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南明史

以前只知道张煌言是个抗清烈士，可是对比夏完淳、黄道周，张煌言的事迹了解就很陌生。读完陈永明的《从逆寇到民族英雄——清代张煌言形象的转变》，感叹明清之际，天崩地裂，有的一死了之、有的数十年如一日，漂泊离散只为了忠义复明。¹

张煌言在南明史里不是个重要或非常突出的人物，可是他牺牲后的民间和官方形象或历史给与他的崇高地位，愈后来愈伟大。顾诚就认为，张煌言是南明历史上最杰出两位政治家其中之一（另一位是堵胤锡）。反而妇孺皆知的史可法不过是二、三流人物²。张煌言的历史地位无可否认，是个完人。反而为什么历史教科书里与文天祥地位一样的史可法历史评价如此低呢？

史可法在定策问题上犹疑不决，在进取北方上眼光短视，都是他自己造成的悲剧³。后来的四镇跋扈其中也是因史可法，而这些藩将也是其中为什么南明不能像东晋、南宋一样。⁴

史可法和南京政府妄想与满清媾和，专注剿灭流寇。后来知道只是一厢情愿，兵临城下后又无能抵抗，除了战至最后一卒别无选择，难道要他像其他人一样剃发投降吗？史可法没有像于谦一样的军事才能，也没有像景帝一样的君上。更何况当时还面对勃兴的满族和流窜半壁江山的反贼。错的人在错的位子，不能救民救国，只能一死了之，只是可怜被屠城的平民。

清代史学家，李天根写道：“众将南逃，黄河一线十里空营，故皇清军整队入城，毁扬州而断外援，可法死而国家随之亡。悲夫！我时思之，古之亡国之君者，无若刘禅之昏庸者，其有诸葛武侯之才亦不足以救之。何论才不如武侯，君昏过刘禅、不识其将败者乎？然则，可法知其不可而为之。此之谓‘任重而道远，人死而道尽’乎？细思之，我等当勿以成败论史阁部也。”⁵

也许站在后来者的我们可以评论为何史可法不能力挽狂澜？在内，党争不已；在外，汉奸领军⁶，加上满清已是建国数十年，不是如北宋的遽兴金军也不是西晋时的北方蛮胡，天灾瘟疫加上政治腐朽如明代，如何能中兴呢？

Sept 21, 2020 - PSKC

1 参考韦祖辉：《海外遗民竟不归——明遗民东渡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2017年10月第1版。谢国桢：《南明史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9年7月第版。司徒琳Lynn Struve ：《南明史：1644 - 1662》, The Southern Ming，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2007年1月第1版。

2 顾诚：《南明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2016年10月第11次印刷，第419页。

3 如上，第37 – 40页。

4 如上，第46页。

5 魏斐德  著  陈苏镇  薄小莹等译：《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4次印刷，第193页。Frederic Wakeman, Jr.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Berkley and Los Angele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6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出版，1996年6月修订第3版，2005年6月北京第7次印刷，第826页。柏杨：《中国人史纲》。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10月初版1刷，2006年1月初版9刷，第995页。

郑武公的选择；还是“西申”的疑问。

在〈犬戎在哪里？〉写说郑武公在父亲，郑桓公被杀十年后竟然娶了仇家的女儿，为了权力而能忘怀杀父仇人？

最近在翻读春秋史，认识到在西周灭亡后有长达21年的2王并存的时期，起码在幽王死后9年间，许多诸侯是拥护携王余臣的，后来才转而倒向平王。郑武公在父亲死时年轻，也不例外¹。当时申国势力强大，郑武公为了自身利益娶杀父仇人的女儿也不让人惊讶了。²

回到来谈谈关于申国的地理位置。在〈犬戎在哪里，最后的答案？〉就说到李峰认为破周的申国是西申而不是大家认为的南申。而《西周时期诸侯国婚姻关系研究》也作如此观³。李峰也是用《古本竹书纪年》来叙述“平王奔西申”⁴。有“西申”和“南申”之别。

可是好奇的是为什么当时钱穆没有察觉《竹书纪年》里的“西申”不是大家认为的“申国”呢？

Dec 18, 2020 - PSKC

1 吴爱琴：《郑国史》。科学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第40 – 41页。

2 刘丽也是认为郑武公取申女与强国联姻，或许是出于稳固政权的需要。见《西周时期诸侯国婚姻关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3月第1版，第253页。

3 《竹书纪年》里有记载“平王奔西申”，清华简《系年》第2章“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平王。……平王走西申”则印证了《纪年》的说法。第120 – 121页。

