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叛乱的背景》

在《剑桥中国隋唐史》里只要谈到安史之乱时就会提到蒲立本的《安禄山叛乱的背景》。2018年知道有了中译本，就赶快买来一睹为快。

这本50年代出版的书很仔细为我们叙述玄宗年代的经济、政治、军事、河北形势，安禄山与李林甫之间关系，还有最重要的，安禄山“杂胡”的由来。陈寅恪对安禄山“杂胡”的由来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早有一番论述和探讨，而蒲立本也更进一步运用古语言学研究安禄山家族渊源和种族归属。蒲立本在序言里感谢陈寅恪关于安禄山出身和唐代社会结构的描述对他的启发性¹。只不过陈寅恪很可能不知道有如此事，遗憾乎？

后来在李碧妍的《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也说到这本书对安史之乱历史研究有着“开拓性”的影响。很难想象一本50年代西方写的中古史竟然会对这一段历史研究影响之巨。

《安禄山叛乱的背景》里有很多很新颖的观点，譬如认为安史之乱不是所谓的平民起义和玄宗宰辅与财政官员的出身背景对当时政治发展的影响。

其中有趣的是，蒲立本认为全汉昇在《唐宋帝国与运河》里对唐廷东迁洛阳背后的原因解释有点不足。

                全先生只关注到了江南作为粮食供应地的重要性，却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洛阳距离整个黄河平原比长安要近得多。在7世纪，朝廷的大部分粮食供应可能都是由河南与河北的南部来承担的，而南方地区则主要负责转运绢和其他轻货。伴随着东北地区军粮需求的扩大，特别是在叛乱之后，东北落入半独立的藩镇之手，江南才真正成为京师的主要租赋来源。²

而这本书当年出版时，全汉昇在书评里对此书赞誉不少，也才知道原来蒲立本是在抗战胜利后在英国伦敦大学拿国民政府奖学金研究中国历史。

只可惜全汉昇在书评里没有直接对蒲立本的观点作任何阐释。可是全汉昇却认为《安禄山叛乱的背景》忽略了因为运河交通和洛阳与长安之间的漕运改善而导致江淮物资可以容易大量运抵长安。也因为如此玄宗不再东迁洛阳而长期在长安居住。这也让玄宗没有机会亲自接触在河北驻屯军队，安禄山可能也趁这机会来把国家军队当作私人工具叛乱。³

对于这一观点，也与后来的伊沛霞（Patricia Ebrey）在《宋徽宗》里叙述有些一样。作者这样认为，如果宋徽宗不留在宫中，如果宋徽宗能常出巡接触军队，也许对该怎么和完颜阿骨打谈判，要把什么任务交给哪些将领就能有更好的判断。⁴

也许，这也可以了解为什么到现在，军委主席要时常调研各大军区吧？谁不知敬畏、谁违纪违法、谁是叛徒、内奸、工贼，这就能“亲自掌握”和“亲自知道”吧？

May 16, 2020 - PSKC

1 【加】蒲立本  著，丁俊  译：《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中西书局出版，2018年4月第1版，2018年4月第1次印刷，第3页。Edwin G. Pulleyblank,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2 如上，第66页。（唐长孺后来也认为“事实上河南河北地区在唐前期一直是东都粮食消费及关中粮食补给的主要来源之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华书局出版，2011年4月第1版，201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第319 – 330页

3 全汉昇：《中国经济史丛》（二）中华书局，2012年6月北京第1版，第946页。〈评普利白兰克（Edwin G. Pulleyblank）：安禄山叛乱之背景〉

4 伊沛霞：《宋徽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18年8月第1版，2019年1月第3次印刷，第443 - 444页。Patricia Buckley Ebrey, Emperor Huizong, 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陈寅恪叙述唐代牛李党争

之前读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知道在牛李党争的叙述，陈寅恪没有对他们之间做绝对的分别。不是说这边全是或就是新兴冒起的浮华科举士人；另一边就是山东旧族门阀世家士人。

