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叙述

顾诚在《南明史》认为后来我们对南明还是晚明这么一段历史既定印象很多时候是因为东林或是同情东林学者所撰写的历史著作所影响。当然，清代纂修《明史》也沿袭东林对晚明党争的恩怨是非观。我们很多时候也全盘接受这样对晚明历史的叙述。

吴振汉《明清之际的史家与明史学》里对晚明史实溯源做了对比；翰林、缙绅、补官和布衣史学著作，他们在各自背景和时空下对自身遭遇和对历史反思如何影响后来人们对晚明错综复杂的刻板印象和认识。

在天子自吊，胡虏铁骑和接踵而来的剃发易服天道亡的悲惨下，有的士人抗清、殉国、有的忍辱写史、有的隐逸，当然更多的是投奔新朝。士人对自己未来不同选择也让他们对那一段历史各有诠释和辩护。加上清季文字狱毁书，我们对这些史籍解读更要小心取舍。吴书就认为在东林主导这段历史叙事的角度下，很多忠义士人慷慨就义被戏剧化，当然更多的是东林对立面人物被夸张贬低。

而在不是偏爱东林史籍里也让我们可以知悉“阉党”另一面；不是每个都是十恶不赦反面人物，东林也不是每个能在那大厦即倾里做什么实际挽救，不是继续争执就是排除异己。¹

在〈三国史的论述〉和〈三国史的另一论述〉提过史家爱恨情绪都在左右下笔轻重和对史实取舍，也有很多故意加添虚假故事，晚明史论述也不能避免。所以我们要了解史籍作者背景和著作时间，要不很容易就掉入相信前人写给我们的故事。

March 26, 2021 - ESGOKD

1 〈杨嗣昌和黄道周的安内攘外〉。

天潢贵胄的一群

明代宗室在印象中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不是觊觎大位就是鱼肉百姓、要么就是饱食淫乐是社会无所作为的一群废物。最近翻阅关于明朝宗室的介绍更加深这一既定印象¹。当然，还是有极少数宗室不自甘堕落，可惜200多年来，就是那么极少数。

也因如此，重读宋代宗室历史²。这一比较，是因为成祖心虚和猜疑，下至万历天启，明代宗室只能被豢养，不能拥有任何仕途抱负，只能吸吮民脂民膏。而宋代宗室处境就比较好，至少在南宋年间，宗室还是能进入科举甚至位居宰相。当然，唐代宗室出路最是广阔，出将入相，李氏皇帝自信心满满，没有像后来的宋与明，防范宗室如此严密。

宗室因皇家血缘而高贵，如善于应用，对社会向好一面影响事半功倍。相反，只能开恶劣风气之先，败坏国家前途。现代很多所谓皇家抬着宗室招牌在商业公司里挂名。依着名字里不凡血统，寡廉鲜耻向外宣传所谓的CSR，堂而皇之掠夺农业地、森林伐木、金属采矿、公共工程项目，这些与民争利的硕鼠犹如明代的宗室在搜括山河之利和庄园。

明代大多宗室一生无需忧虑衣食，依仗特权横行地方。太平年间，福泽子孙；战乱年间，祸及子孙。就如北宋末开封、南宋末泉州和明末的宗室下场之酷烈，噍类无遗。

                历史总是不断地在警醒世人，特权是一把十分危险的双刃剑，无事之时宗室当然可以凭借特殊身份获取更多利益，但一旦事出非常，他们一般也容易成为罹祸最惨的那个群体，于内于外都是如此。³

Jan 13, 2021 - PSKC

1 张明富  张颖超：《天潢贵胄的心智结构——明代宗室群体心态、知识状况及信仰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第1版，201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2 【美】贾志扬 著  赵冬梅 译：《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2006年6月第2次印刷。Branches of Heaven: A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Clan of Sung China, by John W. Chaffee, was first publish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in 1999, Copyright © 1999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Translated and distribu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3 何兆泉：《两宋宗室研究——以制度考察为中心》。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3月第1版，2016年3月第1次印刷，第120页。

读南明史

以前只知道张煌言是个抗清烈士，可是对比夏完淳、黄道周，张煌言的事迹了解就很陌生。读完陈永明的《从逆寇到民族英雄——清代张煌言形象的转变》，感叹明清之际，天崩地裂，有的一死了之、有的数十年如一日，漂泊离散只为了忠义复明。¹

张煌言在南明史里不是个重要或非常突出的人物，可是他牺牲后的民间和官方形象或历史给与他的崇高地位，愈后来愈伟大。顾诚就认为，张煌言是南明历史上最杰出两位政治家其中之一（另一位是堵胤锡）。反而妇孺皆知的史可法不过是二、三流人物²。张煌言的历史地位无可否认，是个完人。反而为什么历史教科书里与文天祥地位一样的史可法历史评价如此低呢？

