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希德（D.C. Twitchett）的《唐代官修史籍考》

以前因为对史学史的兴趣，对如何纂修史籍，如何写成实录与后来所谓正史的溯源都想知道个以为。后来知道原来杜希德写有一本关于唐代史官如何修撰当代史和后来的《旧唐书》是凭什么史料完成的，就买了这本《唐代官修史籍考》。

这本书附有一篇关于为何杜希德为何是20世纪欧美汉学“典范大转移”重要推手。在西方汉学蓬勃发展之际，尤其是杜希德对推动中国历史研究不遗余力之余，除了《剑桥中国史》，还自己主编了《泰东》（Asia Major）与《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为培育很多后进学者付出了多少心力。¹

说回这本书，就好像之前在《再认识傅吾康》写得一样，杜希德没有博览群书，没有对古籍古文的掌握，如何能在浩瀚书海里好像侦探一样，对每一个线索留意和分析。

这本书对《大唐创业起居注》的一个疑问，也是读唐史很久以来不能解释的问号。

                有意识地试图篡改唐王朝建立的历史记载，使之有利于太宗，那是640年代与650年代的事，已在温大雅辞世多年之后。然而，始终让人感到怪异的是，太宗在晚年虽被关于他自身经历的记载所困扰，却没有封杀《大唐创业起居注》。看上去他不太可能对这样一部由其密友撰写的、收藏于秘阁并广泛流播于世，以致其文本竟能传至日本的作品会无所知晓。²

如果真如很多历史学家所说的一样，李渊在《大唐创业起居注》的形象可以用来纠正《旧唐书》和《新唐书》里毫无作为开国君主历史叙述，为何李世民不要禁毁这本对他不利的书呢？

也是这本书知道柳芳这一位史官，也是他撰写的《国史》后来几乎完全被吸收到《旧唐书》中去了³。这在以前是不知道的。也解释了为何在兵马动乱的后晋竟然可以在短短4年多里修成200卷的《旧唐书》。

May 25, 2020 - PSKC

1 【英】杜希德  著   黄宝华  译：《唐代官修史籍考》。2015年6月第1版，2015年6月第1次印刷。陈珏：《杜希德与二十世纪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 〈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中文版缘起说明》， 第1 – 17页。

2 如上，第36页。

3 如上，第165页。

杜希德（D.C. Twitchett）的《唐代财政》

也是因为《剑桥中国史》而认识杜希德。知道他的博士论文修改而出版的成名作，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有了中译本，就马上通过学林书局订购。

《唐代财政》和《安禄山叛乱的背景》都是由同一作者，丁俊来译作。这两本书译文都非常顺畅，读起来不会有那种“英文”拗口的句子，可以想象丁俊的英文程度与唐代历史古籍的阅读掌握能力都非常好。

1963年出版后，杨联陞，余英时和全汉昇都有写过书评。他们三位都对这本书赞誉有加。

杨联陞写

         杜希德（D.C. Twitchett）教授这一项出色的研究是对唐代财政史和经济史的重要贡献。……就西方汉学而言，本书的出现将白乐日教授发表在《东方语言系通讯》上的《唐代经济史（618 – 906）》（Balazs, “Beiträge zur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T’ang-Zeit”, MSOS 34 – 36, 1931 – 1933）所开创的研究提升到了最新的水平，并且为进一步的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¹

余英时写

崔瑞德教授这本精彩的著作大大增进了我们对经济史和唐代制度史的认识，我们当然应该给予他由衷的掌声与欢迎。尽管作者坦诚地宣称自己的工作仅限于“讨论国家财政政策，而不涉及这一时期任何最广泛意义上的经济史讨论”，但是实际上本书所描述的唐代经济与财政史的内容如此丰富，以至于已经超越了鞠清远《唐代财政史》（1940）与《唐代经济史》（与陶希圣合作，1936），而这两部书至今仍是这一领域的重要参考书。²

全汉昇则认为

         过去西方汉学家有关中国中古历史研究的著作，以四裔的研究为最有成绩，关于中国内部社会经济的研究可说少之又少。英国伦敦大学崔维泽（D.C. Twitchett）教授撰写的《唐代财政》，对于我国在唐代（618 – 907）的财政措施及其有关问题都一一加以探讨，显现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汉学家对于中国中古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向前迈进了一步。不特如此，当二次大战后在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由汉学探讨转变为“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从而多半只自近百余年中国历史的衍变来了解中国的时候，崔维泽教授把近代以前的中国财政制度及和它有连带关系的经济情况加以研究，让读者把视线扩大，当可使西方人士对于中国经济、文化作较深入的了解。³

