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家族在魏晋时代

一直以来认为司马家族在魏晋时代所扮演的角色不外乎是残暴、虚伪和荒淫，可是里头的细节不甚明白。只是最近读了一些关于这一段历史的叙述才对司马家族有点了解。

这其中就有，为何看似稳抓军权的曹爽能在一夕之间被司马懿控制？为何在屠戮曹爽一伙，“名士减半”当儿，司马家族还能得到其他存活下来的“名士”支持？为何司马炎会扶持外戚，难道就只是溺爱女色吗？以前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流于表面的解说；曹爽的无知对比司马懿的阴忍；高压政治下的名士妥协；征服吴会后的安逸享乐，等等。其实司马家族在篡魏的过程中或是司马炎恩宠外戚，中间的曲折和隐晦，不是我们一直认为这么直线发展。

在仇鹿鸣的《魏晋之际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其中有一段师法陈寅恪叙述唐代玄武门在屡次政变中的角色，为读者描述司马懿一伙人如何充分利用京城地理环境来发动蓄谋已久的叛变。这也是第二次读到关于地理建筑在历史关键时刻的作用，作者写得非常精彩。

而胡志佳的《门阀士族时代下的司马氏家族》更为我们一一仔细梳理司马家族庞大复杂的关系圈。之前不甚了解的八王之乱，在这里可以更加明白他们之间的宗亲连接和相关利益。

在这段时间也为了了解更多关于魏晋之际的历史，翻阅了陈寅恪和唐长孺的书籍。对于他们开创的“典范”作用，不知可不可以用“高山仰止”来形容？

Jan 31, 2020 - ESGO

读书后却为了毛泽东而跪下

今早有一位朋友说他以前读过一篇文章《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而感动。孤陋寡闻不知道原来竟有如此文章，而且还是中国老幼皆知，激励千千万万学生的课本范文。

之前在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里读过，

1966年11月10日，毛第7次接见红卫兵，因人数有250多万，已不可能在天安门广场检阅。周恩来提出，让红卫兵分别排在天安门前东西横贯北京的长安大街，和向北郊去的二环路上。毛则乘敞篷吉普车巡行检阅。

为了说明行车路线，周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到人民大会堂118厅，将地图在地毯上摊开，跪在地图前，为毛指点方向。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着纸烟，一面听着周的解说。

我站在旁边，心里很不是滋味。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像个奴仆一样呢？毛的态度带着一丝嘲讽，似乎在享受着这一切。毛的专制极权在毛与周的君臣关系上表露无疑。¹

堂堂一大国总理如此卑微，如此妾身为混世魔王的奴仆，岂不可耻？

余英时在《霸才无主始怜君》对周恩来有这样叙述，

         1978年我在北京参观“历史博物馆”，其中有一个展览是说明周恩来对毛泽东怎样的无限忠诚和爱戴。展览的文字说：毛在西柏坡时，有一次决定第二天到某一地方乘船，周则在当天晚上先到那只船上，亲自坐一坐毛明天要坐的椅子，看看有否舒适，是否安全。最后我又读到毛的一个卫士记载：毛在47年渡黄河时，周抢先在浮桥上走了一个来回，也是为了证明浮桥是不是稳当。这正是孟子所谓以“妾妇之道事君”，那里有半点“宰相”的礼统？但我们也许不能用儒家的观点来苛责于周，也许在周的心中，他已打定主意作“革命的螺丝钉”了。这里面的分寸，只有周本人才知道，甚至连他自己也未必清楚。

     周恩来作了27年的国务院总理，相当于古代中国的“宰相”。但是他在这27年中完全没有施展自己抱负的可能，他所能做的是在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闯下大祸之后，慢慢收拾残局，但表面上他还要跟着一起闯祸，并鼓其如簧之舌极力说明毛的“祸”闯得好，正是“人民”所需要的。如果以传统的“宰相”来衡量他，他如何能望王安石、甚至张居正于万一？如果以西方的政治家来衡量他，他又何曾有半点足以称道的“政绩”？然而在他来说，这确确实实是“非不为也，乃不能也”。他所处的是“乱世”、所事的是“暴君”，空具一身才能而无所展布。“霸才无主始怜君”（温庭筠〈过陈琳墓〉句），大可以借以咏周恩来了。所以，将来在中共的历史上，他的地位还会在邓小平之下，因为后者毕竟开创了自己的时代。²

