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方以智晚节考》

顾诚《南明史》可以看到很多孤臣孽子事迹，可是读到更多的是贰心不能守节的士人。手上拥有包括《南明史》之内的晚明史书都没有什么关于方以智叙述，所以之前对方以智不甚了解，对他的生平也没什么研究。可是在读了《方以智晚节考》后，才知道明末清初竟有如此人物。余英时对方以智评价非常高，认为如他推测方以智晚节不差，“则密之岂仅媲美谢叠山而已，即谓之异代之文山又何愧哉！”。¹

海外的余英时在有限资料里可以推敲出方以智晚年足迹、思想和死因，更令人佩服的是在同一文献里，余英时可以读出他人理解不到“隐语密码”，三百年后让后人我们可以感受到方以智晚年意境与殉节之悲哀。这和余英时对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一样，其推理遥想和阅读古文能力，真让人惊叹。

《方以智晚节考》可以知道清初对复明运动镇压之烈。家人朋友株连之广，幸存家属噤声可又不甘历史湮没而留下片语只字以待后人有心明白。方以智事迹之隐晦让很多历史学家不明就里，真以为就是单纯病死。方以智与夏允彝一样，自杀殉节。他俩虽没有如张煌言经历之惊心动魄，可是他们为后人留下的士人典范，可说不愧读书人。

April 15, 2021 - RC

1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12月增订1版，第250页。

晚明史叙述

顾诚在《南明史》认为后来我们对南明还是晚明这么一段历史既定印象很多时候是因为东林或是同情东林学者所撰写的历史著作所影响。当然，清代纂修《明史》也沿袭东林对晚明党争的恩怨是非观。我们很多时候也全盘接受这样对晚明历史的叙述。

吴振汉《明清之际的史家与明史学》里对晚明史实溯源做了对比；翰林、缙绅、补官和布衣史学著作，他们在各自背景和时空下对自身遭遇和对历史反思如何影响后来人们对晚明错综复杂的刻板印象和认识。

在天子自吊，胡虏铁骑和接踵而来的剃发易服天道亡的悲惨下，有的士人抗清、殉国、有的忍辱写史、有的隐逸，当然更多的是投奔新朝。士人对自己未来不同选择也让他们对那一段历史各有诠释和辩护。加上清季文字狱毁书，我们对这些史籍解读更要小心取舍。吴书就认为在东林主导这段历史叙事的角度下，很多忠义士人慷慨就义被戏剧化，当然更多的是东林对立面人物被夸张贬低。

而在不是偏爱东林史籍里也让我们可以知悉“阉党”另一面；不是每个都是十恶不赦反面人物，东林也不是每个能在那大厦即倾里做什么实际挽救，不是继续争执就是排除异己。¹

在〈三国史的论述〉和〈三国史的另一论述〉提过史家爱恨情绪都在左右下笔轻重和对史实取舍，也有很多故意加添虚假故事，晚明史论述也不能避免。所以我们要了解史籍作者背景和著作时间，要不很容易就掉入相信前人写给我们的故事。

March 26, 2021 - ESGOKD

1 〈杨嗣昌和黄道周的安内攘外〉。

天潢贵胄的一群

明代宗室在印象中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不是觊觎大位就是鱼肉百姓、要么就是饱食淫乐是社会无所作为的一群废物。最近翻阅关于明朝宗室的介绍更加深这一既定印象¹。当然，还是有极少数宗室不自甘堕落，可惜200多年来，就是那么极少数。

也因如此，重读宋代宗室历史²。这一比较，是因为成祖心虚和猜疑，下至万历天启，明代宗室只能被豢养，不能拥有任何仕途抱负，只能吸吮民脂民膏。而宋代宗室处境就比较好，至少在南宋年间，宗室还是能进入科举甚至位居宰相。当然，唐代宗室出路最是广阔，出将入相，李氏皇帝自信心满满，没有像后来的宋与明，防范宗室如此严密。

