么闹，都不会遭到后来的坦克镇压。中共最后无奈之下结束上山下乡政策其实就是此一运动终不得人心。家和城镇都能“吸收”这千万知青而不至于导致动乱。

除了关于知青返城叙述，作者认为有效的“社会流动”也是其中中共体制为何能安稳。而“任何经济危机或“阶级固化”之类的风险，都可能引发潜在的制度正当性危机及其社会危机”³。所以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民生工程”能安抚社会大众对“改革”的期盼。这就是中共“在中国何以成为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的内在逻辑”。⁴

如果拿个极端例子来对比，饥饿的朝鲜人被奴役，为何还是一样在砧板上任人宰割？在一代又一代被洗脑下和加上高科技监控，暴力维稳和一有苗头即刻扑灭，很难想象就算中国社会不再有“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甚至向下流动）或是经济不再成长，社会能有什么大规模反抗。中共的合法性是来自于枪杆，不是来自于你有没有口饭吃。

这本书没有激烈批判现有制度为何还能在“转型”下生存。只能说在体制下工作的作者，能把文字写得隐晦，算是工作必然吧。

April 27, 2024 - RC

1 陈映芳：《秩序与混沌——转型中国的“社会奇迹”》。台大哈佛燕京学术丛书09，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1年3月初版，第83 – 84页。

2 潘鸣啸 著  欧阳因 译：《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一九六八至一九八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版，2010年第2次印刷，第381页。Génération Perdue: Le movement d’envoi des jeunes instruits à la campagne en Chine, 1968 – 1980. Copyright © 2004 Éditions de l’ÉHESS. By Michel Bonnin. Translated by Annie Au-Yeung.

3 陈书，第182页。

4 如上，第198页。

上山下乡，三

北京到延安插队的知青，大多在十六七岁。从到延安后的打架和抢劫，加上延安生活困苦，一大批知青到了没多久就返回北京了。因为这些知青在北京闹事，惊动了中央，也因为延安是红色宝地，导致后来延安受到了特别照顾，大批物资援助源源向延安而来¹。所以不知梁家河是不是也一样？第一次来到陕西待了几个月，思想冲击太大，待不住了跑回北京。之后没办法，自身安全重要（爸爸被批斗）还是回来延安接受再教育，避避风头。

边疆农村、农场和建设兵团都有“异国风情”浪漫情调。可是广东知青可不是这么想。法国学者潘鸣啸的《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一九六八至一九八零》里有一段说，

                有专门帮助越境的人（大约500元，对知青来说，太贵了）。农民和渔民就卖他们的船。一个广东动物园的职工因为经常把老虎的粪便卖给知青而被捕了。据说那种臭味儿可以阻吓那些追捕知青的警犬。²

这一段话立即想起周润发和曾志伟主演的《公子多情》。当年就因为他俩在计划偷渡去香港前在动物园偷老虎粪便和在丛林逃跑里因嘴巴的老虎粪便口气而笑得不能自我。当然，他们那“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口号，也是在学校和朋友嬉闹时模仿的口白。

而去年有位朋友转发一个影片，说这一位乡下“青年”在面试上大学，只需要说自己是个贫农，就可以被录取了。当时这位朋友还问，是不是如此？真的吗？

在潘书里写道说在1973年因为中央重新要求上大学要有“文化” ，而一位农村担任生产队队长和团委委员的辽宁知青张铁生在考试中交了白卷。他在试卷背面写了封信：他说因为他全身投入农业生产没有时间温习，而那些没有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书呆子”却可以温习课业，所以认为现今考试制度偏向这些“浪荡”分子。自己“自幼的理想”就被这几个小时考试拒绝了。后来这封信登上了报纸，被毛远新捉住机会来宣传攻击中央，认为张铁生才是“马列主义”分子，而张铁生也后来被农业学院录取，还当上了人大代表。³

这些现在看来匪夷所思的故事，都是曾经发生。只要体制还在，什么光怪陆离的事都每天发生，没什么稀奇。

April 14, 2024 - RC

1 米鹤都：《聚焦红卫兵》。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3月香港第1版，第1次印刷，第290 – 292页。

2 潘鸣啸 著  欧阳因 译：《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一九六八至一九八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版，2010年第2次印刷，第367页。Génération Perdue: Le movement d’envoi des jeunes instruits à la campagne en Chine, 1968 – 1980. Copyright © 2004 Éditions de l’ÉHESS. By Michel Bonnin. Translated by Annie Au-Yeung.

