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好友，两人对国家未来的担忧也一样，只是对于如何解决国家财政军事困境的想法不同。也因如此，导致后来两人对于变法新政持不同意见，士人也从而分为两大阵营，水火不容。 而关于如何增强国家经济与收入的理财观念，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人更是截然不同，相差甚远。在变法前夕的熙宁元年（1068）八月，司马光和王安石在神宗面前有过一次争论。当时河北灾荒，司马光认为国用不足，应该节用。王安石反对。司马光在他的文集记载了；
介甫（王安石）曰：“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困穷，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邪。”介甫曰：“此非善理财者。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光曰：“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1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对于经济和理财观念的看法完全不同。所以有学者认为司马光是崇尚自然经济和传统理财思想。王安石则是除了看重农业发展也注重商品经济的发展2。这也导致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的开源财政手段不只是扰民（打破人民自给自足的生活规律），还拿走百姓手中余粮和钱财。王安石却是相信新政除了能减少农民遭受“兼并之家”的盘剥，还能激活国家商业经济为国库增加岁收而不让百姓负担加重。
在刘子健在50年代出版的《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就写说，
王安石关于扩张国家财政的理论指引他制定了这些有关土地经济和贸易的政策。鉴于王安石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扎根于儒家哲学，他未能发展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经济理论，以直接处理许多具体的经济活动。事实上，他经常依赖于那些更熟悉实际经济状况的盟友的意见。3
后来8、90年代出版的《中国大历史》，黄仁宇就认为是当时宋朝不具备现代金融制度和法律条款，导致超越时代能承受的变法最终失败。黄仁宇说，
当王安石对神宗赵顼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的已知道可以信用借款的办法刺激经济之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高额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
……即现代金融经济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涵，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大凡金融经济生效，有关货币与信用的事物必须取得随时随地都可公平而自由交换的法定地位……。更重要的是法律上有关遗产继承、破产、丧失赎取权、假冒、欺骗、监守自盗等之规定也要与商业社会里的流通状态相符，且一切都用金钱统治，这一点才做得通。宋代内陆商业组织之实况与这种要求相去至远。4
王安石以超越他时代的理财观念和社会所能承担的金融影响来推行他的财政改革，不如他预想的结果和巨大的反对压力都是现在我们可以预料的。
当时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天地的出产量是恒定的”，所以他们认为是国家不负责任的支出导致危机的唯一原因。然后虽然因为命运、自然条件不同而导致财富分配不均等，但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关系是良性的，富人为穷人提供资本，穷人为富人提供劳力。改革派则认为经济是动态的，可以利用货币来使国家财政运转合理。只有国家介入才能刺激经济和抑制富人兼并。5
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极少数拥有机会能够在皇帝支持下推行他的理想社会蓝图改革的政治家。虽然新政在神宗病逝后被推翻，王安石也被南宋士人认定为导致北宋灭亡的其中原因。可是王安石的富国强兵变法精神还是值得后人学习。
Sept 15,
2025 - RC
1 梁庚尧 编著：《北宋的改革——熙宁变法的源起、流变及其对南宋历史的影响》。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2年11月初版，第104 - 105页。
其实“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并非“桑羊欺汉武帝之言”，这句话实乃司马迁的评语。顾宏义：《宋事论考》。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第1次印刷，第186
– 189页。〈“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探微〉。
2 顾宏义：《宋事论考》。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第1次印刷，第198页。
3 刘子健著 张钰翰 译：《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22年6月香港第1版第1次印刷，第68页。REFORM IN SUNG CHINA: Wang An-Shih, (1021 –
1086) and His New Policies by James T.C. Liu. Copyright © 1959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Copyright © renewed 1987 by James T.C. Liu.
4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10月初版，2001年4月初版第37刷，第166 – 168页。
5 【英】崔瑞德 【美】史乐民 编 宋燕鹏 等译：《剑桥中国宋代史——907
– 1279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12月第1次印刷，第352
– 357页。史乐民：〈1067 – 1085年神宗统治及王安石变法〉。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5: Part 1,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 907 – 1279. Edited by Denis Twitchett and Paul
Jakov Smith.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