迈克尔·多尔比在《剑桥中国隋唐史》里根据日本学者砺波护的研究，列出牛党和李党之间可考成员的出身。

                它的结论表明，按照表中开列出来的情况看，两个朋党甚至在科甲人数和巨室后裔人数上都是旗鼓相当的。这就使朋党双方泾渭分明地有所谓拥科举的一方和反科举的一方的说法不攻自破了。¹

9世纪中叶政治朋党中可考成员数字一览表

樊树志《国史概要》也是如此赞同砺波护的研究，文字叙述也和《剑桥中国隋唐史》一样。²

只要翻阅《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已经写得很明白，

其间山东旧族亦有由进士出身，而放浪才华之人或为公卿高门子弟者，则因旧日之士族既已沦替，乃与新兴阶级渐染混同，而新兴阶级虽已取得统治地位，仍未具旧日山东旧族之礼法门风，其子弟逞才放浪之习气犹不能改易也。总之，两种新旧不同之士大夫阶级空间时间既非绝对隔离，自不能无传染熏习之事。³

……

一曰：牛李两党之对立，其根本在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至于李唐皇室在开国初期以属于关陇集团之故，虽与山东旧族颇无好感，及中叶以后山东旧族与新兴阶级生死竞争之际，远支之宗室其政治社会之地位实已无大别于一般士族。

二曰：凡山东旧族挺身而出，与新兴阶级作殊死斗者，必其人之家族尚能保持旧有之特长，如前所言门风家学之类，若郑覃者，即其一例也。亦有虽号为山东旧门，而门风废替，家学衰落，则此破落户之新兴阶级不独无所分别，且更与之同化也。

三曰：凡牛党或新兴阶级所自称之门阀多不可信也。⁴

……

……则贞元以后宰相多以翰林学士为之，而翰林学士复出自进士词科之高选，山东旧族苟欲致身通显，自宜趋赴进士之科，此山东旧族所以多由进士出身，与新兴阶级同化，而新兴阶级复已累代贵仕，转成乔木世臣之家矣。⁵

汪荣祖在《史家陈寅恪传》对《剑桥隋唐史》和其他人误读陈寅恪也已辩白得很清楚。汪荣祖认为

               

                类此中外评论家都把陈寅恪的解释简单化、绝对化，而没有顾及整个论证之过程。寅恪并没有忽视批评者所提出的要点，而批评者反而忽略了寅恪之要点。⁶

所以其实陈寅恪没有否认牛李党争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没有一刀切把两边都做所谓泾渭分明的对比。

每一次读《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就非常感叹。陈寅恪在颠簸流离、生存环境极恶劣之际，还能写出“典范之移”的巨作，岂不伟大哉？幸天怜悯，没把他这两稿失散或毁灭于战火中，让后人有幸读之！

April 23, 2020 - PSKC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崔瑞德（编），迈克尔·多尔比《剑桥中国隋唐史》〈晚唐的宫廷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2006年12月第2次印刷，第600页。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3, Sui and T’ang China, 589 – 906, Part 1 edited by Denis Twitchett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2 樊树志：《国史概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3版第2次印刷，第212页。

3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2001年4月北京第1版，2009年9月北京第2版，2015年7月北京第3版，2015年7月北京第7次印刷，第261页。

4 如上，第276 – 278页。

5 如上，第281页。

6 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2月初版，1988年10月初版3刷，1997年10月增订2版，2013年11月2版7刷，第134页。

朝贡贸易——不是那么简单叙述

日前有位朋友转发安焕然开办的历史课程，询问对这位主讲人有何看法？这时才想起安焕然在2018年9月23日在马来西亚第一大报的文章〈你跟中国人讲“辣死你妈”〉。当时看了这篇评论，想提笔写自己看法，可是后来忙其他事，就这样搁置了2年之久。

安焕然写

告诉您吧！从古代历史来看，你要和中国贸易正常化，首先就得“朝贡”。

虽然你实则是想和他做贸易，但朝贡绝对是前提。这就是所谓的“朝贡贸易”。纵使这朝贡对你来说，只是一种“很形式”“很表面化”的国交礼仪，但这却是你要和古代中国贸易“正常化”的必要动作。