3 如上，第98 – 100页。

上山下乡，二

很多人对于知青下放到广阔无限风光的边疆草原、到炊烟袅袅农村背起书包为贫困农民看诊或是到大河大江开山辟土，充满了浪漫和那无我牺牲精神所感动和向往。加上中共敲锣打鼓，一片红色欢天喜地的宣传，更是让现在很多人都认为那一段历史是热血是革命的。 这里不嫌赘冗，摘录1968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南京二十六日电）的新闻，

                《送女下乡记》

     二十一日晚上，南京部队工程兵某部助理员田方有从广播里听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新指示，心情不必激动。他和爱人王振卿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所，连夜给两个月前奔向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女儿写了一封信，介绍了他们学习毛主席这一最新指示的心得体会，勉励女儿要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大道走到底。

     两个月前，田方有的大女儿田蕴玉初中毕业了，他和爱人商量把女儿送到农村去落户。但是，他爱人有个活思想，觉得夫妻俩都有工作，孩子多，家务重，里里外外现在全靠者蕴玉，他一走，就像缺了一只肋膊，家务事没有个帮手了。田方有发现他爱人有这个活思想，就和爱人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教导：“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夫妻俩边学习、边议论。田方有说，咱家的孩子老待在家里，不去经阶级斗争的大风雨，见阶级斗争的大世面，这样下去可要变修啊！让孩子到农村去锻炼改造，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大问题。毛泽东思想照亮了田方有爱人的心，她也表示，不能用“私”字捆住孩子。夫妻俩下了决心，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把女儿送到农村去。

     接着，夫妻俩又和女儿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起斗私批修，批判刘少奇的“读书做官论”，提高了女儿的路线斗争觉悟。蕴玉愉快地表示坚决奔向农村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让女儿到条件好的苏南还是到条件差的苏北去？田方有的爱人又有自己的考虑。她想：老田的故乡是在苏南，那里是鱼米之乡，把女儿送到那里去，生活条件好些，还有亲人照顾。田方有看出了爱人的小算盘，他想：培养革命后代，不能在温室里培养。艰苦练红心，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能锻炼人。一南一北，虽然只有一子之差，却是两条路线斗争在头脑里的反映，于是，他召集全家开了一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用自己的家史进行活生生的阶级教育。在旧社会，天方有的父亲从小给地主放牛、当长工，眼看六个孩子在饥饿中挣扎不下去了，先是被迫把田方有四岁的妹妹卖了，后来又把田方有弟弟三人送给了别人。直到解放后，一家人才重新团聚。田方有血泪斑斑的家史，激起了全家人对旧社会、对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的刻骨仇恨，更激发了他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田方有的爱人又一次斗掉了“私”字，她站起来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为了干革命！干革命就要艰苦奋斗，我赞成蕴玉到苏北农村去安家落户。蕴玉听了爸爸的忆苦，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她说，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我们轻视劳动，轻视工农，想把我们引到复辟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我们决不上他的当！她当场向全家表示，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到艰苦的地方去安家落户，一辈子扎根在农村，一辈子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全心全意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蕴玉临行的前一天晚上，田方有全家在毛主席像前开了一个家庭欢送会。田方有把一套《毛泽东选料和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老五篇”》送给女儿，又把一枚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挂在女儿胸前，希望她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革命征途上阔步前进！母亲也千叮咛万嘱咐，要蕴玉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走与工农相结合的康庄大道。

     现在，蕴玉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思想越炼越红，身体也越来越壮，贫下中农都夸她像个农村姑娘了。1

家家户户斗争，人人争把孩子送农村，只能感受到知识青年义无反顾地要革命，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永远扎根在农村。才不过十年光景，1978年底云南、新疆、上海等地知青抗议绝食，要求返回城镇，不再要做革命接班人了。根据法国学者潘鸣啸统计，1968 – 1969年间真正的自愿者占下乡知青的10% - 15%，到了70年代几乎完全没有了，只剩下寥寥几个统计上不可忽略的特殊案例。²   

