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2日星期五

义和团起源,一

一直以来都没在意义和团的起源到底是什么,因为大概知道就是一些地方上的无知贫困或是一些神棍拿所谓的“爱国主义”来煽动的一场暴乱。可是看了周锡瑞在1987年出版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才对这一场血腥运动有了新的认知。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安禄山叛乱的背景》都是西方汉学家运用他们熟悉的以微观大的叙述手法来写历史。周锡瑞采用大量的口述资料来甄别和尽力还原当年。他认为山东不能一刀切;人文、地理、气候和经济,全省都有着巨大差别,所以周锡瑞集中在义和团的鲁西研究。不但如此,作者还把鲁西北(义和团起源地)和鲁西南整理统计社会士绅、科举(文与武)人数比率。认为为何大刀会在鲁西南被扑灭控制,而义和团在鲁西北却被烧出熊熊野火。又为什么义和团因在鲁西北的原因而兴也勃、亡也忽。

除了鲁西的特殊社会文化表象,19世纪末的天灾、人祸和外国货物的大量输入导致本来就穷困的山东农民,尤其是鲁西一带更无立锥之地。加上山东“洋教”大量涌进造成民教冲突,更是火上加油。唐德刚对民教对立有绝妙描述,引文虽然长,但是值得回味。

                须知当年的中国基督徒原有“良心教徒”(Conscience Christians)和“吃饭教徒”(Rice Christians)之别。良心教徒一旦入基督之门,则终日忏悔有罪,时时在上帝之前思图自赎。

     ……

抑有进者,纵是那些最善良最虔诚的良心教徒,他们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有时也可制造出极严重的社会矛盾。举例以明之:当时所有的基督教会都是以“反孝”甚或“仇孝”作号召的。他们认为人只能向上帝尽孝,不应向父母尽孝。笔者便有一位在中国出生,说得一口京片子国语的传教士好友。她当年在北京对一位搞“晨昏三叩首”形式主义的满族“孝子”,印象太坏了。所以他一辈子坚持她的格言:“孝顺”就是“笑话”。

     清末在中国传教最有成绩也最有见识的美国传教士,后来又做到中国“同文馆”乃至“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丁韪良(A. P. Martin, 1827 - 1916),也坚持相同的意见。他认为人对上帝的孝顺,不应被人对父母的孝顺所阻隔。

     基督教这种上帝独大的“反孝”立场,因此与当时“百善孝为先”的中国伦理,便针锋相对了。我们如把19世纪末年来华的传教士与1617世纪来华的耶稣会士相对比,则后来者就显得武断专横多矣。

     笔者不学,亦尝读布道诸子之书,对他们处理如“孝道”这类的社会问题之轻率自信,就时感骇然。姑不论其道德价值如何,“孝”的本身却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a social-economic institution)。在那个缺乏“社会立法”(social legislation)、社会保险,没有退休金、养老金的中国传统(今日仍然如此)的社会里,“养儿防老”,岂只“道德”而已哉?社会经济之必需也!

     设有男子,受了上帝影响,或经济和老婆压力而置父母饥寒于不顾,这一“不孝子”,不但道德有亏,为亲友乡党所不齿,他在《大清律例》之中也是个“刑事犯”,要捉将官里去的。

     假若这个刑事犯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甚或只是个“吃教”的骗子。但是这个官家捉人的消息一旦由他家人妻子哭诉到教堂里去,那些笃信教条、诚实而又偏心的外国牧师们,可能便要向官府施压索人。那时畏洋人如虎的满清官吏,为自保禄位,息事宁人,多半也就遵命开释。

     那位精通中国语言文字,并曾在说京粤语的华人之间充当方言翻译的丁韪良,在他的自传里就曾自炫他替某些“不孝父母的上帝信徒”,开脱罪名。这些中国伦理范畴内的“不孝子”,在洋人的庇护之下,是逃脱了中国法律的制裁,但他却逃不掉社会舆论的指摘。一旦他那年迈无依的二老,把家事闹上街头,则“梁山”下来的英雄,“大刀会”里的好汉,内外兼修、精通“义和拳”的气功师,就要仗义、行侠、锄奸(不孝子)、除暴(洋教堂)了。为锄奸除暴而砸了教堂、打死了洋牧师,问题就大了。打死人的李逵、武松等“义士”,可以上梁山一逃了事,但是这命案变成了国际事件,则本地县太爷、太守、刺史乃至中央的总理衙门,就无处躲藏了。中西读者们,且设身处地的想想,你如果那时处理这件公事的中国县太爷,你应该怎么办?