宗室因皇家血缘而高贵，如善于应用，对社会向好一面影响事半功倍。相反，只能开恶劣风气之先，败坏国家前途。现代很多所谓皇家抬着宗室招牌在商业公司里挂名。依着名字里不凡血统，寡廉鲜耻向外宣传所谓的CSR，堂而皇之掠夺农业地、森林伐木、金属采矿、公共工程项目，这些与民争利的硕鼠犹如明代的宗室在搜括山河之利和庄园。

明代大多宗室一生无需忧虑衣食，依仗特权横行地方。太平年间，福泽子孙；战乱年间，祸及子孙。就如北宋末开封、南宋末泉州和明末的宗室下场之酷烈，噍类无遗。

                历史总是不断地在警醒世人，特权是一把十分危险的双刃剑，无事之时宗室当然可以凭借特殊身份获取更多利益，但一旦事出非常，他们一般也容易成为罹祸最惨的那个群体，于内于外都是如此。³

Jan 13, 2021 - PSKC

1 张明富  张颖超：《天潢贵胄的心智结构——明代宗室群体心态、知识状况及信仰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第1版，201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2 【美】贾志扬 著  赵冬梅 译：《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2006年6月第2次印刷。Branches of Heaven: A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Clan of Sung China, by John W. Chaffee, was first publish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in 1999, Copyright © 1999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Translated and distribu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3 何兆泉：《两宋宗室研究——以制度考察为中心》。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3月第1版，2016年3月第1次印刷，第120页。

读南明史

以前只知道张煌言是个抗清烈士，可是对比夏完淳、黄道周，张煌言的事迹了解就很陌生。读完陈永明的《从逆寇到民族英雄——清代张煌言形象的转变》，感叹明清之际，天崩地裂，有的一死了之、有的数十年如一日，漂泊离散只为了忠义复明。¹

张煌言在南明史里不是个重要或非常突出的人物，可是他牺牲后的民间和官方形象或历史给与他的崇高地位，愈后来愈伟大。顾诚就认为，张煌言是南明历史上最杰出两位政治家其中之一（另一位是堵胤锡）。反而妇孺皆知的史可法不过是二、三流人物²。张煌言的历史地位无可否认，是个完人。反而为什么历史教科书里与文天祥地位一样的史可法历史评价如此低呢？

史可法在定策问题上犹疑不决，在进取北方上眼光短视，都是他自己造成的悲剧³。后来的四镇跋扈其中也是因史可法，而这些藩将也是其中为什么南明不能像东晋、南宋一样。⁴

史可法和南京政府妄想与满清媾和，专注剿灭流寇。后来知道只是一厢情愿，兵临城下后又无能抵抗，除了战至最后一卒别无选择，难道要他像其他人一样剃发投降吗？史可法没有像于谦一样的军事才能，也没有像景帝一样的君上。更何况当时还面对勃兴的满族和流窜半壁江山的反贼。错的人在错的位子，不能救民救国，只能一死了之，只是可怜被屠城的平民。

清代史学家，李天根写道：“众将南逃，黄河一线十里空营，故皇清军整队入城，毁扬州而断外援，可法死而国家随之亡。悲夫！我时思之，古之亡国之君者，无若刘禅之昏庸者，其有诸葛武侯之才亦不足以救之。何论才不如武侯，君昏过刘禅、不识其将败者乎？然则，可法知其不可而为之。此之谓‘任重而道远，人死而道尽’乎？细思之，我等当勿以成败论史阁部也。”⁵

也许站在后来者的我们可以评论为何史可法不能力挽狂澜？在内，党争不已；在外，汉奸领军⁶，加上满清已是建国数十年，不是如北宋的遽兴金军也不是西晋时的北方蛮胡，天灾瘟疫加上政治腐朽如明代，如何能中兴呢？

Sept 21, 2020 - PSKC

1 参考韦祖辉：《海外遗民竟不归——明遗民东渡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2017年10月第1版。谢国桢：《南明史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9年7月第版。司徒琳Lynn Struve ：《南明史：1644 - 1662》, The Southern Ming，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2007年1月第1版。

2 顾诚：《南明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2016年10月第11次印刷，第419页。