4 李峰（著），徐峰（译）：《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增订本）。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16年12月第1版，2018年2月第3次印刷，第239页。

民族主义乎？

读罢罗志田的《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联想到现今世事。

自满清遭受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对列强割地赔款和千万人内乱却都只能让晚清溃而不崩。悲愤士人对满清还是中国出路急寻答案，如何能抵抗外敌、自强、改革乃至革命的方向，自是一个比一个更激进。民国军阀乃至北伐后大致统一的中国，列强对华情况虽不见继续败坏，可是日本却是觊觎垂涎，步步进逼。国内因为新式教育和出路的落差，加上“社会边缘人”幻想西方世界输入的新兴共产主义就是中国一切问题的解药，以为可以毕其功于一役。

他们相信资本主义在历史进程是注定要被替代，所以原是煽动城市工人罢工骚乱（可惜中国工人本不多），可是失败。后来转为本土化（农村化），与流氓和梁上盗贼式般胁迫农民一起造反。想当然耳，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出卖国家情报于宗主国、收取共产国际钱粮和与外国人在中国土地共暴乱¹，在中华大地成立苏维埃共和国，武装割据。全然没有所谓民族主义，只有世界共产命运共同体。

后来被围剿和流窜到西北没希望了，就拿民族主义来蛊惑全国，呼吁国共合作抗日。可是却在抗日八年也是中华民族存亡之际却在背地里虚与委蛇，保存实力，壮大军事割据。抗战胜利后也马上勾结境外军事势力，欢迎接受宗主国在东北的扶持。暴力篡夺政权后的一边倒，也没有什么民族主义的号召，只有共产世界未来的美好。

毛式共产主义输出东亚与东南亚也没有什么民族主义包装，只有兄弟相称。直到后来共产主义破产，没有了核心价值观凝聚人心，普世价值才被找出，放在桌上哄骗世人。可是民族主义也在此时被唤醒，一直到所谓可以平视世界了，屡试不爽。无论是民族被害和民族危险论，还是什么我从不欺负人家，人家也妄想欺负我们的滑稽想象，民族主义一再被利用，鼓动中国人信服已经可以不吃西方这一套了。可是端出的另一套却是，专制独裁、个人崇拜、司法阉割、新闻与人身思想禁锢的价值观。难道这是更好的选择吗？

丢弃了没有剥削的共产社会主义，为了延续权力，只能随手捡便宜的民族主义战狼世人了。

July 15, 2021 – RC

1 不久前一位具有国际战略观的朋友对关于中共当年竟然接收“国外资金”感到困扰。这里不嫌篇幅过长，摘录高华的《找回一段被湮没的历史——〈博古与毛泽东〉读后》²中涉及1931 – 1934 年一些共产国际于中共的金钱援助，给这位平日为业绩和追账纪录骄傲可是忧心国际时事的朋友。

                1932年1月，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莱谢在给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有关于在华工作报告中提到，由于中共“经费困难，党的活动严重瘫痪”。伊思美洛夫（张闻天）对莱谢说，1931年9月底或10月初，党从苏区收到1万或1.3万墨西哥元，自那以后，就没钱了。张闻天要莱谢给中共弄钱，甚至提出应从在上海的苏联贸易组织那儿弄些钱。莱谢则要求中国同志“严加节约，以便度过困难时期”，但是他得到的印象是中国同志“大手大脚花惯了钱，似乎他们根本不知道没有钱”。为了帮中国同志“维持生计”，莱谢甚至从更加秘密的苏联军事情报部门驻上海人员那儿“借了1500元”，从另一个俄国在华机构的代表那儿“借了1000元”。

     资料证明，临时中央收到不少从莫斯科转来的钱：1932年4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黄平（沃罗夫斯基）来信，说从1931年9月到年底，上海中央共收到共产国际1.03万美元，1000银元和1000墨西哥元；1932年已收到2.5万美元，包括3月5日收到的1.5万美元。

     1932年5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皮亚特尼茨基（Iosif Piatnitsky）发秘电给在上海的苏军情报机构在华人员佐尔格（Richard Sorge，大名鼎鼎的红色间谍）：1931年12月 – 1932年1月，给他们转去3万美元转给中共，皮亚特尼茨基查问他们收到多少，确切交给中共多少？