中华几代人在恐怖统治下的道德沦丧、知识匮乏、经济糜烂，无不在这个总理的眼皮下发生。小时候要读书要中华崛起，读书后却沦落到跪在残害中华凶手面前唯唯诺诺，讽刺乎？

May 01, 2020 - PSKC

1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8月21日初版1刷，2018年11月21日初版8刷，第490 – 491页。

2 余英时：《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民国84年9月初版，第94 – 95页。

北宋末年的慈善福利

在《宋徽宗》里写说，在蔡京和宋徽宗领导下，北宋末年展开了一系列的社会福利制度。其中包括建立为穷人看病的安济坊；向那些没有成年子女的寡妇和鳏夫、孤儿和弃儿提供食品和零钱的居养院和为了安葬城市中穷人的漏泽园。¹

这些政策到底有没有为大宋子民提供真正的社会福利保护，还是只是实行在一小撮的社会阶层或区域？只不过这些福利事业的描述，读起来就像马来西亚那鲸吞国帑百亿的前首相，在他任内不也是大力宣传那所谓的社会福利？

这位风度翩翩的前首相和风雅的宋徽宗不也是对高品位享乐情有独钟吗？一边贪污公款和吃香喝辣，一边一马商店、一马现金、一马诊所；一边“惟王不会”和花岗石。一边安济坊、一边居养院、一边漏泽园。

所谓这些福利政策根本就是自欺欺人。《宋代政治文化史论》这样写，

宋徽宗、蔡京为了粉饰太平，实施过一些彷佛利民便民的慈善之举，诸如安济坊、居养院、漏泽园之类，然而往往口惠而实不至。……²

而《宋代政治史》就这样认为，

……蔡京还命京师置居养院，收容鳏寡孤独之人，以户绝财产作为他们的给养，对社会救济也不无帮助。但是这些“政绩”远远不能抵消他祸国殃民的罪行。³

现在大多马来西亚人都不会认为这些所谓的一马福利的推行是因为前首相的高超理财手段。可是在《宋徽宗》，作者就认为“政府如何为这么大规模的福利事业提供资金呢？这似乎要归功蔡京在财政管理上的奇才了。”⁴

蔡京推行的所谓“新”法和他的“财政管理”很多，这里举例其一，

……推行所谓理财新法，巧取豪夺民财。蔡京所谓的“理财新法”，主要是实行盐茶新法和改变钱法。北宋盐法，在哲宗朝以前，对北方的解盐买卖实行盐钞法，即令商人在边郡折博务缴纳现钱买盐钞，至解池（在山西运城南）凭钞领取定额食盐贩卖。对东南各路末盐（按宋代称解盐以外的海盐、井盐等为末盐）则实行官卖制度。自哲宗朝后期起，解池一度因水涝池坏不能产盐，解盐盐钞无法通行。蔡京便以此为借口，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盐钞法。与此同时，又将盐钞法一变再变，或强迫持钞者再纳钱方能通行，或需几次买钞才得以给盐，或已得旧钞者复买新钞方能使旧钞之半有效。实施这种盐钞法的结果，严重坑害了商人的利益，人称朝廷法令，“信如寒暑，未行旬浃，又报盐法变矣。钞为故纸，为弃物，家财荡尽，赴水自缢，客死异乡。孤儿寡妇，号泣呼天者，不知其几千万人。闻者为之伤心，见者为之流涕”。

北宋茶法，自建国以来屡有变化，在哲宗朝以前，除建茶、蜀茶实行官卖以外，其余皆行通商法。蔡京上台后，实行全面禁榷，其剥削手段和危害性类似于盐钞法，茶商往往一榷再榷而仍然得不到茶，乃至倾家荡产，由此政府每年增得课利约一百多万贯，全部充作供奉。

仁宗朝时，对西夏战事吃紧，为解决财政困难，曾行过当十大钱。后来因为民间盗铸者众，造成钱文大乱，物价飞涨，才不得不停用。熙、丰年间，折二钱行于天下，尚不致为民害。蔡京当国，“以利惑人主”，先将小平钱增料改铸当五大铜钱，继又铸折十钱，盗铸之风再次大起，得罪者“亡虑十余万人”。后来，又铸夹锡钱，以夹锡钱一折铜钱二，在原先使用铁钱的陕西等地区使用，并一度推行到全国，于是“物价日增，患甚于当十”。蔡京等人通过这一系列“理财新法”，攫取百姓的大量财富，弥补因统治集团大肆挥霍而造成的财政赤字，使一般的百姓和商人都深受其害。⁵