虽然说，朝贡已是“历史”。现代的国际关系哪里还可以“公开”讲朝贡？岂有此理呀！这是什么怪习性？

但我想告诉您，朝贡虽已是历史名词，但那实则是一种“优越性神话”。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讲完就是中国两千多年积淀下来，自觉也不自觉，在“中国人”心理，尤其是中国统治者的“天朝”心态，这是很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

其实不然。

中国历史从古至今都不是一元观可以一概而论。远古不说，就算从西周至清，中国或是所谓汉族儒家思想支配的“朝贡贸易”还是“优越性神话”在现实中都不是在历史长河时间里占多数。

西周与春秋战国，中原备受犬戎和蛮族的侵扰（要不《诗经》也没这么多的征伐之歌和最后西周灭亡）。秦时长城，汉之匈奴，大约一半的时间都是在战争。三国至西晋南北朝更是不用说了。隋至唐初的突厥和中晚唐的吐蕃与回纥至五代的儿皇帝。宋与辽与金都是对等或是称臣的关系。只有明清才有所谓可观的外国朝贡贸易，而其中朝鲜是最典型模式。¹

这么粗略计算，所谓“正常朝贡”只占了这3千年来的30%。（其他那些细微和影响不大的朝贡不算，譬如南越与汉，大理与宋或是东南亚小国与中国的朝贡贸易。）

所以其实没有如安焕然所说的，“古代历史”和“两千多年”的“文化基因”。

杨联陞在1968年就说

        有人常以中国之世界秩序为一以中国为中心的层级。理论上，此秩序最少有三方面是层级的：中国是内的、大的、高的；而蛮夷是外的、小的和低的。然而，对整个中国历史加以观察，即可发现这个多面的中国中心之世界秩序，是在不同的时间，从许多程度不一，甚至有时几近于零的事实上，建立起来的一个神话。²

只可惜这“神话”到了2018年还有人拿出来说是“两千多年”的“古代历史”。

同一篇文章，杨联陞引用了孟子的一段话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

现在大国崛起，伸手至南海，也许我们需要“畏天”？还是说中共不“乐天”？

孟子在这段话后还有很长几句。其中就是，“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那么可不可以说中共现在在台海和南海出鞘亮剑是“安天下之民”之勇，而14亿人民紧跟着党走而欢天喜地呢？

Oct 05, 2020 - PSKC

1 其实明代朝鲜的朝贡是政治和文化需求远大于经济，而很多研究也表明，清朝间的朝贡贸易是政治主导，不是什么贸易和经济考量。全海宗在认为朝鲜与清朝的朝贡在经济上双方皆得不偿失，朝贡制度没有充分的经济原因，文化的吸收也只是使节个人的成就而非朝贡制度的功劳，朝贡关系得以维持的主要原因是政治。（转引自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2014年1月第1版，第10页。《清代中朝朝贡关系考》，载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

张存武就认为“然而各国之所以向中国朝贡，绝非如近代若干外国学者所说，全系基于贸易动机。朝鲜之服清乃军事战败的结果而非为贸易，其他邻接中国的国家如安南、琉球等，其朝贡之原因军政文化考虑也大于贸易。”（《清韩宗藩贸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年6月再版，2015年8月POD再版，第236 – 237页。）

如果典型朝贡贸易如朝鲜对清也是如此，其他更不消说了。

余英时在1967年写说，

                ……就国家财政而言，贡纳体系对汉代中国来说显然是一种债务而不是资产。如果它有经济价值的话，其经济价值远不如它的政治意义。³

                ……因此，汉代中国维持贡纳体系的费用大约是每年政府发放的工资额的1/3，或是帝国总收入的7%，这一估算仍然没有考虑维持贡纳体系很好运转所需要的军事和行政管理开支。实际上，它肯定构成了政府开支的主要项目之一。⁴

