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一

一直以来都只把知青下乡的历史当作文革其中一段来看。对其溯源和对社会影响也不怎么在意。只是笼统知道当年这些知识青年怀着理想要改造自己和革命旧社会。直到读了法国学者潘鸣啸的《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一九六八至一九八零》才了解到这一段历史的前因后果。其实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是印象中的那么浪漫，也不是所谓的自发运动，更不是那些红色革命“扎根农村一辈子”的伟大誓言。

其实50至60年代已经有把城市人口迁移（流放）到农村、农场和建设兵团的经验。这也不是毛泽东的创意，而是抄袭赫鲁晓夫在苏联的样板¹。另外，大多都认为是经济和政治因素主导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²。高华写道，

1.  城市聚集了数百万已毕业的中学生，而单一公有制企事业单位完全不能满足众多学生的就业需求。……1968 – 1969年，全国的大学毕业生全部被送入军队或少数地方农场进行学习、改造，继而按国家干部的待遇分配到各基层单位工作。但是对于人数更多的广大中学毕业生，除了将其安置在农村，国家没有任何可供“消化”的手段。

2.  到1968年，全国的文革已进入到“收摊子”的阶段，当年在毛支持下“大闹天宫”的大中学生现在已成为可能影响新秩序建立的新的障碍，将他们全部赶到农村去，有助于建立和巩固文革新秩序。³

潘鸣啸认为上山下乡最主要动机是毛泽东要“从根本上改造青年一代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对那些未来的精英……把革命黄金岁月延安时期的各种理想强加给国家和人民。这些理想集中表现在消灭社会分工，要求全民树立忘我地精神，就是说为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地大无畏的革命情操（为人民服务），还要向一切阻碍实现理想的势力（落后的经济，阶级敌人，特别是（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⁴

潘鸣啸写说，进城农民数量是跟下放农村知青“一样多”。下放知青在估计1300万 – 1700万之间，同一时间身在农村知青没有超过900万人。10年间，共有1400万人招进城，其中600万是知青，800万是农民。所以大规模下放知青根本不存在真正的经济理由，都是毛泽东执意的“极左”政策造成的。⁵

知青上山下乡只不过是毛泽东痴心妄想和整人众多运动之一。毛泽东真以为他可以改造被他奴役的千千万万人，脑子可以被洗成他要的样子。其实把大规模城镇人口驱赶到农村、边疆和农场，这本来就是有悖常理。然而柬埔寨红色高棉就是亦步亦趋高举毛泽东伟大思想，把城镇市民赶到乡下。只不过红色高棉对于这些“被资产阶级思想污染”的城镇市民是否能被改造没有信心，所以直接屠杀。⁶

毛泽东幻想下乡上山可以把知青改造成“新农民”和培养“革命接班人”，又或是中共中央真以为可以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和缩小城乡差别。可是这十多年的“变相劳改”运动不但没有实现这一些目标，还增加城市和农村压力和扩大城乡差别，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经济动机可说是完全失败。⁷

而知青在错失了一代受教育的机会和时间，他们也在反思是什么政权让他们一再成为实验品⁸。如果真要找出这个运动的唯一成绩，那么可以说梁家河在两百斤重担，十里山路不换肩的暗黑窑洞磨练里，铸成他伟大的无产阶级初心，决心要接下革命棒子，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工农兵没有被地富反坏右夺权，毛主席聊以安慰也。

April 13, 2024 - RC

1 潘鸣啸 著  欧阳因 译：《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一九六八至一九八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版，2010年第2次印刷，第26 – 27页。Génération Perdue: Le movement d’envoi des jeunes instruits à la campagne en Chine, 1968 – 1980. Copyright © 2004 Éditions de l’ÉHESS. By Michel Bonnin. Translated by Annie Au-Yeung.

2 “在这种形势下，解决全国多达上千万的大中学毕业生的分配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妥善地解决好大中学校毕业生地毕业分配问题，是稳定社会秩序，结束混乱局面地当务之急和行之有效地措施。”卜伟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地动乱与浩劫（1966 – 1968）》。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第1版，2009年第2版，第753页。

3 高华 著  黄骏 编辑整理：《历史笔记》II。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4, 第29 – 30页。〈从“大破”走到“大立”——文革中的“新生事物”〉

4 潘书，第44页。

5 潘书，第36 – 38页。

6 潘书，第437页。另见，“直到1975年，他还对越南外宾称赞柬埔寨红色高棉把金边市民通通赶到乡下去的做法。”，史云、李丹慧 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 – 1976）》。 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第1版，2009年第2版，第461页。

7 潘书，第387 – 406页。

8 潘书，第407 – 426页。

（为什么会拾起上山下乡的故事？还要感谢一位IRC朋友。因为她在去年问起关于这一段知青历史。只不过因为之前还有太多书要读，所以拖到现在才定下心来研究和写了几篇短文。希望她不要嫌弃和能指教荒谬之处。是衷心感谢她指引的灵感，不要怀疑。）