其中有趣的是余英时认为《唐代的财政管理》写道关于“六部”与“九寺”的关系，

     唐代的行政机构是以北朝的六部制为基础的，同时还留有汉代九卿制的痕迹。因此在很多时候，六部与九卿的权力都会重叠，要想说明各部门之间的明确分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寺绝非是没有实权的摆设性存在，事实上，那些真正独立的职能部门——有时比他们六部中的平行机构还要权力大一些。⁴

余英时说杜希德应该注意严耕望在大约10年前发表的研究成果。“九寺五监并非与六部平行，而是隶属于六部。”

          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司农寺受户部的子司“仓部”的指导，而太府寺则受户部的另一子司“金部”的控制。⁵

在严耕望撰的授课讲义《中国政治制度史纲》很仔细描述了“六部为上级机关，政务机关；九寺为下级机关，事务机关。六部奉行制命，以掌政令；寺监奉行政令，以掌职事。”⁶

不知是否因为余英时的书评，后来杜希德《唐代财政》1969年再版时提到了严耕望1953年在《中研院史语所集刊》发表的《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不过杜希德对这篇文章所叙述的六部九寺上下级关系不是完全确信，杜希德怀疑“实际情况可能并没有如此整齐划一，可能要更复杂一些。”⁷

《唐代财政》是据1953年博士学位论文出版的，而杜希德在1959年出版序言写道考虑到时间问题，他没有全部改写而只是作一些增补与改动⁸。所以可以理解的是在1953年还是博士生的杜希德很可能没有或来不及读到严耕望在1953年的文章。只不过《唐代财政》也参考很多1956年出版的《唐仆尚丞郎表》，也许不是因为时间的考量，而是杜希德还不能完全相信严耕望对六部九寺关系的结论吧。

另外，余英时在书评里写道到底南方大土地制有没有溶于均田制，这一历史也是我们知之不多的⁹。而唐长孺在多年后也认为江南到底是否实行均田制，还是个疑问。¹⁰

最后想说的是，杜希德著书就是那几本，而这在50年代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竟然日后和蒲立本的《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也是博士学位论文）对唐史研究影响巨大。也是可惜的是这两位当年的年轻学者都没机会向陈寅恪问学。而在西方研究国史的当儿，中国却在独尊唯物历史观，不知外面的世界已经是离她远矣。

May 24, 2020 – PSKC

1 杨联陞著  蒋力编：《汉学书评》。商务印书馆出版，2016年8月第1版，2016年11月北京第2次印刷，第405 – 406页。《〈杜希德：〈唐朝的财政管理〉》。原载《哈佛亚洲学报》第24卷， 1962 – 1963年）

2 余英时，邬文玲等译：《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的研究》。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6月初版第2刷，第311 - 312页。(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王宇 译《评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 A review article on D.C. Twitchett,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4.1 (1964): 71 – 82.

3 全汉昇：《中国经济史丛》（二）中华书局，2012年6月北京第1版，第936页。《评崔维泽（D.C. Twitchett）教授对于唐代财政史的研究》。写于1965年5月24日。

4 【英】杜希德  著   丁俊  译：《唐代财政》。中西书局出版，2016年5月第1版，2016年5月第1次印刷，第99页。

5 余书，第329页。引自严耕望在1951年，1962年的《大陆杂志》；1953年的《中研院史语所集刊》；1956年的《唐仆尚丞郎表》。

6 严耕望撰：《中国政治制度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2018年7月第8次印刷，第155页。

7 杜书，第191页。

8 如上，初版序。

9 余书，第325页。

10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华书局出版，2011年4月第1版，201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第247 – 249 页。