3 如上，第37 – 40页。

4 如上，第46页。

5 魏斐德  著  陈苏镇  薄小莹等译：《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4次印刷，第193页。Frederic Wakeman, Jr.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Berkley and Los Angele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6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出版，1996年6月修订第3版，2005年6月北京第7次印刷，第826页。柏杨：《中国人史纲》。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10月初版1刷，2006年1月初版9刷，第995页。

郑武公的选择；还是“西申”的疑问。

在〈犬戎在哪里？〉写说郑武公在父亲，郑桓公被杀十年后竟然娶了仇家的女儿，为了权力而能忘怀杀父仇人？

最近在翻读春秋史，认识到在西周灭亡后有长达21年的2王并存的时期，起码在幽王死后9年间，许多诸侯是拥护携王余臣的，后来才转而倒向平王。郑武公在父亲死时年轻，也不例外¹。当时申国势力强大，郑武公为了自身利益娶杀父仇人的女儿也不让人惊讶了。²

回到来谈谈关于申国的地理位置。在〈犬戎在哪里，最后的答案？〉就说到李峰认为破周的申国是西申而不是大家认为的南申。而《西周时期诸侯国婚姻关系研究》也作如此观³。李峰也是用《古本竹书纪年》来叙述“平王奔西申”⁴。有“西申”和“南申”之别。

可是好奇的是为什么当时钱穆没有察觉《竹书纪年》里的“西申”不是大家认为的“申国”呢？

Dec 18, 2020 - PSKC

1 吴爱琴：《郑国史》。科学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第40 – 41页。

2 刘丽也是认为郑武公取申女与强国联姻，或许是出于稳固政权的需要。见《西周时期诸侯国婚姻关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3月第1版，第253页。

3 《竹书纪年》里有记载“平王奔西申”，清华简《系年》第2章“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平王。……平王走西申”则印证了《纪年》的说法。第120 – 121页。

4 李峰（著），徐峰（译）：《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增订本）。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16年12月第1版，2018年2月第3次印刷，第239页。

民族主义乎？

读罢罗志田的《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联想到现今世事。

自满清遭受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对列强割地赔款和千万人内乱却都只能让晚清溃而不崩。悲愤士人对满清还是中国出路急寻答案，如何能抵抗外敌、自强、改革乃至革命的方向，自是一个比一个更激进。民国军阀乃至北伐后大致统一的中国，列强对华情况虽不见继续败坏，可是日本却是觊觎垂涎，步步进逼。国内因为新式教育和出路的落差，加上“社会边缘人”幻想西方世界输入的新兴共产主义就是中国一切问题的解药，以为可以毕其功于一役。

他们相信资本主义在历史进程是注定要被替代，所以原是煽动城市工人罢工骚乱（可惜中国工人本不多），可是失败。后来转为本土化（农村化），与流氓和梁上盗贼式般胁迫农民一起造反。想当然耳，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出卖国家情报于宗主国、收取共产国际钱粮和与外国人在中国土地共暴乱¹，在中华大地成立苏维埃共和国，武装割据。全然没有所谓民族主义，只有世界共产命运共同体。

后来被围剿和流窜到西北没希望了，就拿民族主义来蛊惑全国，呼吁国共合作抗日。可是却在抗日八年也是中华民族存亡之际却在背地里虚与委蛇，保存实力，壮大军事割据。抗战胜利后也马上勾结境外军事势力，欢迎接受宗主国在东北的扶持。暴力篡夺政权后的一边倒，也没有什么民族主义的号召，只有共产世界未来的美好。

毛式共产主义输出东亚与东南亚也没有什么民族主义包装，只有兄弟相称。直到后来共产主义破产，没有了核心价值观凝聚人心，普世价值才被找出，放在桌上哄骗世人。可是民族主义也在此时被唤醒，一直到所谓可以平视世界了，屡试不爽。无论是民族被害和民族危险论，还是什么我从不欺负人家，人家也妄想欺负我们的滑稽想象，民族主义一再被利用，鼓动中国人信服已经可以不吃西方这一套了。可是端出的另一套却是，专制独裁、个人崇拜、司法阉割、新闻与人身思想禁锢的价值观。难道这是更好的选择吗？