这样的蔡京，如真是财政奇才，那千万人吾往矣执意变法要国库有钱的王安石真的死不瞑目了。

Sept 19, 2019 - TAD

1 伊沛霞：《宋徽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18年8月第1版，2019年1月第3次印刷，第91 - 93页。Patricia Buckley Ebrey, Emperor Huizong, 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 张邦炜：《宋代政治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年10月第1版，第197页。

3 何忠礼：《宋代政治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2007年6月第1次印刷。第241页。

4 伊书，第93页。

5 何书，第245 – 246页。

宋徽宗的御笔

可能本着了解之同情，伊沛霞和方诚峰在对宋徽宗的御笔没有太过苛刻的谴责。《宋徽宗》里认为，

徽宗愿意为各种目的拿起御笔，倒也容易理解：有时是为了让他喜欢的某个人高兴，有时是为避开他无法控制的官僚程序，有时甚至是为了直接迎合官员与臣民的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诏书涉及范围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不拘一格。对徽宗而言，御笔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工具，不能闲置太长时间。¹

而在《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里，更加“同情”当年的宋徽宗，

当时摆在徽宗朝面前的既有明令颁行体系，非常强调由君主“私”意向朝廷“公”令的转化，这是君主之明令合法化的必然过程。既然如此，全面突破、违背既有的权力制约体制并非明智之举；在此基础上，如何在命令颁行中突出皇帝个人就是一个难题。徽宗朝另辟蹊径，以内批、手诏这两种王朝政治生活中常见的文书为介质，在既有运行程序的基础上，突出政令颁行中的“御笔”形象，从而塑造了君主自身与整个王朝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御笔名目改变的不是皇帝命令的颁行实质，而是外在面貌。这主要是一种政治姿态的表达，强调徽宗自己与所谓“圣治”或曰“盛世”之间的联系，而不是要万机独断、主威独运。²

这里看出两位作者对于为何宋徽宗“滥用”御笔有很不同于其他学者的解释。

《宋代政治文化史论》里对御笔就有着很“传统”的评论，

徽宗时期皇权恶性膨胀，其根本原因固然在于皇帝专制制度本身，但也与下面两项祖宗家法被抛弃有关。

其一，堵塞言路。……

其二，御笔行事。前面讲到宋代自有其决策程序，但在徽宗时期，御笔手诏颇为盛行，这套程序破坏殆尽。所谓御笔手诏，即不经中书省商议，不由中书舍人起草，不交门下省审复，由皇帝在宫中决断，并亲笔书写，或由宫中人代笔，直接交付有关机构执行。……御笔行事实属徽宗“首创”，是皇权的膨胀与滥用的体现。……朝政日益腐败，以致不可收拾。³

《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里就说

从理论上讲，“御笔”制度应该是专制独裁制度发展到登封造极之时的表现，但在宋徽宗统治时期，“御笔”制度却是专制独裁的一种病态反映。⁴

《“祖宗之法”与官僚政治制度——宋》里如此写道，

宋朝皇帝拥有最终决策权力，不仅“躬决”大政方针，对于政务、军务、财计之事亦均有较多的直接干预。……但是，皇帝的指令，原则上须经由二府，以“敕牒”方式颁布施行。直接自宫内颁出的皇帝批示（即所谓“内降指挥”），被认为是“灭裂纪纲”的源头，经常受到臣僚的批评与抵制。……北宋中期以后，内降指挥御笔手诏大行其道，成为帝王乃至权臣推行个人意志的便利途径。⁵

这些都是因为在宋代，“政令的形成要经过以下几道程序：先由皇帝与宰相及执政大臣“平章”即商议，宰执大臣有权反对；再将“词头”即要点交由中书舍人起草，中书舍人有权封还；再将草稿交由给事中审议，给事中有权缴驳；政令经皇帝“画可”即批准公布之后，台谏以至有关官员有权论列。”⁶

有敢违抗御笔的，在政和三年，命“凡应承受御笔官府，稽滞一时杖一百，一日徙二年，二日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三日以大不恭论”。至政和八年四月，又补充了御笔行下之限：“急速者，当日行下，遇夜收到，限次日午时前；非急速者，限一日。”⁷

如此严刑峻法来钳制对御笔的反对意见，试问宋徽宗政治如何能不糜烂？

其中之一后果就是宋人北使返回之时说，

是行回程，见虏中已转粮发兵，接迹而来，移驻南边，而汉儿亦累累详言其将入寇。是时，行人旦暮忧虏有质留之患，偶幸生还。既回阙，以前此有御笔指挥：“敢妄言边事者流三千里，罚钱三千贯，不以赦荫减。”由是无敢言者。……⁸

