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认识诸葛亮

以前读到夷陵之败时，常常会问，为什么诸葛亮不在刘备身边呢？若伴随军中，断不会如此惨败。还有，为什么没看到诸葛亮劝阻刘备不要对吴用兵？只是知道赵云曾大力阻止，但无功。又是读史的缺点，虽有疑问，但也不去深入探个明白。

直到读了何兹全的《三国史》才豁然明白。

何书说，诸葛亮对出兵荆州的态度没有记载，不过看来是不同意，但他可能没有多说话。何兹全再分析，

    但他（诸葛亮）和刘备一样，心里都清楚，失掉荆州，蜀就成为一个自守的小国，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和曹操争天下、“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的机会了。诸葛亮可能有侥幸的心理，希望刘备能把荆州夺回来。1

对于诸葛亮为什么不随刘备进军呢？

何兹全认为纵观之前诸葛亮的对赤壁、对蜀、对汉中重要的军事行动，诸葛亮都很少参加意见，军事方面都是由刘备决策。

    总之，在刘备生前，诸葛亮只是受命而行的行政能臣，并不是协助刘备决策的人；特别在军事方面，还不是赞助刘备决策的人。2

何兹全分析诸葛亮在蜀汉建国前后的重要活动都是字字引证，提出的结论也让人信服。读了《三国史》，之前的困惑也解了。

Dec 22, 2014 - PSK

1 何兹全：《三国史》。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2月第1版，第111页。

2 如上，第176页。

《剑桥中国隋唐史》导言里的陈寅恪

《剑桥中国隋唐史》Part 1里，Denis Twitchett叙述关于陈寅恪对隋唐政治和制度史所作出的贡献。其中为，

他（陈寅恪）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一个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1

当读到这里时是非常感动的，因为就算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遗忘了世界，可是世界却没遗忘中国。陈寅恪虽在一九六九年逝世，但他一生为隋唐史所作的研究却集中在五十年代前。而西方汉学界在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剑桥中国隋唐史》里却回溯到陈寅恪在几十年前的研究成果，不忘巨人。

余英时和葛兆光都说，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是开创出一个“典范”（paradigm），为后人治学另辟路径。

如果六十岁后的陈寅恪能生活在自由和独立的学术氛围里，中古史的研究必然大大不同，可悲啊。

Dec 21, 2014 – PSK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2006年12月第2次印刷，第10页。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3, Sui and T’ang China, 589 – 906, Part 1, edited by Denis Twitchet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余英时与唐长孺

是从《情怀中国·余英时自选集》第一次知道余英时在一九七八年去过中国。后来知道那次的领队考察经过都记录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里，所以再后来买了这本书来读。

因为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里读到了关于和唐长孺会面的经过，又重新翻读《情怀中国·余英时自选集》里《追记与唐长孺先生的一次会谈》。

余英时说在大概在一九五九年左右，他第一次读到唐长孺《西晋田制试释》，《晋书·食货志》里的一句话：

        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

唐长孺的对这段话的解释提出两种意见：一是“传统的”，大致以马端临为主；一是“比较新的”，即以“课田是一种徭役地租”。但在“徭役地租”的大原则下，又出现两种不同看法。1

这两种看法之一，就是钱穆最早在《国史大纲》里提出：

        男子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合一百亩，即古者一夫百亩之制。云“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者，并非占地百亩之外别给七十亩，乃是其在占地百亩之内七十亩为课田。换辞言之，即是课其十分之七的田租。2

吕思勉对钱穆这新说极为称赏，并推许《国史大纲》中论魏晋至隋唐的田制与税制为“千载只眼”。

唐长孺说过去他赞同这说法，可是后来却改了想法。他最后认为“课田是督课耕田之意，一般人民自十六岁至六十岁不论你是否自己有田，政府一定要你耕种五十亩（丁女则二十亩），这是所谓“驱民归农”的意思。占田规定七十亩，政府并不要求你全部耕种，但至少要有五十亩不被荒废。”

