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铁路国有

在读《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 – 1912）——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外交插曲》，对清末铁路国有政策有些疑问。清廷为何对铁路收归国有一意孤行？记得中学历史课本对这一政策嗤之以鼻，认为是清朝政府假公济私，出卖国家主权去借列强钱来没收民间资本。

为了这疑问去翻了几本书。李剑农认为铁路国有政策主持人盛宣怀“想借铁道借款，一面扩充私囊，一面巩固权位，因投合皇族内阁集权的心理，提出一种铁道国有政策。”，“粤省已早修筑（铁路），川省宜万一段亦已开工。忽然说要取消商办案，以国有名义，把权利送给外人，因与各省商民的权利发生直接的冲突……”，“此次争路风潮，当然有革命党人在里面煽动；但是若与商民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煽动未必有这大的效力。”¹

蒋廷黻认为民间资本不够，公司领袖人物借公济私。铁路建设成绩不好，进行很慢，所以借外债来把铁路收归国有本是一种开明政策。不过由于是名声不好的盛宣怀执行铁路国有，加上满清已丧失人心，就算是好的政策，人民不信任。更何况民营公司的股东又要损失大利源，革命党又从中煽动，所以就引起多数人反对。²

郭廷以也如是认为。民间资本不足，如欲筹足建设，不知要待何时。公司职员复侵蚀挪用，更予政府口实。所以铁路国有政策无可厚非。“一以列强投资铁路为一种侵略行为，二以人民对满清毫无信心，三以绅商的切身利益受到剥夺，四以革命党及请愿失败的立宪派正在伺机而行，于是反对的呼声随之大起。”³

胡成在1997年出版的书里认为铁路建设需要巨大资本，各省实际难以筹足，加上铁路公司职员亏空公款；各省虽有几千万元却只建设了数十里，若不国有，百年都无法完成铁路修筑。作者也认为那些想借着民办铁路谋取暴利者因铁路国有而感到不安，为阻止其实施，煽惑民众反对。也因为清廷强硬应对，不欲交予资政院协议，执意推行，下对抗议民众“格杀勿论”的上谕，导致民间更大反弹。⁴

萧功秦写说商办铁路有三大弊端。第一，民间无法筹集所需巨额资金和修路效率低下。第二，缺乏合格工程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和管理监督机制，导致贪污滥权。第三，商办铁路各自为政，各省路线交错，重复建设，造成惊人浪费。其中也有些人把兴办铁路看作捞取发财的大好机会。⁵

萧功秦详细地写了关于清廷铁路国有政策的形成和为何到最后会失败。其中中央政治权威低下、主持政策的盛宣怀与民间彼此信任不在。加上盛宣怀在处理对商办铁路补偿数额上“斤斤计较”，不若是个政治家应有的“识大体”的“模糊”，引起了四川对这一政策反弹。再加上舆论被民间“清议”所执，最后利国惠民的铁路国有政策竟变成革命导火线。萧功秦也叙述了贷款条约内容，其实条约合情合理，外国并没有欺压清政府或是清政府有任何出卖国家利益的协议条款。⁶

明白了铁路国有政策为何失败，其实就是当一个政权失去了统治权威，国家当权者和人民之间没有了信任，一个再好的政策也会被怀疑其中是不是另有所图？当时清末民族主义觉醒，激烈的排外主义扬起“爱国”旗号就能把一切反对势力当作是出卖国家主权。民间被“清议”挟持，哪还容得下理性辩论。所以铁路国有政策是对的，可是却意外成了清朝覆灭的导火线，论谁也始料不及。要不根据唐德刚写道，武昌起义之际，孙文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典华城（Denver）一家唐餐馆中打工，当“企枱”（粤语茶房）⁷。可不是“仍然为筹集经费在美国旅行”的革命国父。⁸

Dec 15, 2023 – RC

【美】李约翰 著  孙瑞芹 陈泽宪 译：《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 – 1912）——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外交插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1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2002年9月第1版，第265 – 266页。

2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7月第1版，第110页。

3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 第384页。

4 胡成：《困窘的年代——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和道德重建》。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12月第1版，第183 – 184页。