丢弃了没有剥削的共产社会主义，为了延续权力，只能随手捡便宜的民族主义战狼世人了。

July 15, 2021 – RC

1 不久前一位具有国际战略观的朋友对关于中共当年竟然接收“国外资金”感到困扰。这里不嫌篇幅过长，摘录高华的《找回一段被湮没的历史——〈博古与毛泽东〉读后》²中涉及1931 – 1934 年一些共产国际于中共的金钱援助，给这位平日为业绩和追账纪录骄傲可是忧心国际时事的朋友。

                1932年1月，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莱谢在给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有关于在华工作报告中提到，由于中共“经费困难，党的活动严重瘫痪”。伊思美洛夫（张闻天）对莱谢说，1931年9月底或10月初，党从苏区收到1万或1.3万墨西哥元，自那以后，就没钱了。张闻天要莱谢给中共弄钱，甚至提出应从在上海的苏联贸易组织那儿弄些钱。莱谢则要求中国同志“严加节约，以便度过困难时期”，但是他得到的印象是中国同志“大手大脚花惯了钱，似乎他们根本不知道没有钱”。为了帮中国同志“维持生计”，莱谢甚至从更加秘密的苏联军事情报部门驻上海人员那儿“借了1500元”，从另一个俄国在华机构的代表那儿“借了1000元”。

     资料证明，临时中央收到不少从莫斯科转来的钱：1932年4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黄平（沃罗夫斯基）来信，说从1931年9月到年底，上海中央共收到共产国际1.03万美元，1000银元和1000墨西哥元；1932年已收到2.5万美元，包括3月5日收到的1.5万美元。

     1932年5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皮亚特尼茨基（Iosif Piatnitsky）发秘电给在上海的苏军情报机构在华人员佐尔格（Richard Sorge，大名鼎鼎的红色间谍）：1931年12月 – 1932年1月，给他们转去3万美元转给中共，皮亚特尼茨基查问他们收到多少，确切交给中共多少？

     然而1932年3、4月后，中共中央的财经来源确已中断。1932年7月14日 – 7月24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给王明发电报，要求紧急汇钱，称“财政状况极其困难”，有4个月没有收到国际的金钱援助，中央与苏区的交通也中断了，“苏区本身需要经费，因此我们不可能得到苏区的财政援助”，中共中央还说，前不久收到的1万美元，都用来救牛兰夫妇了，“我们一点儿也没剩下”。

     由于上海的中共中央已“囊中空空”，1932年7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皮亚特尼茨基再发密电给在上海的佐尔格，要他把收到的2万美元中的1万，“立即转给中国朋友”。

     以后，共产国际给中共金钱援助就采取更加多样的方式，并用“专用拨款”的方式来进行，1934年给中共确定的每月预算是7400多美元。

 

2 高华：《历史笔记》II。Published in Hong Kong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4. 《找回一段被湮没的历史——〈博古与毛泽东〉读后》，第287 – 289页。全部资料来自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 – 1937）》，第13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严耕望的学问研究

很久以前知道严耕望是钱穆的学生，也知道他为人低调，是专心埋头苦干型的学者。可是到底他的学问有多深，就不甚了解了。最近翻读他的授课讲义，《中国政治制度史纲》里关于唐代制度阐述。里头有他厘清了千年来争论六部九卿之职权的段落，从这里也可看出他研究学问之精明和对后人影响。

从《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和《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可以知道严耕望待人诚恳为学问的付出精神。在这三本小书里可以了解严耕望在他几十年的研究生涯里所搜集的一切关于历史地理的资料可谓惊人，不做无谓的学术敷衍文章，待完全考虑到正反面研究解释无懈可击时才发表文章，做到了真正的厚积薄发。

余英时认为严耕望有着宗教性的付出，全副生命奉献学问，以个人之力完成东西方都需要几十人合力完成的学术著作。严耕望的“恒心和毅力真足以惊天地而动鬼神”。¹

题外话，很多人很多出版社打广告说严耕望说的史学四大家。其实他说得很清楚明白，严耕望并没有忽略其他学问卓越的史家，而是他及睹丰采，或其读其书时，其人尚健在。不读严耕望的书真以为他认为王国维和梁启超不配为大家。²