     然而1932年3、4月后，中共中央的财经来源确已中断。1932年7月14日 – 7月24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给王明发电报，要求紧急汇钱，称“财政状况极其困难”，有4个月没有收到国际的金钱援助，中央与苏区的交通也中断了，“苏区本身需要经费，因此我们不可能得到苏区的财政援助”，中共中央还说，前不久收到的1万美元，都用来救牛兰夫妇了，“我们一点儿也没剩下”。

     由于上海的中共中央已“囊中空空”，1932年7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皮亚特尼茨基再发密电给在上海的佐尔格，要他把收到的2万美元中的1万，“立即转给中国朋友”。

     以后，共产国际给中共金钱援助就采取更加多样的方式，并用“专用拨款”的方式来进行，1934年给中共确定的每月预算是7400多美元。

 

2 高华：《历史笔记》II。Published in Hong Kong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4. 《找回一段被湮没的历史——〈博古与毛泽东〉读后》，第287 – 289页。全部资料来自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 – 1937）》，第13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严耕望的学问研究

很久以前知道严耕望是钱穆的学生，也知道他为人低调，是专心埋头苦干型的学者。可是到底他的学问有多深，就不甚了解了。最近翻读他的授课讲义，《中国政治制度史纲》里关于唐代制度阐述。里头有他厘清了千年来争论六部九卿之职权的段落，从这里也可看出他研究学问之精明和对后人影响。

从《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和《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可以知道严耕望待人诚恳为学问的付出精神。在这三本小书里可以了解严耕望在他几十年的研究生涯里所搜集的一切关于历史地理的资料可谓惊人，不做无谓的学术敷衍文章，待完全考虑到正反面研究解释无懈可击时才发表文章，做到了真正的厚积薄发。

余英时认为严耕望有着宗教性的付出，全副生命奉献学问，以个人之力完成东西方都需要几十人合力完成的学术著作。严耕望的“恒心和毅力真足以惊天地而动鬼神”。¹

题外话，很多人很多出版社打广告说严耕望说的史学四大家。其实他说得很清楚明白，严耕望并没有忽略其他学问卓越的史家，而是他及睹丰采，或其读其书时，其人尚健在。不读严耕望的书真以为他认为王国维和梁启超不配为大家。²

Nov 15, 2020 - PSKC

1 余英时：《情怀中国——余英时自选集》。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4月初版，第177页。〈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

2 严耕望：《治史答问》。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6月初版一刷，1986年8月二版，2008年8月三版，第89页。

再认识傅斯年

最近读了很多关于傅斯年生平和他一手创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的书，发现很多以前没留意的东西。就譬如说，原来在筹备史语所时，不是只有安阳殷墟调查，原来也有调查云南人类、泉州文物和四川民物。后三项的结果不尽人意，只有殷墟调查让傅斯年和史语所初期预算极度困难时可以拿出些成绩来报告学界和政府。¹

而如果没有像傅斯年这样具有现代考古、新史学眼光和高超交际手腕的领导，很难想象地缘政治复杂如安阳殷墟考古如何能顺利展开²。除了殷墟考古、内阁档案整理和明实录校对，史语所对后来中国历史与语言研究储备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在当时贫困和战乱的中国，青年学子能有一安身之处专心做研究，单是这一巨大贡献，傅斯年已让人缅怀不已。严耕望就有一段非常感动人心的回忆，

       （1946年），傅先生对于我，确实非常关切。那时国家经济状况不佳，物价波动很大，一个文化机关的低级人员，待遇自然颇低，我与内子又不善于用钱，适长子晓田出生，用度较大，常常感到周转不灵。傅先生不知如何知道了我的经济状况，送给我一笔钱，是他为教育部审查论文的审查费，我本于长者赐不可违的心情，未坚辞的接受了。他又自动的嘱我写一张内子畹兰的履历表，立刻亲自步行到左邻的考试院，希望能安插一个职位，解决我们的生活问题，但未成功。他马上又写信到国立编译馆，终于成功了。其实他那时极忙，来访的政要人客络绎不绝，但仍记挂了我这个小职员的生活，实在令人铭感不能忘。当时他拿着内子的履历表走出史语所大门的步履姿态，至今仍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这刻走笔至此，不禁涕泪交流，不能成字！³

傅斯年在他壮年时，耗尽心血创立史语所，聚集人才做现代集体学术研究以其超越欧洲，期望把东方学留在中国。后来日本侵略，大陆沦陷，史语所几度播迁，没有“搬家先生”傅斯年的领导，史语所应该早已不能存活下来。

