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 崛起》

10年前在大众书局的学校假期仓库促销里买了一本关于中国企业的发展史，可惜当时只买到关于1978-1992年间的一册，1992年后的没找到。也拖到现在才用心好好看完这本书，吴晓波写的《中国·崛起》。

里头很多大时代的小人物，也有后来成名的大人物。他们的感叹和光怪陆离的商业故事都只能在那个年代出现。封闭了2，30年到开放，集中经济改革到私人企业，中间的跌宕起伏，可谓是叹为观止。

第一次去中国是在2001年的山东旅游，经过中国乡村市镇还能看到墙上的八股标语。后来2002到2005年有机会在中国大城市和小地方工作，虽然还能看到剥离脱落的白色标语，可是更能感受到当时中国经济的蓬勃向上，要与世界争第一的雄心。

透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人如何摸索前进，现在看来简单明了的商业道理在当年是如何石破天惊。也毫无意外，《中国·崛起》只能在政治正确下写企业史。作者回顾1979年的世界，没有提到中越战争¹。1989年里没有六四、没有提到为何美国在1989年制裁中国²。当然，赵紫阳在这改革开放历程里是个隐形，没有出现过。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在《国家的囚徒》（Prisoner of the State）英文版序里就说

                人们常把邓小平看成改革的设计师。当然，没有他一开始对改革与开放的强力推动，就不会有改革。所以此后，在诸元老中他就像是改革计划的教父，得随时亲自出关以对付各路人马。不过，读了赵紫阳对自己掌舵过程的平实描述，事实就明朗了——真正打造改革的人不是邓小平，是赵紫阳。³

无独有偶，1989年世界共产政局的恶化，有了所谓自1981年以来规模最大、针对私营企业的整顿运动开始了。在当年肃杀压力下，台州的李书福慌忙把冰箱工厂捐了国家，带了一笔钱去读书⁴。而轻工业家电局对在杭州进行强行关厂运动引起的抗议回答是

杭州的非定点厂利用国家控制其他省份的机会所造成的真空，迅速发展，获取高额利润，给消费者和国家造成损失，这是一种短期行为，国家实行定点是站在更高的高度上考虑问题，从长远看对杭州有好处。⁵

32年后，这段话也可以套在同在杭州的蚂蚁。可惜就算早早捐了（还只是意愿而已），“妄议中央”的马云也肯定出事。

看到现在中美贸易战或是科技战还是所谓的价值观冲突，这一切在90年代是无法想象，或是没有想到中国可以这么迅速在21世纪初就敢于与美国“亮剑”。1997年，美国学者写道，

                ……因此，市场发展和开放政策既已导致党中央政权渐衰，长此以往，一旦人民富足起来，要求享有更多权利，社会就可能走向更自由、更民主。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活动，也意味开放与多元并存的趋势会持续。中国在经济上愈来愈融入国际社会的同时，也从经济的、法律的、人权的事务中接触到国际机制的规则、标准、法条、压力、监督。……⁶

20年过去，开放和人民富了起来没有带来所谓的政治改革，也没有所谓的地方联邦制。反而现在的中共看似党中央无比强大，平视世界了，不止轻蔑国际法律规则，也不屑普世价值，中共还要拥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和规则于世界通行。

以为中共在门户开放后会拥抱世界规则，想不到的是中共在壮大了之后竟然还想“统战”自由国家，输出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而那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42年前的严家其在务虚会就对其有先见之明，

                如果只是政府首脑有一定任期，而党的主席在事实上仍是终身任职的话，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共和政体就不可能牢固地建立起来。在这方面，有很多历史教训。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从强调“集体领导”开始，以破坏集体领导、大搞个人专权告终。如果党的主席事实上仍是终身制，总有一天，还会产生新的林彪、新的四人帮，他们还会掀起“造神运动”……到时候，就很难阻止以新形式出现的“现代迷信”的瘟疫的流行了。⁷

预言之准，能让人不惋惜吗？

美国当年的好意，为中国开放科技教育领域。 1978年中国遴选480名学生赴28国家深造⁸。而美国在1978年12月接收了第一批50名访问学者，最小32岁，最大49岁⁹。在1978至1979年，共有433名学生到美国研究物理、数学、化学、医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电机工程、航空工程、太空科技、原子工程、化学工程等等。¹⁰

美国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培养了第一批科技研究生。现在却是最大的“外国敌对势力”。难道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以怨报德吗？

March 07, 2021 - RC

1 吴晓波：《中国·崛起》。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8月1日初版1刷，第70 – 71页。