到头来，这个没有遵从祖宗之法而滥用御笔的享乐皇帝，自食其果，覆灭了自己的国家。我们可以说宋徽宗是个天才艺术家，可是如果说他知道自己为一位皇帝的责任，那真的有点历史矫情了。《宋徽宗》认为他（宋徽宗）并没有表现得玩忽职守，也从来没有取消过视朝或不看疏奏⁹。那明朝嘉靖帝也可以算是一个负责任的皇帝吗？

最后不知是不是开玩笑，伊沛霞还认为

皇帝被留在皇宫内，从而限制了与军事将领及军队进行接触，这也是使皇帝在位期间更关注人文与文化职能的一种方式。如果徽宗能够经常出巡，检阅军队，并与前线将领交谈，也许他对如何与女真人的统治者阿骨打谈判就会有更好的直觉，对应该把什么样的任务放心地交给哪些将领，也会有更好的判断。¹⁰

这些论述是为宋徽宗造成北宋灭国开脱呢？还是真的了解之同情？ 那跟着哥哥打战的宋太宗就不会让杨业遗恨了。

也许王夫之对这嬉戏玩乐宋徽宗评论最贴切，

……花鸟、图画、钟鼎、竹石、步虚、受箓、倡门、酒肆，固戏也；开熙河、攻交趾、延女真、灭契丹、策勋饮至、献俘肆赦。亦莫非戏也。如是而欲缓败亡之祸，庸可得乎？¹¹

Sept 17, 2019 - TAD

1 伊沛霞：《宋徽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18年8月第1版，2019年1月第3次印刷，第111页。Patricia Buckley Ebrey, Emperor Huizong, 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 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2016年1月6月第2次印刷，第187页。

3 张邦炜：《宋代政治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年10月第1版，第186 – 187 页。

4 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02年1月第1版，第263页。

5 吴宗国 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第248 – 249页。邓小南：《“祖宗之法”与官僚政治制度——宋》。

6 张书，第11页。

7 方书，第178页。

8 赵永春 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商务印书馆出版，2017年6月第1版，第247页。（北宋）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第223页。读自罗家祥的《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第272页。

9 伊书，第293页。

10 伊书，第443 – 444页。

11 （清）王夫之  刘韶军译注：《宋论》。中华书局，2013年4月北京第版，2017年6月北京第4次印刷，第560页。

北狩路线

2014年曾经绘过宋徽宗被掳到金国的路线。最近在读Patricia Buckley Ebrey伊沛霞的《宋徽宗》，里头也有如此插图。可是她绘的路线和5年前的〈天堂地狱〉，有点不一样。

《宋徽宗》里的路线图和上京

《宋徽宗》里的上京应该是标注在内蒙古巴林左旗南¹，这和游彪的《北宋衰亡记》一样²。可是一直以来认知是金太宗时的上京应该是在黑龙江江阿城。

陶晋生在《女真史论》里写道，

金初的都城上京（今阿城县）位于阿什河畔，而金的国号源于阿什河的原名“按出虎”，女真语的意义是“金”。³

上京附近的女真皇帝的宗庙，最早在1122年建立，就是辽末帝和宋徽、钦二帝于1125和1128年所见的太庙。⁴

赵永春在《宋俘记》也是注释上京为黑龙江江阿城。⁵

傅海波也是说

完颜部的故乡位于按出虎水河畔（今阿拉楚喀河，位于哈尔滨以东，系松花江南部支流之一）。此地多年来一直是女真的政治中心，后来又成为他们的国都（即上京，坐落于今哈尔滨东南的阿城附近）所在地。⁶

如果《宋徽宗》再版，希望能改正这错误。

Sept 05, 2019 - ESGO

1 伊沛霞：《宋徽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18年8月第1版，2019年1月第3次印刷，第413页。Patricia Buckley Ebrey, Emperor Huizong, 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 游彪：《北宋衰亡记》。麦田出版，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11月初版一刷，第230页。

3 陶晋生：《女真史论》。稻乡出版社，中华民国92年11月初版，中华民国99年9月再版，第18页。

4 如上，第42页。

5 赵永春 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商务印书馆出版，2017年6月第1版，第247页。（金）可恭：〈宋俘记〉。

6 （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史卫民等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 – 136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2006年12月第2次印刷，第230页。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6,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7 – 136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