《安禄山叛乱的背景》

在《剑桥中国隋唐史》里只要谈到安史之乱时就会提到蒲立本的《安禄山叛乱的背景》。2018年知道有了中译本，就赶快买来一睹为快。

这本50年代出版的书很仔细为我们叙述玄宗年代的经济、政治、军事、河北形势，安禄山与李林甫之间关系，还有最重要的，安禄山“杂胡”的由来。陈寅恪对安禄山“杂胡”的由来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早有一番论述和探讨，而蒲立本也更进一步运用古语言学研究安禄山家族渊源和种族归属。蒲立本在序言里感谢陈寅恪关于安禄山出身和唐代社会结构的描述对他的启发性¹。只不过陈寅恪很可能不知道有如此事，遗憾乎？

后来在李碧妍的《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也说到这本书对安史之乱历史研究有着“开拓性”的影响。很难想象一本50年代西方写的中古史竟然会对这一段历史研究影响之巨。

《安禄山叛乱的背景》里有很多很新颖的观点，譬如认为安史之乱不是所谓的平民起义和玄宗宰辅与财政官员的出身背景对当时政治发展的影响。

其中有趣的是，蒲立本认为全汉昇在《唐宋帝国与运河》里对唐廷东迁洛阳背后的原因解释有点不足。

                全先生只关注到了江南作为粮食供应地的重要性，却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洛阳距离整个黄河平原比长安要近得多。在7世纪，朝廷的大部分粮食供应可能都是由河南与河北的南部来承担的，而南方地区则主要负责转运绢和其他轻货。伴随着东北地区军粮需求的扩大，特别是在叛乱之后，东北落入半独立的藩镇之手，江南才真正成为京师的主要租赋来源。²

而这本书当年出版时，全汉昇在书评里对此书赞誉不少，也才知道原来蒲立本是在抗战胜利后在英国伦敦大学拿国民政府奖学金研究中国历史。

只可惜全汉昇在书评里没有直接对蒲立本的观点作任何阐释。可是全汉昇却认为《安禄山叛乱的背景》忽略了因为运河交通和洛阳与长安之间的漕运改善而导致江淮物资可以容易大量运抵长安。也因为如此玄宗不再东迁洛阳而长期在长安居住。这也让玄宗没有机会亲自接触在河北驻屯军队，安禄山可能也趁这机会来把国家军队当作私人工具叛乱。³

对于这一观点，也与后来的伊沛霞（Patricia Ebrey）在《宋徽宗》里叙述有些一样。作者这样认为，如果宋徽宗不留在宫中，如果宋徽宗能常出巡接触军队，也许对该怎么和完颜阿骨打谈判，要把什么任务交给哪些将领就能有更好的判断。⁴

也许，这也可以了解为什么到现在，军委主席要时常调研各大军区吧？谁不知敬畏、谁违纪违法、谁是叛徒、内奸、工贼，这就能“亲自掌握”和“亲自知道”吧？

May 16, 2020 - PSKC

1 【加】蒲立本  著，丁俊  译：《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中西书局出版，2018年4月第1版，2018年4月第1次印刷，第3页。Edwin G. Pulleyblank,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2 如上，第66页。（唐长孺后来也认为“事实上河南河北地区在唐前期一直是东都粮食消费及关中粮食补给的主要来源之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华书局出版，2011年4月第1版，201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第319 – 330页

3 全汉昇：《中国经济史丛》（二）中华书局，2012年6月北京第1版，第946页。〈评普利白兰克（Edwin G. Pulleyblank）：安禄山叛乱之背景〉

4 伊沛霞：《宋徽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18年8月第1版，2019年1月第3次印刷，第443 - 444页。Patricia Buckley Ebrey, Emperor Huizong, 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陈寅恪叙述唐代牛李党争

之前读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知道在牛李党争的叙述，陈寅恪没有对他们之间做绝对的分别。不是说这边全是或就是新兴冒起的浮华科举士人；另一边就是山东旧族门阀世家士人。

迈克尔·多尔比在《剑桥中国隋唐史》里根据日本学者砺波护的研究，列出牛党和李党之间可考成员的出身。

                它的结论表明，按照表中开列出来的情况看，两个朋党甚至在科甲人数和巨室后裔人数上都是旗鼓相当的。这就使朋党双方泾渭分明地有所谓拥科举的一方和反科举的一方的说法不攻自破了。¹