Nov 15, 2020 - PSKC

1 余英时：《情怀中国——余英时自选集》。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4月初版，第177页。〈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

2 严耕望：《治史答问》。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6月初版一刷，1986年8月二版，2008年8月三版，第89页。

再认识傅斯年

最近读了很多关于傅斯年生平和他一手创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的书，发现很多以前没留意的东西。就譬如说，原来在筹备史语所时，不是只有安阳殷墟调查，原来也有调查云南人类、泉州文物和四川民物。后三项的结果不尽人意，只有殷墟调查让傅斯年和史语所初期预算极度困难时可以拿出些成绩来报告学界和政府。¹

而如果没有像傅斯年这样具有现代考古、新史学眼光和高超交际手腕的领导，很难想象地缘政治复杂如安阳殷墟考古如何能顺利展开²。除了殷墟考古、内阁档案整理和明实录校对，史语所对后来中国历史与语言研究储备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在当时贫困和战乱的中国，青年学子能有一安身之处专心做研究，单是这一巨大贡献，傅斯年已让人缅怀不已。严耕望就有一段非常感动人心的回忆，

       （1946年），傅先生对于我，确实非常关切。那时国家经济状况不佳，物价波动很大，一个文化机关的低级人员，待遇自然颇低，我与内子又不善于用钱，适长子晓田出生，用度较大，常常感到周转不灵。傅先生不知如何知道了我的经济状况，送给我一笔钱，是他为教育部审查论文的审查费，我本于长者赐不可违的心情，未坚辞的接受了。他又自动的嘱我写一张内子畹兰的履历表，立刻亲自步行到左邻的考试院，希望能安插一个职位，解决我们的生活问题，但未成功。他马上又写信到国立编译馆，终于成功了。其实他那时极忙，来访的政要人客络绎不绝，但仍记挂了我这个小职员的生活，实在令人铭感不能忘。当时他拿着内子的履历表走出史语所大门的步履姿态，至今仍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这刻走笔至此，不禁涕泪交流，不能成字！³

傅斯年在他壮年时，耗尽心血创立史语所，聚集人才做现代集体学术研究以其超越欧洲，期望把东方学留在中国。后来日本侵略，大陆沦陷，史语所几度播迁，没有“搬家先生”傅斯年的领导，史语所应该早已不能存活下来。

很多人认为傅斯年没有在学术研究上有什么大块头书，可是他几篇关于上古史与历史研究方法的论文都是经典，杨联陞在《傅孟真先生集》评语，

        部分由于古代中国历史的性质，部分则由于傅斯年的理论倾向，他的著作表现出似乎是更偏于启发性而非结论性的成果。不过，这是用不着遗憾的，因为他的许多新颖思想仍将激发未来的几代人。⁴

除了聪明绝顶的历史眼光，他的行政能力也是无人出其右。向拮据的政府拿钱、管理繁杂史语所人员的生活起居与学术期刊出版、为北大校长时顶住社会舆论压力清除一堆汉奸，重建战后混乱的台湾大学。他热情如火和心思慎密的性格，就如胡适曾说

         孟真是人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同时理解力和判断力也最强。他能够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又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集中人世许多难得的才性于一身。有人说他的感情很浓烈，但认识他较久的人就知道孟真并不是脾气暴躁的人，而是感情最热，往往带有爆炸性，同时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的人。像这样的人，不但在一个国家内不容易多得，就是在世界上也不容易发现有很多的。⁵

在全面抗战前夕，他冒着生命危险极力反对与日本媾和、抵制华北自治、在战时与战后对时局的抨击。在国家与民族存亡之际，“狂热的爱国者”傅斯年已不能专心书写任何严肃的学术论文了。傅斯年自己在1942年写给胡适的一封信所说一样，

         我本以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来之故，而思遁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去跑来，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⁶