很多人认为傅斯年没有在学术研究上有什么大块头书，可是他几篇关于上古史与历史研究方法的论文都是经典，杨联陞在《傅孟真先生集》评语，

        部分由于古代中国历史的性质，部分则由于傅斯年的理论倾向，他的著作表现出似乎是更偏于启发性而非结论性的成果。不过，这是用不着遗憾的，因为他的许多新颖思想仍将激发未来的几代人。⁴

除了聪明绝顶的历史眼光，他的行政能力也是无人出其右。向拮据的政府拿钱、管理繁杂史语所人员的生活起居与学术期刊出版、为北大校长时顶住社会舆论压力清除一堆汉奸，重建战后混乱的台湾大学。他热情如火和心思慎密的性格，就如胡适曾说

         孟真是人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同时理解力和判断力也最强。他能够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又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集中人世许多难得的才性于一身。有人说他的感情很浓烈，但认识他较久的人就知道孟真并不是脾气暴躁的人，而是感情最热，往往带有爆炸性，同时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的人。像这样的人，不但在一个国家内不容易多得，就是在世界上也不容易发现有很多的。⁵

在全面抗战前夕，他冒着生命危险极力反对与日本媾和、抵制华北自治、在战时与战后对时局的抨击。在国家与民族存亡之际，“狂热的爱国者”傅斯年已不能专心书写任何严肃的学术论文了。傅斯年自己在1942年写给胡适的一封信所说一样，

         我本以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来之故，而思遁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去跑来，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⁶

另外，在现在大陆流行历史书籍已很难看到所谓什么唯物历史观，马列主义教条的论述。除了个别段落引述，很难想象还有专业历史学者真心相信什么一定方程式的历史发展路线。

         当然我们也应该指出，尽管傅斯年提出“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口号，以建立科学的历史学为己任，但是由于他否认社会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因此他所要建立的“东方学”、历史学并不是真正的科学，他所从事的史学工作也没有能够成为科学的事业。退一步说，他提倡的科学的历史学，充其量只能说是使用科学方法从事研究的史料学。而且他所使用的科学方法，并不具有普遍、广泛的意义。他没有广泛地接受和利用当时历史学家们提出和使用的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对于已经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方法更持反对、排斥的态度，因而傅斯年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科学的东方学”，即便是他一生苦心经营的史料学，也没有能够成为真正科学的事业。⁷

就是因为迷恋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性”，土改、大跃进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家破人亡，死了千万上亿人。一生捍卫自由和民主的傅斯年在延安时就看穿毛泽东的技俩，罗家伦在《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就说，

他（傅斯年）认为当时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和毛泽东因为旧曾相识的关系。单独聊了一夜天。上天下地的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在他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毛泽东和他慢步到礼堂里，看见密密层层的锦旗，各处向毛献的。孟真讽刺的赞道：“堂哉皇哉！”毛泽东有点感觉到。⁸

傅斯年这么年轻就逝世。如果还有20年，他就能看见共产党如何反复无常欺骗与迫害当时决定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如何后来极其变态残害中国、如何后来把中国变成人间炼狱。是幸亦不幸也。

Oct 16, 2020 - ESGO

1 苏同炳：《手植桢楠已成荫——傅斯年与中研院史语所》。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2012年10月初版，第31 – 65页。

2 如上，第102 – 109页。董作宾认为试掘结果无再掘价值。是傅斯年发现出土无字文物的价值。也可参考王汎森：《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10月香港第1版第1次印刷，第179 – 180页。〈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

3 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4月初版1刷，2006年7月初版13刷，2008年11月2版1刷。 〈我对傅斯年孟真先生的感念〉第114 – 115页。

4 杨联陞著  蒋力编：《汉学书评》。商务印书馆出版，2016年8月第1版，2016年11月北京第2次印刷，第257页。〈傅斯年：《傅孟真先生集》〉。（原载《哈佛亚洲学报》第16卷第3、4合期，1953年12月）

5 蔡登山 主编：《怀念傅斯年》。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6月BOD 1版。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于民国41年12月20日，傅孟真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演讲。

6 王汎森 著  王晓冰 译：《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三联书店，2012年5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第186页。转引自给胡适的一封信，1942年，”傅档“，I-1676, 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全集》第7卷，第2647 – 2648页。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by Wang, Fan-se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7 马亮宽  李泉：《傅斯年——时代的曙光》。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8月初版1刷，第142 – 143页。

8 蔡书，《怀念傅斯年》。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中华民国39年12月30日晨2时，台北。

更多关于傅斯年的事迹可以参考，欧阳哲生：《傅斯年——一生志业研究》。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6月 BOD 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