9世纪中叶政治朋党中可考成员数字一览表

樊树志《国史概要》也是如此赞同砺波护的研究，文字叙述也和《剑桥中国隋唐史》一样。²

只要翻阅《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已经写得很明白，

其间山东旧族亦有由进士出身，而放浪才华之人或为公卿高门子弟者，则因旧日之士族既已沦替，乃与新兴阶级渐染混同，而新兴阶级虽已取得统治地位，仍未具旧日山东旧族之礼法门风，其子弟逞才放浪之习气犹不能改易也。总之，两种新旧不同之士大夫阶级空间时间既非绝对隔离，自不能无传染熏习之事。³

……

一曰：牛李两党之对立，其根本在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至于李唐皇室在开国初期以属于关陇集团之故，虽与山东旧族颇无好感，及中叶以后山东旧族与新兴阶级生死竞争之际，远支之宗室其政治社会之地位实已无大别于一般士族。

二曰：凡山东旧族挺身而出，与新兴阶级作殊死斗者，必其人之家族尚能保持旧有之特长，如前所言门风家学之类，若郑覃者，即其一例也。亦有虽号为山东旧门，而门风废替，家学衰落，则此破落户之新兴阶级不独无所分别，且更与之同化也。

三曰：凡牛党或新兴阶级所自称之门阀多不可信也。⁴

……

……则贞元以后宰相多以翰林学士为之，而翰林学士复出自进士词科之高选，山东旧族苟欲致身通显，自宜趋赴进士之科，此山东旧族所以多由进士出身，与新兴阶级同化，而新兴阶级复已累代贵仕，转成乔木世臣之家矣。⁵

汪荣祖在《史家陈寅恪传》对《剑桥隋唐史》和其他人误读陈寅恪也已辩白得很清楚。汪荣祖认为

               

                类此中外评论家都把陈寅恪的解释简单化、绝对化，而没有顾及整个论证之过程。寅恪并没有忽视批评者所提出的要点，而批评者反而忽略了寅恪之要点。⁶

所以其实陈寅恪没有否认牛李党争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没有一刀切把两边都做所谓泾渭分明的对比。

每一次读《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就非常感叹。陈寅恪在颠簸流离、生存环境极恶劣之际，还能写出“典范之移”的巨作，岂不伟大哉？幸天怜悯，没把他这两稿失散或毁灭于战火中，让后人有幸读之！

April 23, 2020 - PSKC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崔瑞德（编），迈克尔·多尔比《剑桥中国隋唐史》〈晚唐的宫廷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2006年12月第2次印刷，第600页。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3, Sui and T’ang China, 589 – 906, Part 1 edited by Denis Twitchett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2 樊树志：《国史概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3版第2次印刷，第212页。

3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2001年4月北京第1版，2009年9月北京第2版，2015年7月北京第3版，2015年7月北京第7次印刷，第261页。

4 如上，第276 – 278页。

5 如上，第281页。

6 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2月初版，1988年10月初版3刷，1997年10月增订2版，2013年11月2版7刷，第134页。

朝贡贸易——不是那么简单叙述

日前有位朋友转发安焕然开办的历史课程，询问对这位主讲人有何看法？这时才想起安焕然在2018年9月23日在马来西亚第一大报的文章〈你跟中国人讲“辣死你妈”〉。当时看了这篇评论，想提笔写自己看法，可是后来忙其他事，就这样搁置了2年之久。

安焕然写

告诉您吧！从古代历史来看，你要和中国贸易正常化，首先就得“朝贡”。

虽然你实则是想和他做贸易，但朝贡绝对是前提。这就是所谓的“朝贡贸易”。纵使这朝贡对你来说，只是一种“很形式”“很表面化”的国交礼仪，但这却是你要和古代中国贸易“正常化”的必要动作。

虽然说，朝贡已是“历史”。现代的国际关系哪里还可以“公开”讲朝贡？岂有此理呀！这是什么怪习性？

但我想告诉您，朝贡虽已是历史名词，但那实则是一种“优越性神话”。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讲完就是中国两千多年积淀下来，自觉也不自觉，在“中国人”心理，尤其是中国统治者的“天朝”心态，这是很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

其实不然。

中国历史从古至今都不是一元观可以一概而论。远古不说，就算从西周至清，中国或是所谓汉族儒家思想支配的“朝贡贸易”还是“优越性神话”在现实中都不是在历史长河时间里占多数。