陶晋生写说

                朝贡制度并不足以涵盖传统中国的全部对外关系。在漫长的华夷关系史上，不同的模式与变化使朝贡制度作为传统中外关系的描述成为一个过于简单的通则。⁵

                综上所述，可以知道，在传统中国对外外交方面，可以大致归纳出两种主要的制度或关系，就是朝贡制度和对等关系。前者在某些时代只是一种理想，而以后者为所谓实质关系，但由于前者根深蒂固，所以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在帝制时代一直被大多数人拥护，与这一制度有关的“大一统”观念，直到现代仍然有影响力，一般人认为大一统是常态，分裂是特殊情形。⁶

2 杨联陞：《国史探微》。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2005年5月第1次印刷，第1页。〈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原题：“Historical Notes o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收于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 M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20 – 33, 由邢义田译出。

3 余英时，邬文玲等译：《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的研究》。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6月初版第2刷，第59页。(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

4 如上，第62页。

5 陶晋生：《宋辽金史论丛》。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11月初版，第3页。〈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原载《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6卷10期，1982。

6 第16页。

李怀光之叛

之前读陈寅恪《论李怀光之叛》，忘记了在哪本书提到说陈寅恪作此文有他对西安事变的寓意。

迈克尔·多尔比在《剑桥隋唐史》认为是李怀光妒忌德宗对李晟的关怀，而唐廷对李怀光的心怀叵测也已知道，而先迁往梁州¹。C.A. 彼得森也是在《剑桥隋唐史》认为，

李怀光的叛乱始终像个迷。显然，他感到自己及其军队受到歧视，这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在当时普遍缺乏的基本军需品的分配方面。²

李碧妍也提到黄永年在《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的论述，“李怀光叛乱”的原因主要是唐廷对于外系藩镇的不信任，这体现在对外系藩镇犒赏不济。³

陈寅恪认为李怀光之“所以能激变军心，与之同叛者，必别有一涉及全军共同利害之事实，足以供其发动，不止其个人与卢杞之关系而已。”⁴

朔方军与李怀光同叛，作为“外人”与嫡系神策军的不同待遇，这在千古以来，不都是一样吗？从“怀光复三日不至，则“奉天”城不守矣”的第一大功臣到后来被唐朝军队围逼下自杀。李怀光的下场岂不让人悲叹。

                怀光不知所为，乃缢而死……及怀光死，（其子）璀先刃其二弟，乃自杀。⁵

（怀光）有子七人，其长曰铦。谓诸弟曰：“我兄弟不可死于兵卒之手，曾不自裁！”于是执剑俱斩弟首，堆积叠之，立剑于中，以心淬剑，乃洞于胸。闻者伤之。⁶

李碧妍认为，

                众所周知，朔方军是平定安史之乱与抗击吐蕃的第一大功臣，但其不为唐廷信任的命运，也早在其平乱伊始就奠定了。对于朔方军士来说，他们自乱起就一直面临着被重用与被怀疑的双重考量，这是这支军队始终徘徊在自傲与自卑双重性格中的根本原因。他们很自然地认为他们曾经是帝国的股肱，也必然永远是帝国的股肱；他们有责任为帝国的前途拼命，但也应该享有相应的待遇和地位。但是他们没有搞清楚，或许在一开始，帝国就没有想将他们作为股肱来对待的意思。对于一支过于强大而又不属嫡系的勤王军队来说，“狡兔死，走狗烹”或许是其必然的归属。⁷

李怀光不能解决对其所率领军队与其他嫡系军队犒赏不均的问题，而被逼于军队哗然。在不允许另一个强藩崛起的情况下，唐廷只能把他打成叛军之名于剿灭。

李怀光没有像同样是朔方的郭子仪于安史之乱之际这么幸运。慷慨的肃宗和代宗需要汾阳王多于吝啬的德宗需要李怀光。而且加上已有嫡系神策军的掌控，贪财的德宗也不可能对李怀光，这“外人”给与任何和神策军一样的赏赐了。

不能知道自己在主上心中位置何在，不能“自晦”而“震主”。这只会为自己招来祸害。

April 06, 2020 - PSKC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崔瑞德（编），迈克尔·多尔比《剑桥中国隋唐史》〈晚唐的宫廷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2006年12月第2次印刷，第534页。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3, Sui and T’ang China, 589 – 906, Part 1 edited by Denis Twitchett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可是李碧妍认为是李怀光叛乱导致德宗迁移梁州。《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第180页）