当余英时读到这一段时就说这世上巧合就在于杨联陞在一九四六年的《晋书食货志译注》的导论里也持如同看法。

        所以将这段文字的第一句翻译成：“每名男子可以持有土地七十亩，妇女三十亩。”是较妥当的办法。……每位成年男子五十亩、成年妇女二十亩可能就构成了分配的定额，或者就构成政府期待人民耕种的数量。3

余英时认为唐长孺在当时不可能读到杨联陞的这篇论著。所以唐长孺对占田课田制的看法，竟会和他的老师不谋而合，让他很是激动。

最后，在引用文献资料对田租研究的问题上，唐长孺也和杨联陞一致，“更是巧合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余英时觉得唐长孺和他两位先师之间对史学问题看法的前后异同，“确实构成了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一段最动人的佳话”。

也因为这篇文章，激起了对占田课田的兴趣，翻读了傅乐成主编的《魏晋南北朝》。里头解释前后有些矛盾。

田租：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4

占田制的规定，成丁男女一夫一妇之家可以占田百亩，其中七十亩必须负担租税。5

到底是五十亩还是七十亩需要田租？不过已没持与钱穆同样的看法了。

Dec 12, 2014 - PSK

1 刘绍铭主编：《当代散文典藏·情怀中国·余英时自选集》。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4月初版，第166页。

2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第3版，2005年6月第7次印刷，第318页。

3 杨联陞：《国史探微》之《晋代经济史释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第221页。

4 傅乐成主编   邹纪万著《魏晋南北朝》。众文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1月二版四刷，第132页。

5 如上，第137页。

李泌《对肃宗破贼疏》

八年的安史之乱一拖再拖，将极盛的唐朝推进衰落，藩镇和宦官一路伴随到灭亡。

在长安和洛阳皆失，叛军势头正炽时，新立的唐肃宗问李泌何为当下之策？

李泌认为应当牵制和疲敌，直到“贼失巢窟”，方能“当务万全，图久安，使无后害”。若实行他的计策，“不出二年，无寇矣。”

其军事布局如是：

         今诏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陉；郭子仪取冯翊，入河东，则史思明、张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三地禁四将也。随禄山者，独阿史那承庆耳。使子仪毋取华，令贼得通关中，则北守范阳、西救长安，奔命数千里，其精卒劲骑，不逾年而弊。我常以逸待劳，来避其锋，去翦其疲，以所征之兵会扶风，与太原、朔方军互击之。徐命建宁王为范阳节度大使，北并塞与光弼为犄角，以取范阳。贼失巢窟，当死河南诸将手1。

唐肃宗听了有什么反应？“帝然之”。可是到最后还是“帝不听”。

可行否2？

刚即位的唐肃宗急于收复两京，以正名，不愿行军千里先得范阳。但是李泌却认为唐朝军队靠的是回纥和西域兵团，若先取长安，时间一久，关中早热，兵士必想家，必不能战。而范阳不灭，叛军就得以回巢穴休生养息，军力恢复就必然再叛。

可是短视的唐肃宗只看见眼前长安的利益，放弃长远的目标。后来事实也证明了叛军就算失去了长安和洛阳，可是只要老巢还在，一息尚存，动乱再起。结果李泌推断两年可平的叛乱一直延续了八年之久。

李泌的平天下大计，虽未为落实已是空话，但若唐肃宗采取落实，后来的藩镇之祸或未能危害百年，再后来的宋朝也不至于如此积弱。

钱穆说在旧、新《唐书》里都没收录李泌的《对肃宗破贼疏》，不过《资治通鉴》却取，可看出司马光觉得李泌的这番理论当是重要，对国之未来是影响重大，应记入史籍3。可是在网上的新《唐书》却载有李泌的这一番言论，不知是否钱穆漏读了，还是哪里有误？以后待有机会，必会仔细查证。

题外话，就在唐肃宗收复洛阳的同时也是张巡和许远军士们苦守睢阳九个月后，城破将亡的十月，叹也！

Dec 05, 2014 - PSK

  

1 陈友冰  王德寿编著：《国策论辩》。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2月第1版，第405页。

2 战争简史编写组编：《中国历代战争简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月（南京）第1版，2006年1月（北京）第2版，第283页。

3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3年2月初版，2002年5月重印2版1刷，第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