知青到了农村，看到的不是中国历史上千年传统文化的农民，也不是宣传中的社会主义英雄³，而是经过新中国改造，土地改革沾了血又幸运熬过大饥荒的农民。结果是知青认为“心胸狭窄”的农民不配对他们再教育，加上亲眼看见农村的艰苦和出路茫茫，如何不心生返城意愿呢？

70年代初就有很多知青走后门返城，没后门的知青只能乖乖留在一穷二白的农村。加上高干子弟不老老实实接受再教育却以工农兵学员上大学，违背誓言要永远扎根农村。那么那些留在农村的知青作何想法？1972 – 1976年间进大学的知青中70%是高干子弟，进入名牌大学的百分比更高达90%。奉献农村不是很高尚吗？高贵如梁家河都走了，留下来的不是傻瓜吗？⁴

知青在农村被干部敲诈和迫害，尤其是女知青被奸污的故事更是多⁵。所以在政治氛围比较宽松之际，1974年有603,500名知青返城，1975年有1,397,000名知青返城。到了1979年，知青就像逃离地狱般地惊人速度返城⁶。结果就有一说，“国家花了七十亿，买了四个不满意”。⁷

可是中共还是坚持自愿一说，却是强迁户口、断绝口粮、施压父母等等压力下强迫知青下乡。另外中共最常说的就是“缩小城乡差别”，所以下乡上山对知青个人历练也好对农村发展也好。可是因为户口制度和城乡二元制钳制下，折腾了全中国的下乡运动不但没有缩小城乡差别，还增加了农村负担和加重城镇人口歧视农村的传统观念。⁸

潘鸣啸在书最后对于中共不再搞乌托邦王国，君王式地蔑视社会经济利益感到乐观。觉得不会再有类似大跃进和上山下乡地劳民伤财运动⁹。可惜不过十年，知青一尊却以帝王权威把整个国家绑在一起，大搞他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失业青年，接受革命洗礼再教育，下乡上山吧！

April 14, 2024 – RC

1 江沛  姬丽萍  赵永和  选编：《共和国往事——老新闻（1966 – 1968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2001年11月第3次印刷，第215 – 217页。

2 潘鸣啸 著  欧阳因 译：《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一九六八至一九八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版，2010年第2次印刷，第223页。Génération Perdue: Le movement d’envoi des jeunes instruits à la campagne en Chine, 1968 – 1980. Copyright © 2004 Éditions de l’ÉHESS. By Michel Bonnin. Translated by Annie Au-Yeung. 就算那10% - 15%，也是很多在发现他们面对无可避免的现实的时候，只得逆来顺受 – 潘文。

3 如上，第266页。

4 如上，第304页。

5 如上，第94页。仅1976年就揭发出1万宗迫害事件（其中奸污女知青占了大多数）。同一年，记录有4970件知青“非自然”死亡个案，占总死亡人数的73.5%。引自国务院知识青年办公室，《全国城镇……》，页70 – 71页。

6 如上，第110页和第161页。

7 如上，第130页。李先念承认是他先讲出“四个不满意”的（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也有，“国家花了六十多亿，买了个四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萧冬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十卷——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1979 – 1981）》。 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第1版，2009年第2版，第155页。转引自《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第四卷，上册，页273。

8 如上，第403 – 406页。那些个别知青怀念当年岁月和对农村作出贡献的例子只不过是千万中人的零星个案，万不可夸大。对知青个人前途和国家造成的破坏远远大于那些拿出来宣传的样板。

9 如上，第439 – 440 页。

上山下乡，一

一直以来都只把知青下乡的历史当作文革其中一段来看。对其溯源和对社会影响也不怎么在意。只是笼统知道当年这些知识青年怀着理想要改造自己和革命旧社会。直到读了法国学者潘鸣啸的《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一九六八至一九八零》才了解到这一段历史的前因后果。其实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是印象中的那么浪漫，也不是所谓的自发运动，更不是那些红色革命“扎根农村一辈子”的伟大誓言。

其实50至60年代已经有把城市人口迁移（流放）到农村、农场和建设兵团的经验。这也不是毛泽东的创意，而是抄袭赫鲁晓夫在苏联的样板¹。另外，大多都认为是经济和政治因素主导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²。高华写道，