2 如上，第348页。

3 赵紫阳著  鲍朴编：《国家的囚徒——赵紫阳的秘密录音》。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6月8日初版1刷，2009年6月11日初版3刷，第10页。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于英文版序。

4 吴书，第343页。

5 吴书，第341 - 342页。

6 费正清，戈德曼著  薛绚译：《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增订版。正中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7月台初版，2004年3月增订版4刷，第515 – 516页。John King Fairbank, Merle Goldman, China: A New History. 1992, 1998 by the Presidential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7 萧冬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十卷》《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1979 – 1981）》。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第1版，2009年第2版，第36页。

8 史景迁著  温洽溢译：《追寻现代中国——从共产主义到市场经济》。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5月15日初版1刷，2003年11月25日初版7刷，第899页。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1990, 1999, 2001,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by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in association with BARDON-CHINESE AGENCY

9 吴书，第59页。

10 史书，第901页。

 

在《中国·崛起》有个似神话还是传奇的故事，

                1983年，王石当了几年工人和政府公务员之后，终于下决心去深圳实现梦想。一日，他在蛇口街头闲逛，望见路北一侧耸立几个高大的白铁皮金属罐，那是刚进来办饲料厂的泰国正大集团的玉米储存仓。这些玉米产自美国、泰国和中国东北，经香港再转运到深圳。王石楞楞闯进正大的饲料厂，找到人问：“你们为什么不直接从东北进玉米，而要从香港转呢？”这人回答：“我们也想呀。但是，中国的运输要指标，我们是一家外资公司，根本不知道该找谁要车皮，这件事我们解决不了。”

                王石一拍胸脯：“我解决运输工具，铁路、海运都没有问题，我拉来的玉米你们要吗？”

                就这样，他透过关系找到广东省海运局，双方一拍即合。王石当起玉米中间商。从1983年4月到12月，短短不到1年的时间，他赚了3百多万。……（171 – 172页）

吴晓波写得如真如幻。为什么我有位国际战略眼光的朋友在饲料行业叱咤多年也没有如此际遇？

杜希德（D.C. Twitchett）的《唐代官修史籍考》

以前因为对史学史的兴趣，对如何纂修史籍，如何写成实录与后来所谓正史的溯源都想知道个以为。后来知道原来杜希德写有一本关于唐代史官如何修撰当代史和后来的《旧唐书》是凭什么史料完成的，就买了这本《唐代官修史籍考》。

这本书附有一篇关于为何杜希德为何是20世纪欧美汉学“典范大转移”重要推手。在西方汉学蓬勃发展之际，尤其是杜希德对推动中国历史研究不遗余力之余，除了《剑桥中国史》，还自己主编了《泰东》（Asia Major）与《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为培育很多后进学者付出了多少心力。¹

说回这本书，就好像之前在《再认识傅吾康》写得一样，杜希德没有博览群书，没有对古籍古文的掌握，如何能在浩瀚书海里好像侦探一样，对每一个线索留意和分析。

这本书对《大唐创业起居注》的一个疑问，也是读唐史很久以来不能解释的问号。

                有意识地试图篡改唐王朝建立的历史记载，使之有利于太宗，那是640年代与650年代的事，已在温大雅辞世多年之后。然而，始终让人感到怪异的是，太宗在晚年虽被关于他自身经历的记载所困扰，却没有封杀《大唐创业起居注》。看上去他不太可能对这样一部由其密友撰写的、收藏于秘阁并广泛流播于世，以致其文本竟能传至日本的作品会无所知晓。²

如果真如很多历史学家所说的一样，李渊在《大唐创业起居注》的形象可以用来纠正《旧唐书》和《新唐书》里毫无作为开国君主历史叙述，为何李世民不要禁毁这本对他不利的书呢？

也是这本书知道柳芳这一位史官，也是他撰写的《国史》后来几乎完全被吸收到《旧唐书》中去了³。这在以前是不知道的。也解释了为何在兵马动乱的后晋竟然可以在短短4年多里修成200卷的《旧唐书》。

May 25, 2020 - PSKC

1 【英】杜希德  著   黄宝华  译：《唐代官修史籍考》。2015年6月第1版，2015年6月第1次印刷。陈珏：《杜希德与二十世纪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 〈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中文版缘起说明》， 第1 – 17页。

2 如上，第36页。

3 如上，第165页。

杜希德（D.C. Twitchett）的《唐代财政》

也是因为《剑桥中国史》而认识杜希德。知道他的博士论文修改而出版的成名作，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有了中译本，就马上通过学林书局订购。

《唐代财政》和《安禄山叛乱的背景》都是由同一作者，丁俊来译作。这两本书译文都非常顺畅，读起来不会有那种“英文”拗口的句子，可以想象丁俊的英文程度与唐代历史古籍的阅读掌握能力都非常好。