西周与春秋战国，中原备受犬戎和蛮族的侵扰（要不《诗经》也没这么多的征伐之歌和最后西周灭亡）。秦时长城，汉之匈奴，大约一半的时间都是在战争。三国至西晋南北朝更是不用说了。隋至唐初的突厥和中晚唐的吐蕃与回纥至五代的儿皇帝。宋与辽与金都是对等或是称臣的关系。只有明清才有所谓可观的外国朝贡贸易，而其中朝鲜是最典型模式。¹

这么粗略计算，所谓“正常朝贡”只占了这3千年来的30%。（其他那些细微和影响不大的朝贡不算，譬如南越与汉，大理与宋或是东南亚小国与中国的朝贡贸易。）

所以其实没有如安焕然所说的，“古代历史”和“两千多年”的“文化基因”。

杨联陞在1968年就说

        有人常以中国之世界秩序为一以中国为中心的层级。理论上，此秩序最少有三方面是层级的：中国是内的、大的、高的；而蛮夷是外的、小的和低的。然而，对整个中国历史加以观察，即可发现这个多面的中国中心之世界秩序，是在不同的时间，从许多程度不一，甚至有时几近于零的事实上，建立起来的一个神话。²

只可惜这“神话”到了2018年还有人拿出来说是“两千多年”的“古代历史”。

同一篇文章，杨联陞引用了孟子的一段话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

现在大国崛起，伸手至南海，也许我们需要“畏天”？还是说中共不“乐天”？

孟子在这段话后还有很长几句。其中就是，“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那么可不可以说中共现在在台海和南海出鞘亮剑是“安天下之民”之勇，而14亿人民紧跟着党走而欢天喜地呢？

Oct 05, 2020 - PSKC

1 其实明代朝鲜的朝贡是政治和文化需求远大于经济，而很多研究也表明，清朝间的朝贡贸易是政治主导，不是什么贸易和经济考量。全海宗在认为朝鲜与清朝的朝贡在经济上双方皆得不偿失，朝贡制度没有充分的经济原因，文化的吸收也只是使节个人的成就而非朝贡制度的功劳，朝贡关系得以维持的主要原因是政治。（转引自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2014年1月第1版，第10页。《清代中朝朝贡关系考》，载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

张存武就认为“然而各国之所以向中国朝贡，绝非如近代若干外国学者所说，全系基于贸易动机。朝鲜之服清乃军事战败的结果而非为贸易，其他邻接中国的国家如安南、琉球等，其朝贡之原因军政文化考虑也大于贸易。”（《清韩宗藩贸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年6月再版，2015年8月POD再版，第236 – 237页。）

如果典型朝贡贸易如朝鲜对清也是如此，其他更不消说了。

余英时在1967年写说，

                ……就国家财政而言，贡纳体系对汉代中国来说显然是一种债务而不是资产。如果它有经济价值的话，其经济价值远不如它的政治意义。³

                ……因此，汉代中国维持贡纳体系的费用大约是每年政府发放的工资额的1/3，或是帝国总收入的7%，这一估算仍然没有考虑维持贡纳体系很好运转所需要的军事和行政管理开支。实际上，它肯定构成了政府开支的主要项目之一。⁴

陶晋生写说

                朝贡制度并不足以涵盖传统中国的全部对外关系。在漫长的华夷关系史上，不同的模式与变化使朝贡制度作为传统中外关系的描述成为一个过于简单的通则。⁵

                综上所述，可以知道，在传统中国对外外交方面，可以大致归纳出两种主要的制度或关系，就是朝贡制度和对等关系。前者在某些时代只是一种理想，而以后者为所谓实质关系，但由于前者根深蒂固，所以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在帝制时代一直被大多数人拥护，与这一制度有关的“大一统”观念，直到现代仍然有影响力，一般人认为大一统是常态，分裂是特殊情形。⁶

2 杨联陞：《国史探微》。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2005年5月第1次印刷，第1页。〈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原题：“Historical Notes o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收于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 M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20 – 33, 由邢义田译出。

3 余英时，邬文玲等译：《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的研究》。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6月初版第2刷，第59页。(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

4 如上，第62页。

5 陶晋生：《宋辽金史论丛》。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11月初版，第3页。〈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原载《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6卷10期，1982。

6 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