史可法在定策问题上犹疑不决，在进取北方上眼光短视，都是他自己造成的悲剧³。后来的四镇跋扈其中也是因史可法，而这些藩将也是其中为什么南明不能像东晋、南宋一样。⁴

史可法和南京政府妄想与满清媾和，专注剿灭流寇。后来知道只是一厢情愿，兵临城下后又无能抵抗，除了战至最后一卒别无选择，难道要他像其他人一样剃发投降吗？史可法没有像于谦一样的军事才能，也没有像景帝一样的君上。更何况当时还面对勃兴的满族和流窜半壁江山的反贼。错的人在错的位子，不能救民救国，只能一死了之，只是可怜被屠城的平民。

清代史学家，李天根写道：“众将南逃，黄河一线十里空营，故皇清军整队入城，毁扬州而断外援，可法死而国家随之亡。悲夫！我时思之，古之亡国之君者，无若刘禅之昏庸者，其有诸葛武侯之才亦不足以救之。何论才不如武侯，君昏过刘禅、不识其将败者乎？然则，可法知其不可而为之。此之谓‘任重而道远，人死而道尽’乎？细思之，我等当勿以成败论史阁部也。”⁵

也许站在后来者的我们可以评论为何史可法不能力挽狂澜？在内，党争不已；在外，汉奸领军⁶，加上满清已是建国数十年，不是如北宋的遽兴金军也不是西晋时的北方蛮胡，天灾瘟疫加上政治腐朽如明代，如何能中兴呢？

Sept 21, 2020 - PSKC

1 参考韦祖辉：《海外遗民竟不归——明遗民东渡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2017年10月第1版。谢国桢：《南明史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9年7月第版。司徒琳Lynn Struve ：《南明史：1644 - 1662》, The Southern Ming，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2007年1月第1版。

2 顾诚：《南明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2016年10月第11次印刷，第419页。

3 如上，第37 – 40页。

4 如上，第46页。

5 魏斐德  著  陈苏镇  薄小莹等译：《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4次印刷，第193页。Frederic Wakeman, Jr.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Berkley and Los Angele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6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出版，1996年6月修订第3版，2005年6月北京第7次印刷，第826页。柏杨：《中国人史纲》。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10月初版1刷，2006年1月初版9刷，第995页。

郑武公的选择；还是“西申”的疑问。

在〈犬戎在哪里？〉写说郑武公在父亲，郑桓公被杀十年后竟然娶了仇家的女儿，为了权力而能忘怀杀父仇人？

最近在翻读春秋史，认识到在西周灭亡后有长达21年的2王并存的时期，起码在幽王死后9年间，许多诸侯是拥护携王余臣的，后来才转而倒向平王。郑武公在父亲死时年轻，也不例外¹。当时申国势力强大，郑武公为了自身利益娶杀父仇人的女儿也不让人惊讶了。²

回到来谈谈关于申国的地理位置。在〈犬戎在哪里，最后的答案？〉就说到李峰认为破周的申国是西申而不是大家认为的南申。而《西周时期诸侯国婚姻关系研究》也作如此观³。李峰也是用《古本竹书纪年》来叙述“平王奔西申”⁴。有“西申”和“南申”之别。

可是好奇的是为什么当时钱穆没有察觉《竹书纪年》里的“西申”不是大家认为的“申国”呢？

Dec 18, 2020 - PSKC

1 吴爱琴：《郑国史》。科学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第40 – 41页。

2 刘丽也是认为郑武公取申女与强国联姻，或许是出于稳固政权的需要。见《西周时期诸侯国婚姻关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3月第1版，第253页。

3 《竹书纪年》里有记载“平王奔西申”，清华简《系年》第2章“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平王。……平王走西申”则印证了《纪年》的说法。第120 – 121页。

4 李峰（著），徐峰（译）：《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增订本）。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16年12月第1版，2018年2月第3次印刷，第239页。

民族主义乎？

读罢罗志田的《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联想到现今世事。

自满清遭受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对列强割地赔款和千万人内乱却都只能让晚清溃而不崩。悲愤士人对满清还是中国出路急寻答案，如何能抵抗外敌、自强、改革乃至革命的方向，自是一个比一个更激进。民国军阀乃至北伐后大致统一的中国，列强对华情况虽不见继续败坏，可是日本却是觊觎垂涎，步步进逼。国内因为新式教育和出路的落差，加上“社会边缘人”幻想西方世界输入的新兴共产主义就是中国一切问题的解药，以为可以毕其功于一役。