1963年出版后，杨联陞，余英时和全汉昇都有写过书评。他们三位都对这本书赞誉有加。

杨联陞写

         杜希德（D.C. Twitchett）教授这一项出色的研究是对唐代财政史和经济史的重要贡献。……就西方汉学而言，本书的出现将白乐日教授发表在《东方语言系通讯》上的《唐代经济史（618 – 906）》（Balazs, “Beiträge zur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T’ang-Zeit”, MSOS 34 – 36, 1931 – 1933）所开创的研究提升到了最新的水平，并且为进一步的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¹

余英时写

崔瑞德教授这本精彩的著作大大增进了我们对经济史和唐代制度史的认识，我们当然应该给予他由衷的掌声与欢迎。尽管作者坦诚地宣称自己的工作仅限于“讨论国家财政政策，而不涉及这一时期任何最广泛意义上的经济史讨论”，但是实际上本书所描述的唐代经济与财政史的内容如此丰富，以至于已经超越了鞠清远《唐代财政史》（1940）与《唐代经济史》（与陶希圣合作，1936），而这两部书至今仍是这一领域的重要参考书。²

全汉昇则认为

         过去西方汉学家有关中国中古历史研究的著作，以四裔的研究为最有成绩，关于中国内部社会经济的研究可说少之又少。英国伦敦大学崔维泽（D.C. Twitchett）教授撰写的《唐代财政》，对于我国在唐代（618 – 907）的财政措施及其有关问题都一一加以探讨，显现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汉学家对于中国中古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向前迈进了一步。不特如此，当二次大战后在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由汉学探讨转变为“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从而多半只自近百余年中国历史的衍变来了解中国的时候，崔维泽教授把近代以前的中国财政制度及和它有连带关系的经济情况加以研究，让读者把视线扩大，当可使西方人士对于中国经济、文化作较深入的了解。³

其中有趣的是余英时认为《唐代的财政管理》写道关于“六部”与“九寺”的关系，

     唐代的行政机构是以北朝的六部制为基础的，同时还留有汉代九卿制的痕迹。因此在很多时候，六部与九卿的权力都会重叠，要想说明各部门之间的明确分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寺绝非是没有实权的摆设性存在，事实上，那些真正独立的职能部门——有时比他们六部中的平行机构还要权力大一些。⁴

余英时说杜希德应该注意严耕望在大约10年前发表的研究成果。“九寺五监并非与六部平行，而是隶属于六部。”

          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司农寺受户部的子司“仓部”的指导，而太府寺则受户部的另一子司“金部”的控制。⁵

在严耕望撰的授课讲义《中国政治制度史纲》很仔细描述了“六部为上级机关，政务机关；九寺为下级机关，事务机关。六部奉行制命，以掌政令；寺监奉行政令，以掌职事。”⁶

不知是否因为余英时的书评，后来杜希德《唐代财政》1969年再版时提到了严耕望1953年在《中研院史语所集刊》发表的《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不过杜希德对这篇文章所叙述的六部九寺上下级关系不是完全确信，杜希德怀疑“实际情况可能并没有如此整齐划一，可能要更复杂一些。”⁷

《唐代财政》是据1953年博士学位论文出版的，而杜希德在1959年出版序言写道考虑到时间问题，他没有全部改写而只是作一些增补与改动⁸。所以可以理解的是在1953年还是博士生的杜希德很可能没有或来不及读到严耕望在1953年的文章。只不过《唐代财政》也参考很多1956年出版的《唐仆尚丞郎表》，也许不是因为时间的考量，而是杜希德还不能完全相信严耕望对六部九寺关系的结论吧。

另外，余英时在书评里写道到底南方大土地制有没有溶于均田制，这一历史也是我们知之不多的⁹。而唐长孺在多年后也认为江南到底是否实行均田制，还是个疑问。¹⁰

最后想说的是，杜希德著书就是那几本，而这在50年代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竟然日后和蒲立本的《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也是博士学位论文）对唐史研究影响巨大。也是可惜的是这两位当年的年轻学者都没机会向陈寅恪问学。而在西方研究国史的当儿，中国却在独尊唯物历史观，不知外面的世界已经是离她远矣。

May 24, 2020 – PSKC

1 杨联陞著  蒋力编：《汉学书评》。商务印书馆出版，2016年8月第1版，2016年11月北京第2次印刷，第405 – 406页。《〈杜希德：〈唐朝的财政管理〉》。原载《哈佛亚洲学报》第24卷， 1962 – 1963年）

2 余英时，邬文玲等译：《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的研究》。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6月初版第2刷，第311 - 312页。(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王宇 译《评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 A review article on D.C. Twitchett,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4.1 (1964): 71 – 82.