     以上所举只是当年千百个“教案”之一例。其中是非曲直,从何说起呢?不幸的是当年教会中人都是跟随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闯入中国内地的,对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和社会经济结构都只是一知半解,而对他们自己教义的坚持,则半寸不让。因此对中国官府民间动辄颐指气使。中国政府对教会过分忍让,则失信于民;民间组织自行抗拒,在洋人压力之下,官又指民为匪,妄肆诛戮。如此恶性循环,治丝益棼。最后官方威德两用,剿抚兼施,难免又良莠难分,养痈成患,为无知昏聩者所利用,则义和团之形成也就无可避免了。1

这一段“教案”例子很长,可是很明白告诉我们当时“洋教”是如何与地方政治和文化相冲突。蛮横高贵传教士到无知贫困的中国人,一个坚持自己先进,一个坚持自己传统,能和谐相处才是奇迹。

到最后,义和团形成野火燎原,无知至极的地方和中枢大臣到最后决策者都自以为可以挟“民心”来驱洋人。当权者妄想蛊惑人心就可以安保禄位或是天真以为这就是爱国表现,结果覆巢之下,人头滚滚。

Oct 14, 2023 – RC

【美】周锡瑞  张俊义  王栋 译《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7月第2版,20107月第1次印刷。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by Joseph W. Esheric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1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肆  义和团与八国联军》。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61日初版1刷,2010416日初版十八刷,第20 - 24

2024年3月9日星期六

读《病梅馆记》

小时候在故事书里读到

                九州生气持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1

就对这首诗的作者,龚自珍印象深刻。

这几天在琢磨他于作诗同年,道光19年(1839)写的《病梅馆记》2

在这篇短文里,龚自珍写说天下文人画士喜爱那些被人工扭曲的梅花,而不是那些正常健康成长的梅花。为了得到这些“夭梅”和“病梅”,明白告诉那些卖梅人,就是要那些被剪裁、 砍掉嫩枝、除去笔直枝干,才是能卖得好价钱的梅。结果整个江浙地区的梅都变成病梅。为此,龚自珍买了300盆病梅,毁掉花盆,解开捆绑的绳子,把病梅栽种在土里,自许5年就能恢复梅本来该有的样子。只可惜龚自珍2年后就遗憾离世。

《病梅馆记》为龚自珍讥讽清代统治王朝钳制思想,束缚人才,只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病梅”的短文。道光19年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前夜,清朝政局糜烂、当朝士大夫浑浑噩噩、文人百姓唯科举八股、上是歌舞升平,下是天灾人祸,只待有心人戳破还在沉睡美梦的大帝国。

在一个极权独裁的国家,为了奴役人民而不惜用强压手段灌输“朕即是国,国即是朕”的流氓教育。个人不被允许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只可以依照僵化教条规矩地活在这世上。社会充满这些夭梅和病梅,不是庸庸碌碌就是唯唯诺诺,一切皆上是从。

传统意义上的皇帝在天怒人怨之际还会假惺惺下个罪己诏。一百八十多年后,龚自珍的九州还是一样的“万马齐喑究可哀”。一个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在捅出了大祸后不下罪己诏也罢,竟然寡廉鲜耻地开庆功大会宣传自己“创造人类文明史奇迹”。之后还变本加厉推动党内党外洗脑教育,除了入脑入心入魂似的日月神教,就是从幼稚园至大学甚至工作了都要抓牢正确政治思想工作,病态似地奴化人民。

在专制制度下,任何“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都是枉然。所谓的人才在思想被禁锢下只能受“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的下场。人才只能是在“坚持人民当家做主”下“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以便能做到“两个维护”。

龚自珍时代的病梅现象到了现在还是一样,没有丝毫改变。

Sept 24, 2023 - RC

1 张晓林:《中国历史故事——清》。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46月北京第1版,1989年北京第3次印刷。第161 – 163页。(扉页写着,购于19901110日)

2 陈振鹏,章培恒主编:《古文鉴赏辞典》下。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7月第1版,20036月第9次印刷。第1996 - 1999页。孙钦善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