他们相信资本主义在历史进程是注定要被替代，所以原是煽动城市工人罢工骚乱（可惜中国工人本不多），可是失败。后来转为本土化（农村化），与流氓和梁上盗贼式般胁迫农民一起造反。想当然耳，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出卖国家情报于宗主国、收取共产国际钱粮和与外国人在中国土地共暴乱¹，在中华大地成立苏维埃共和国，武装割据。全然没有所谓民族主义，只有世界共产命运共同体。

后来被围剿和流窜到西北没希望了，就拿民族主义来蛊惑全国，呼吁国共合作抗日。可是却在抗日八年也是中华民族存亡之际却在背地里虚与委蛇，保存实力，壮大军事割据。抗战胜利后也马上勾结境外军事势力，欢迎接受宗主国在东北的扶持。暴力篡夺政权后的一边倒，也没有什么民族主义的号召，只有共产世界未来的美好。

毛式共产主义输出东亚与东南亚也没有什么民族主义包装，只有兄弟相称。直到后来共产主义破产，没有了核心价值观凝聚人心，普世价值才被找出，放在桌上哄骗世人。可是民族主义也在此时被唤醒，一直到所谓可以平视世界了，屡试不爽。无论是民族被害和民族危险论，还是什么我从不欺负人家，人家也妄想欺负我们的滑稽想象，民族主义一再被利用，鼓动中国人信服已经可以不吃西方这一套了。可是端出的另一套却是，专制独裁、个人崇拜、司法阉割、新闻与人身思想禁锢的价值观。难道这是更好的选择吗？

丢弃了没有剥削的共产社会主义，为了延续权力，只能随手捡便宜的民族主义战狼世人了。

July 15, 2021 – RC

1 不久前一位具有国际战略观的朋友对关于中共当年竟然接收“国外资金”感到困扰。这里不嫌篇幅过长，摘录高华的《找回一段被湮没的历史——〈博古与毛泽东〉读后》²中涉及1931 – 1934 年一些共产国际于中共的金钱援助，给这位平日为业绩和追账纪录骄傲可是忧心国际时事的朋友。

                1932年1月，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莱谢在给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有关于在华工作报告中提到，由于中共“经费困难，党的活动严重瘫痪”。伊思美洛夫（张闻天）对莱谢说，1931年9月底或10月初，党从苏区收到1万或1.3万墨西哥元，自那以后，就没钱了。张闻天要莱谢给中共弄钱，甚至提出应从在上海的苏联贸易组织那儿弄些钱。莱谢则要求中国同志“严加节约，以便度过困难时期”，但是他得到的印象是中国同志“大手大脚花惯了钱，似乎他们根本不知道没有钱”。为了帮中国同志“维持生计”，莱谢甚至从更加秘密的苏联军事情报部门驻上海人员那儿“借了1500元”，从另一个俄国在华机构的代表那儿“借了1000元”。

     资料证明，临时中央收到不少从莫斯科转来的钱：1932年4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黄平（沃罗夫斯基）来信，说从1931年9月到年底，上海中央共收到共产国际1.03万美元，1000银元和1000墨西哥元；1932年已收到2.5万美元，包括3月5日收到的1.5万美元。

     1932年5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皮亚特尼茨基（Iosif Piatnitsky）发秘电给在上海的苏军情报机构在华人员佐尔格（Richard Sorge，大名鼎鼎的红色间谍）：1931年12月 – 1932年1月，给他们转去3万美元转给中共，皮亚特尼茨基查问他们收到多少，确切交给中共多少？

     然而1932年3、4月后，中共中央的财经来源确已中断。1932年7月14日 – 7月24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给王明发电报，要求紧急汇钱，称“财政状况极其困难”，有4个月没有收到国际的金钱援助，中央与苏区的交通也中断了，“苏区本身需要经费，因此我们不可能得到苏区的财政援助”，中共中央还说，前不久收到的1万美元，都用来救牛兰夫妇了，“我们一点儿也没剩下”。

     由于上海的中共中央已“囊中空空”，1932年7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皮亚特尼茨基再发密电给在上海的佐尔格，要他把收到的2万美元中的1万，“立即转给中国朋友”。

     以后，共产国际给中共金钱援助就采取更加多样的方式，并用“专用拨款”的方式来进行，1934年给中共确定的每月预算是7400多美元。

 

2 高华：《历史笔记》II。Published in Hong Kong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4. 《找回一段被湮没的历史——〈博古与毛泽东〉读后》，第287 – 289页。全部资料来自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 – 1937）》，第13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