另外，在现在大陆流行历史书籍已很难看到所谓什么唯物历史观，马列主义教条的论述。除了个别段落引述，很难想象还有专业历史学者真心相信什么一定方程式的历史发展路线。

         当然我们也应该指出，尽管傅斯年提出“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口号，以建立科学的历史学为己任，但是由于他否认社会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因此他所要建立的“东方学”、历史学并不是真正的科学，他所从事的史学工作也没有能够成为科学的事业。退一步说，他提倡的科学的历史学，充其量只能说是使用科学方法从事研究的史料学。而且他所使用的科学方法，并不具有普遍、广泛的意义。他没有广泛地接受和利用当时历史学家们提出和使用的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对于已经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方法更持反对、排斥的态度，因而傅斯年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科学的东方学”，即便是他一生苦心经营的史料学，也没有能够成为真正科学的事业。⁷

就是因为迷恋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性”，土改、大跃进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家破人亡，死了千万上亿人。一生捍卫自由和民主的傅斯年在延安时就看穿毛泽东的技俩，罗家伦在《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就说，

他（傅斯年）认为当时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和毛泽东因为旧曾相识的关系。单独聊了一夜天。上天下地的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在他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毛泽东和他慢步到礼堂里，看见密密层层的锦旗，各处向毛献的。孟真讽刺的赞道：“堂哉皇哉！”毛泽东有点感觉到。⁸

傅斯年这么年轻就逝世。如果还有20年，他就能看见共产党如何反复无常欺骗与迫害当时决定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如何后来极其变态残害中国、如何后来把中国变成人间炼狱。是幸亦不幸也。

Oct 16, 2020 - ESGO

1 苏同炳：《手植桢楠已成荫——傅斯年与中研院史语所》。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2012年10月初版，第31 – 65页。

2 如上，第102 – 109页。董作宾认为试掘结果无再掘价值。是傅斯年发现出土无字文物的价值。也可参考王汎森：《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10月香港第1版第1次印刷，第179 – 180页。〈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

3 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4月初版1刷，2006年7月初版13刷，2008年11月2版1刷。 〈我对傅斯年孟真先生的感念〉第114 – 115页。

4 杨联陞著  蒋力编：《汉学书评》。商务印书馆出版，2016年8月第1版，2016年11月北京第2次印刷，第257页。〈傅斯年：《傅孟真先生集》〉。（原载《哈佛亚洲学报》第16卷第3、4合期，1953年12月）

5 蔡登山 主编：《怀念傅斯年》。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6月BOD 1版。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于民国41年12月20日，傅孟真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演讲。

6 王汎森 著  王晓冰 译：《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三联书店，2012年5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第186页。转引自给胡适的一封信，1942年，”傅档“，I-1676, 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全集》第7卷，第2647 – 2648页。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by Wang, Fan-se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7 马亮宽  李泉：《傅斯年——时代的曙光》。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8月初版1刷，第142 – 143页。

8 蔡书，《怀念傅斯年》。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中华民国39年12月30日晨2时，台北。

更多关于傅斯年的事迹可以参考，欧阳哲生：《傅斯年——一生志业研究》。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6月 BOD 1版。

日本的狂热

中国在“九一八事变”后向国际联盟起诉日本，希望列强干预施加压力日本，制止侵略。当时日本国力还不足与列强抗衡和加上历史上有“三国干涉还辽”之鉴，所以日本希望能与中国单方面交涉，尽可能排除国际联盟干预。所以日本当时发表“九一八事变”声明，

                “帝国政府在满洲没有任何领土欲望，……我方所期待的，归根到底，在于使帝国臣民能够有机会安心从事各种和平事业。……为使此次不幸事件不致破坏邦交，进而研究将来铲除祸根的建设性计划，帝国有决心和中国真诚合作。”日本政府的这一声明·有三个要点：一是诬称事件是中国挑起的，日军的军事侵略只是有限的“自卫”；二是言称日本对中国东北没有领土野心，中国、国联及列强尽可放心；三是日本愿意和中国进行“真诚合作”，解决问题，国联及列强不必插手。¹

1931年的这篇掩耳盗铃声明目的为了缓和列强和国际联盟对日本的压力。想要单独和中国谈判的日本不愿意把这“争执”带上国际联盟，其野心如何能被其他列强裁判呢？当时国际联盟要求日本退出占领地区，“国际间批评日本侵略举动的声浪大增，日本社会则在新闻界、电台、娱乐事业和帝国在乡军人会带领下，声援关东军，痛批中国和西方国家。”²