5 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1月第1版，第279 – 280页。

6 如上，第281 – 311页。

7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伍 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6月1日初版1刷，2010年2月16日初版17刷，第239页。

8 白吉尔 著  温洽溢 译：《孙逸仙》。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6月21日，第222页。Marie-Claire Bergère, Sun Yat-sen,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1994

清末法制改革

清朝政府在末年有两个主要议题，立宪和法制改革。

法制改革里最为人所了解的是废除了残酷肉刑，代为更能与西方文明接轨的死刑方法。而在卞修全的《立宪思潮与清末法制改革》里，除了刑法改革，可以了解更多其他法制改革的细节。

其中就有关于商业法律的制订；推出第一部独立的商法典¹。作者认为商律的制定“肯定了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特别是公司的合法地位和商人从事商业活动所应遵循的一般规则。”和“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法律地位，确认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权利，资本主义的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获得了法律的保障，使得中国出现了一个兴办实业的高潮。”²

历史学家袁伟时认为清末法制改革里最大成就就是经济自由。对比法制改革之前，中国人可以在传统经济里自由经营农业、商业和手工业，可是却有财产权的限制。而新兴经济的经营却需要得到政府的批准，设置垄断权，不准民间资本自由进入³。商律的制定除了松开经济上的捆绑，袁伟时认为经济自由对人的解放更为重要；“没有经济自由，只能事事仰承官府旨意，公民权利就失去基础。”⁴

袁伟时没有点破这句话在中共执政后是，一系列倒行逆施的国家控制一切所有衣食住行经济政策的惨痛后果。袁伟时含蓄举出张东荪和那个时代知识阶层所认知的“计划经济”，幻想能为人民带来的好处的例子，这些知识分子后来只能“吞下适得其反的恶果，昭示清末新政肇始的经济自由的极端重要性。”⁵

闸门一开，自由的阔度只能越来越大。清末法制改革只能让更多人要求更多自由。

                以公民的自由权来说，清政府不但于1906年炮制了《报章应守规则》，规定“不得妄议朝政”，还在翌年所定《大清报律》中变本加厉，规定报刊均需在发行前送审；且“不得揭载：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等等。⁶

没有传统帝制后的帝制中国，也一模一样照抄一番；“不得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不得传播政治性的负面言论”。滑稽不？

立宪和清末法制改革未能阻止清廷覆灭，可是这些宪制思想和法律的制定到后来民国大都有被采纳或改进。清廷未能因这些改革而挽回人心，其中很多原因。改革来得太慢，太少，当改不改。直到政府威信不在才来改革那一点点，为时已晚。贪污已是侵入心脾，监察、司法和贪污之间已没有界限，没有独立有力新闻舆论监督。官场习惯是上下一起贪，政体如何能不烂呢？

最后，袁伟时认为清帝国覆没的直接导火线是1911年强制推行的铁路国有政策。

一是直接侵犯广大民众的权益，触怒众怒，犯了一般统治者通常不敢犯的错误。收回铁路利权，不是一般商业行为，而是经济利益和捍卫主权的政治行为相结合的群众运动。……清政府收归国有，既违法，又与民众对立。加上政府手中没钱，打算借外债来办，更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火山因此喷发。

     二是重蹈洋务运动覆辙。……市场，也只有市场，才能教会人们怎样经营自己的企业。越俎代庖已属违法；收归国有，忘记洋务运动在官办经济的死胡同中打转，碰得头破血流的教训，完全是往后倒退的蠢行。⁷

这些现在看起来都是触目惊心，历史重复总是那么一样。只有独裁者在镜子外自怜，重蹈清末覆辙而不自知。

Nov 19, 2023 - RC

1 从1903年到1908年，清廷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包括《钦定大清商律》在内的一系列的应急的商事法律、法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钦定大清商律》、《奖励公司章程》、《奖给商勋章程》、《破产律》、《改订华商公司章程》等。卞修全：《立宪思潮与清末法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第161页。

2 如上，第166页。

3 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下。明报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6月初版，第607页。

4 如上，第611页。

5 如上，第613页。

6 如上，第624 – 625页。

7 如上，第630 – 6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