3 全汉昇：《中国经济史丛》（二）中华书局，2012年6月北京第1版，第936页。《评崔维泽（D.C. Twitchett）教授对于唐代财政史的研究》。写于1965年5月24日。

4 【英】杜希德  著   丁俊  译：《唐代财政》。中西书局出版，2016年5月第1版，2016年5月第1次印刷，第99页。

5 余书，第329页。引自严耕望在1951年，1962年的《大陆杂志》；1953年的《中研院史语所集刊》；1956年的《唐仆尚丞郎表》。

6 严耕望撰：《中国政治制度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2018年7月第8次印刷，第155页。

7 杜书，第191页。

8 如上，初版序。

9 余书，第325页。

10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华书局出版，2011年4月第1版，201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第247 – 249 页。

《安禄山叛乱的背景》

在《剑桥中国隋唐史》里只要谈到安史之乱时就会提到蒲立本的《安禄山叛乱的背景》。2018年知道有了中译本，就赶快买来一睹为快。

这本50年代出版的书很仔细为我们叙述玄宗年代的经济、政治、军事、河北形势，安禄山与李林甫之间关系，还有最重要的，安禄山“杂胡”的由来。陈寅恪对安禄山“杂胡”的由来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早有一番论述和探讨，而蒲立本也更进一步运用古语言学研究安禄山家族渊源和种族归属。蒲立本在序言里感谢陈寅恪关于安禄山出身和唐代社会结构的描述对他的启发性¹。只不过陈寅恪很可能不知道有如此事，遗憾乎？

后来在李碧妍的《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也说到这本书对安史之乱历史研究有着“开拓性”的影响。很难想象一本50年代西方写的中古史竟然会对这一段历史研究影响之巨。

《安禄山叛乱的背景》里有很多很新颖的观点，譬如认为安史之乱不是所谓的平民起义和玄宗宰辅与财政官员的出身背景对当时政治发展的影响。

其中有趣的是，蒲立本认为全汉昇在《唐宋帝国与运河》里对唐廷东迁洛阳背后的原因解释有点不足。

                全先生只关注到了江南作为粮食供应地的重要性，却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洛阳距离整个黄河平原比长安要近得多。在7世纪，朝廷的大部分粮食供应可能都是由河南与河北的南部来承担的，而南方地区则主要负责转运绢和其他轻货。伴随着东北地区军粮需求的扩大，特别是在叛乱之后，东北落入半独立的藩镇之手，江南才真正成为京师的主要租赋来源。²

而这本书当年出版时，全汉昇在书评里对此书赞誉不少，也才知道原来蒲立本是在抗战胜利后在英国伦敦大学拿国民政府奖学金研究中国历史。

只可惜全汉昇在书评里没有直接对蒲立本的观点作任何阐释。可是全汉昇却认为《安禄山叛乱的背景》忽略了因为运河交通和洛阳与长安之间的漕运改善而导致江淮物资可以容易大量运抵长安。也因为如此玄宗不再东迁洛阳而长期在长安居住。这也让玄宗没有机会亲自接触在河北驻屯军队，安禄山可能也趁这机会来把国家军队当作私人工具叛乱。³

对于这一观点，也与后来的伊沛霞（Patricia Ebrey）在《宋徽宗》里叙述有些一样。作者这样认为，如果宋徽宗不留在宫中，如果宋徽宗能常出巡接触军队，也许对该怎么和完颜阿骨打谈判，要把什么任务交给哪些将领就能有更好的判断。⁴

也许，这也可以了解为什么到现在，军委主席要时常调研各大军区吧？谁不知敬畏、谁违纪违法、谁是叛徒、内奸、工贼，这就能“亲自掌握”和“亲自知道”吧？

May 16, 2020 - PSKC

1 【加】蒲立本  著，丁俊  译：《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中西书局出版，2018年4月第1版，2018年4月第1次印刷，第3页。Edwin G. Pulleyblank,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2 如上，第66页。（唐长孺后来也认为“事实上河南河北地区在唐前期一直是东都粮食消费及关中粮食补给的主要来源之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华书局出版，2011年4月第1版，201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第319 – 330页

3 全汉昇：《中国经济史丛》（二）中华书局，2012年6月北京第1版，第946页。〈评普利白兰克（Edwin G. Pulleyblank）：安禄山叛乱之背景〉

4 伊沛霞：《宋徽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18年8月第1版，2019年1月第3次印刷，第443 - 444页。Patricia Buckley Ebrey, Emperor Huizong, 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