义和团起源，二

周锡瑞的《义和团的起源》里最重要的观点是，不认为义和团是从白莲教或是大刀会衍生过来的另一个团体。另外，作者认为应该从民间文化、地方习俗去溯源到底为何义和团会出现在鲁西北，而不需要追究到底是源何任何一个遥远的特殊秘密宗教组织。¹

想要知道其他学者对义和团起源有什么见解。翻了几本书，其中如下，

蒋廷黻在1936年写的《中国近代史》认为，

                义和团（又名义和拳）最初是大刀会，其本质与中国流行民间的各种会匪并无区别。²

傅乐成在1960年写的《中国通史》认为，

                拳乱指义和团发动的乱事，这种组织起源于山东，原是白莲教的余孽。³

郭廷以在1974年写的《近代中国史纲》认为，

                乡团本为民间保卫身家所设，其在山东，乡团与白莲教原不两立。教乱弭定，地方治安仍赖乡团维持，白莲教徒散归乡里，渐行渗入。此辈大都练习拳棒，乡团亦多工技击，乡团由士绅领导，憎恨教士、教民，白莲教徒的信仰与教士、教民亦由反清而反洋，遂至合流。白莲教原奉弥勒佛为主宰，后渐杂糅道教成分，及其他迷信，支派不一，以“八卦教”的势力为大，别有“天理”、“金丹”、“红灯”教之分，成员以乡农为主。八卦教所练之拳曰：“义和拳”，一名“梅花拳”，各有神坛，自称祈祷后降神附体，口诵咒语，金刀不入，枪炮不伤。

     义和拳初流行于运河两岸，为教堂、教民穈集之地，与教民时起争执。李秉衡任鲁抚时（1895至1897）目拳民为义民，传习者众，有“大刀会”、“红灯照”等名称，……⁴

1978出版的《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 – 1911年》下卷，徐中约根据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认为，

                英文的Boxers就是中国秘密会社“义和拳”，这种组织因其成员都练传统的武术而得名。义和拳是与反清的秘密教派白莲教（曾煽动1796 – 1804年的起义）有联系的八卦教的一个分支。……

     义和拳包括一些不相统属的团体，诸如乾拳、坎拳和珅拳，每一团体都有它自己的头目。这些团体一般被组成有25人的小队，每小队由一个具有十足权威的头目领导。……⁵

柏杨在9年（1968 – 1977）牢狱里写的《中国人史纲》认为，

                义和团最初的名称是义和拳，属于白莲教的一支，事实上就是本世纪（19）10年代1813年曾在北京、滑县发动暴动失败的天理教的化身。⁶

2000年李治亭主编的《清史》认为，

                义和团的前身称“义和拳”，早在乾隆43年（1778年），已见之于官方文书，主要分布在山东、直隶、河南、江苏等地。义和拳的构成十分复杂，有的原属白莲教支派八卦教的分支（如清水教），有的是从大刀会转过来的，有的则是民间自卫性的组织等，其加入的人员更是十分广泛，绝大部分为农民，部分是失业的城市劳动者和运输工人，以农民、手工业者居多。它没有统一的组织，以发帖子来进行联络，展开联合行动。义和拳原是农民、手工业者在劳动之余一起习拳练武，以期强身保家，后来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降神附体”、“画符吞朱”、“刀枪不入”等神秘主义的思想内容。⁷

珠江和长江下游本是外国势力先行到来的地方，因洋货输入而导致大量失业人口应当比山东更加严重#。为什么这种降神附体的反洋运动没在这些地方发生呢？义和团起源有其特殊文化、地理和人文环境的因素。山东风气剽悍、水灾与大旱导致颗粒无收、鲁西北当地特有民间习俗文化与社会阶层构造和相对激进的德国传教士进一步导致了义和团在这里发源。

19世纪末的清朝，外忧内患，无望的百姓求助于神灵，把天灾人祸都归咎于洋人、洋货和洋教。这些可笑的乩童信徒被有心人利用为排外的工具，最后只能做些烧抢打砸的强盗行为，徒留他人一个开战藉口。

Oct 14, 2023 - RC

1 【美】周锡瑞 著  张俊义  王栋 译《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第2版，2010年7月第1次印刷，第57 – 58页。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by Joseph W. Esheric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2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201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第96页。

3 傅乐成：《中国通史》。弘扬图书有限公司，2011年10月37版，第696页。

4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 第317页。

5 【美】费正清  刘广京 编  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编译室 译：《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 – 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2006年12月第2次印刷，第117页。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1: Late Ch’ing, 1800 – 1911, Part 2. Edited by 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徐中约：《晚清的对外关系， 1866 – 1905年》。

6 柏杨：《中国人史纲》。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10月初版1刷，2006年1月初版9刷，第1178页。

7 李治亭主编：《清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1790页。

*周锡瑞认为劳乃宣这本书对义和团有偏见，其考证要谨慎采用。

#见《明末与鸦片战争后的失业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