煽动国内狂热民族主义，对内诉求日本深受列强胁迫，对外强调日本无意觊觎中国领土，如此笨拙操作被后来者抄袭，乐此不疲。

可是后来在中国强力要求下，国际联盟还是通过决议，决定派出调查团到东北查实情况。调查团也出了报告书；否定日本扶持的“满洲国”，还要日本把东北肥肉吐出来，自治和由列强接管。

日本对调查报告结论勃然大怒，认为列强想要打群架。这些所谓的国际规则都是列强的游戏规则，日本人绝不吃这一套。

结果日本派了松岡洋右作为首席代表参加国际联盟报告书审议会议。在会上，他“大肆咆哮并竭力诋毁中国，说：“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仅仅是一个地理的名词”。”³

如此狂妄外交表演而大出风头的松岡洋右激起日本各大报纸都把他捧为“国民英雄”⁴。《裕仁天皇》作者写道，

日本舆论领袖在“九一八事变”期间，对国际局势提出种种夸大、自圆其说的说法，其中最能赢得陆军支持的，莫过于把满、蒙描绘成日本经济、战略和道德的“生命线”，“是我们唯一的生存之道”。松岡洋右首倡“生命线”的比喻，引发全民的爱国意识。囿于对日本陆军在满洲所做所为的虚假报道，即使面对列强中的首强，许多日本人似乎也愿意与之对抗，以保卫国家、维护尊严。⁵

外交官在列强前耀武扬威加上国民亢奋热情，对不属于日本的土地资源，幻想成帝国生死捍卫的首要使命，这能不让日本国民自大以为任何列强如企图妄想阻挡帝国扩张，必为其献出生命吗？

1933年2月，贵族近卫文麿发表〈改革世界现状〉，

                ……以世界和平的名义评断日本在满、蒙的行动。他们高举国际联盟宪章，以非战公约为盾牌，竟然制裁起我们！有些人甚至称我们是和平公敌，或是人类公敌。但是，阻碍世界和平的是他们，不是我们。他们没有资格评断我们。⁶

盗贼恬不知耻，嘲讽他人没资格批评，他人才是破坏和平。如此巧言令色不是唯一，后来者紧紧跟随，文告和动作亦步亦趋抄袭。

1940年7月22日，近卫文麿二度组阁，松岡洋右任外务大臣。在松岡洋右就任前一天，他对美国记者说

                民主与极权主义之间的战争，无疑后者即将获胜，也将控制世界。民主的时代已经终结，民主制度业已破产。世上容不下两种不同制度或两种不同经济体系……法西斯将透过民众意志而在日本发展。它将出自敬爱天皇。⁷

只要把“法西斯”、“日本”和“天皇”字眼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和“总书记”，一摸一样，一字不差，讽刺乎？

1940年的松岡洋右和2021年的杨洁篪对民主、人权和自由普世价值一样蔑视。唯一的分别是松岡洋右有自主外交（可以纵横轴心国和热情拥抱斯大林和几度与近卫文麿冲突），而杨洁篪只能做为“习核心”下的传话筒，照本宣科把“皇帝”要讲的话讲出来。

后来真如日本帝国一直控诉的列强包围威胁，1941年7月列强开始制裁日本。帝国生存危机下已不能与列强和平谈判，“无可奈何”下只能偷袭，大战爆发。

战败后，近卫文麿和松岡洋右被列为甲级战犯。一个自杀，一个病死。

April 03, 2021 - RC

1 汤重南  汪淼  强国  韩文娟主编：《日本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9月第2版，第522页。

2 贺柏特·毕克斯著  林添贵译：《裕仁天皇》。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2月25日初版1刷，2003年11月15日初版6刷，第198页。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by Herbert P. Bix.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USA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3 梅汝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律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第141页。

4 李一安主编  袁杨卷主编：《侵华日军甲级战犯大结局》。珠海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227页。

5 贺书，第221页。

6 如上，第220页。

7 如上，第308页。

•  一位具有国际战略眼光的朋友分享菲律宾南海仲裁案和最近中美高级会谈影片，有感而发而写下这篇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