1.  城市聚集了数百万已毕业的中学生，而单一公有制企事业单位完全不能满足众多学生的就业需求。……1968 – 1969年，全国的大学毕业生全部被送入军队或少数地方农场进行学习、改造，继而按国家干部的待遇分配到各基层单位工作。但是对于人数更多的广大中学毕业生，除了将其安置在农村，国家没有任何可供“消化”的手段。

2.  到1968年，全国的文革已进入到“收摊子”的阶段，当年在毛支持下“大闹天宫”的大中学生现在已成为可能影响新秩序建立的新的障碍，将他们全部赶到农村去，有助于建立和巩固文革新秩序。³

潘鸣啸认为上山下乡最主要动机是毛泽东要“从根本上改造青年一代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对那些未来的精英……把革命黄金岁月延安时期的各种理想强加给国家和人民。这些理想集中表现在消灭社会分工，要求全民树立忘我地精神，就是说为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地大无畏的革命情操（为人民服务），还要向一切阻碍实现理想的势力（落后的经济，阶级敌人，特别是（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⁴

潘鸣啸写说，进城农民数量是跟下放农村知青“一样多”。下放知青在估计1300万 – 1700万之间，同一时间身在农村知青没有超过900万人。10年间，共有1400万人招进城，其中600万是知青，800万是农民。所以大规模下放知青根本不存在真正的经济理由，都是毛泽东执意的“极左”政策造成的。⁵

知青上山下乡只不过是毛泽东痴心妄想和整人众多运动之一。毛泽东真以为他可以改造被他奴役的千千万万人，脑子可以被洗成他要的样子。其实把大规模城镇人口驱赶到农村、边疆和农场，这本来就是有悖常理。然而柬埔寨红色高棉就是亦步亦趋高举毛泽东伟大思想，把城镇市民赶到乡下。只不过红色高棉对于这些“被资产阶级思想污染”的城镇市民是否能被改造没有信心，所以直接屠杀。⁶

毛泽东幻想下乡上山可以把知青改造成“新农民”和培养“革命接班人”，又或是中共中央真以为可以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和缩小城乡差别。可是这十多年的“变相劳改”运动不但没有实现这一些目标，还增加城市和农村压力和扩大城乡差别，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经济动机可说是完全失败。⁷

而知青在错失了一代受教育的机会和时间，他们也在反思是什么政权让他们一再成为实验品⁸。如果真要找出这个运动的唯一成绩，那么可以说梁家河在两百斤重担，十里山路不换肩的暗黑窑洞磨练里，铸成他伟大的无产阶级初心，决心要接下革命棒子，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工农兵没有被地富反坏右夺权，毛主席聊以安慰也。

April 13, 2024 - RC

1 潘鸣啸 著  欧阳因 译：《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一九六八至一九八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版，2010年第2次印刷，第26 – 27页。Génération Perdue: Le movement d’envoi des jeunes instruits à la campagne en Chine, 1968 – 1980. Copyright © 2004 Éditions de l’ÉHESS. By Michel Bonnin. Translated by Annie Au-Yeung.

2 “在这种形势下，解决全国多达上千万的大中学毕业生的分配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妥善地解决好大中学校毕业生地毕业分配问题，是稳定社会秩序，结束混乱局面地当务之急和行之有效地措施。”卜伟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地动乱与浩劫（1966 – 1968）》。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第1版，2009年第2版，第753页。

3 高华 著  黄骏 编辑整理：《历史笔记》II。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4, 第29 – 30页。〈从“大破”走到“大立”——文革中的“新生事物”〉

4 潘书，第44页。

5 潘书，第36 – 38页。

6 潘书，第437页。另见，“直到1975年，他还对越南外宾称赞柬埔寨红色高棉把金边市民通通赶到乡下去的做法。”，史云、李丹慧 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 – 1976）》。 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第1版，2009年第2版，第461页。

7 潘书，第387 – 406页。

8 潘书，第407 – 426页。

（为什么会拾起上山下乡的故事？还要感谢一位IRC朋友。因为她在去年问起关于这一段知青历史。只不过因为之前还有太多书要读，所以拖到现在才定下心来研究和写了几篇短文。希望她不要嫌弃和能指教荒谬之处。是衷心感谢她指引的灵感，不要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