2 如上，C.A. 彼得森〈中唐、晚唐的宫廷和地方〉。第460页。

3 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2017年10月第5次印刷，第 178页。

4 陈寅恪：《金明丛馆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7月北京第1版，2009年9月北京第2版，2015年7月北京第3版，2018年1月北京第8次印刷，第319页。

（李碧妍在书里说“……就在李怀光直接统率的军队里，他的将领、幕僚、甚至其子都曾否定和抵制过他的决定。而那些普通士卒，即便拥护怀光徹归河中的抉择，但也大多不赞成他与勤王军队对抗的想法。”第181 – 182页。如果李碧妍能够例举一些，就可以让我们知道多一些所谓李怀光叛乱的详情。）

（好奇是傅乐成没有采取陈寅恪之说，作者认为李怀光之叛是因德宗听信卢杞谗言，不诏见李怀光。而后李怀光还与朱泚暗里相通。详见，傅乐成《中国通史》。大中国图书公司出版，2011年10月37版，第423页。）

5 李书，第182页。转引《资治通鉴》。

6 李书，第182 页。转引（唐）李冗《独异志》。

7 李书，第182页。

唐代藩镇，二

以前只对河朔藩镇有些了解，可对江淮藩镇历史不甚明白。也不知道原来《五牛图》的韩滉还是个雄藩也是个权相。他在镇海军时对德宗朝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确保粮运的安全，源源供给京城粮食。李碧妍认为“若没有镇海军的支持，不仅平藩战役无法持续，就是唐廷的生存在当时都无法保障”。¹

李碧妍也对江淮后来的土豪崛起做出解释，也很好带出后来十国的杨行密以及钱镠，曾经的“盐贼”、乡里武装首领发家的土豪。

另外一个对藩镇历史的误解就是，德宗对平藩无能和在几次叛乱中昏庸表现，都对这皇帝没有什么好印象。尤其是陆贽的《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更是让我们知道这贪财皇帝如何在慌乱中还牵挂着他的私人财宝。

但是在李书，作者很详细为我们描述德宗如何在他的能力最大范围里控制藩镇和确保帝国的财政健全。德宗在韩滉死后对镇海军的处理，可以看得出德宗不是对藩镇无可奈何也不是采取一种放任的态度。

                现在研究中唐历史的学者，大都已经不会再说德宗的削藩战争是彻底的失败，以及德宗在贞元年间对藩镇实行的是全然的姑息政策，并且因此质疑德宗的执政能力了。²

就如剑桥中国隋唐史里说的，

                当恢复中央权力的奠基人宪宗在805年登上皇位时，宪宗的的确确发现，他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所需要的制度手段以及财政、军事资源基本上已经具备，这应归功于德宗不事声张和坚持不懈的努力。³

所以这一些就和印象中的德宗很不一样。

另外从《剑桥隋唐史》里知道我们现在还是对藩镇和当地人民之间关系缺乏了解⁴，而我们对藩镇地区的社会史也是粗浅的⁵。而仇鹿鸣也认同《剑桥隋唐史》里所说的，很难在文献里找到藩镇是否获得本地吏民支持的证据⁶。这也很好奇，也因在仇书序言，陈尚君提到的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董生后来不知有没有找到他的伯乐，那里的生活文化到底是不是和长安很不一样了？只可惜，韩愈后来出使河北，没有告诉我们那里官民间的关系如何。

April 02, 2020 - PSKC

1 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2017年10月第5次印刷，第467页。

2 如上，第483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崔瑞德（编），C.A. 彼得森《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唐、晚唐的宫廷和地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2006年12月第2次印刷，第469页。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3, Sui and T’ang China, 589 – 906, Part 1 edited by Denis Twitchett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4 如上，第475页。

5 如上，迈克尔·多尔比〈晚唐的宫廷政治〉，第534页。

6 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第1版，2019年3月第2次印刷，第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