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因为《剑桥中国史》而认识杜希德。知道他的博士论文修改而出版的成名作，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有了中译本，就马上通过学林书局订购。
《唐代财政》和《安禄山叛乱的背景》都是由同一作者，丁俊来译作。这两本书译文都非常顺畅，读起来不会有那种“英文”拗口的句子，可以想象丁俊的英文程度与唐代历史古籍的阅读掌握能力都非常好。
1963年出版后，杨联陞，余英时和全汉昇都有写过书评。他们三位都对这本书赞誉有加。
杨联陞写
杜希德（D.C. Twitchett）教授这一项出色的研究是对唐代财政史和经济史的重要贡献。……就西方汉学而言，本书的出现将白乐日教授发表在《东方语言系通讯》上的《唐代经济史（618
– 906）》（Balazs, “Beiträge zur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T’ang-Zeit”, MSOS 34 – 36, 1931 –
1933）所开创的研究提升到了最新的水平，并且为进一步的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
余英时写
崔瑞德教授这本精彩的著作大大增进了我们对经济史和唐代制度史的认识，我们当然应该给予他由衷的掌声与欢迎。尽管作者坦诚地宣称自己的工作仅限于“讨论国家财政政策，而不涉及这一时期任何最广泛意义上的经济史讨论”，但是实际上本书所描述的唐代经济与财政史的内容如此丰富，以至于已经超越了鞠清远《唐代财政史》（1940）与《唐代经济史》（与陶希圣合作，1936），而这两部书至今仍是这一领域的重要参考书。2
全汉昇则认为
过去西方汉学家有关中国中古历史研究的著作，以四裔的研究为最有成绩，关于中国内部社会经济的研究可说少之又少。英国伦敦大学崔维泽（D.C. Twitchett）教授撰写的《唐代财政》，对于我国在唐代（618 – 907）的财政措施及其有关问题都一一加以探讨，显现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汉学家对于中国中古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向前迈进了一步。不特如此，当二次大战后在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由汉学探讨转变为“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从而多半只自近百余年中国历史的衍变来了解中国的时候，崔维泽教授把近代以前的中国财政制度及和它有连带关系的经济情况加以研究，让读者把视线扩大，当可使西方人士对于中国经济、文化作较深入的了解。3
其中有趣的是余英时认为《唐代的财政管理》写道关于“六部”与“九寺”的关系，
唐代的行政机构是以北朝的六部制为基础的，同时还留有汉代九卿制的痕迹。因此在很多时候，六部与九卿的权力都会重叠，要想说明各部门之间的明确分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寺绝非是没有实权的摆设性存在，事实上，那些真正独立的职能部门——有时比他们六部中的平行机构还要权力大一些。4
余英时说杜希德应该注意严耕望在大约10年前发表的研究成果。“九寺五监并非与六部平行，而是隶属于六部。”
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司农寺受户部的子司“仓部”的指导，而太府寺则受户部的另一子司“金部”的控制。5
在严耕望撰的授课讲义《中国政治制度史纲》很仔细描述了“六部为上级机关，政务机关；九寺为下级机关，事务机关。六部奉行制命，以掌政令；寺监奉行政令，以掌职事。”6
不知是否因为余英时的书评，后来杜希德《唐代财政》1969年再版时提到了严耕望1953年在《中研院史语所集刊》发表的《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不过杜希德对这篇文章所叙述的六部九寺上下级关系不是完全确信，杜希德怀疑“实际情况可能并没有如此整齐划一，可能要更复杂一些。”7
《唐代财政》是据1953年博士学位论文出版的，而杜希德在1959年出版序言写道考虑到时间问题，他没有全部改写而只是作一些增补与改动8。所以可以理解的是在1953年还是博士生的杜希德很可能没有或来不及读到严耕望在1953年的文章。只不过《唐代财政》也参考很多1956年出版的《唐仆尚丞郎表》，也许不是因为时间的考量，而是杜希德还不能完全相信严耕望对六部九寺关系的结论吧。
另外，余英时在书评里写道到底南方大土地制有没有溶于均田制，这一历史也是我们知之不多的9。而唐长孺在多年后也认为江南到底是否实行均田制，还是个疑问。10
最后想说的是，杜希德著书就是那几本，而这在50年代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竟然日后和蒲立本的《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也是博士学位论文）对唐史研究影响巨大。也是可惜的是这两位当年的年轻学者都没机会向陈寅恪问学。而在西方研究国史的当儿，中国却在独尊唯物历史观，不知外面的世界已经是离她远矣。
May 24, 2020 – PSKC
1 杨联陞著 蒋力编：《汉学书评》。商务印书馆出版，2016年8月第1版，2016年11月北京第2次印刷，第405 – 406页。《〈杜希德：〈唐朝的财政管理〉》。原载《哈佛亚洲学报》第24卷， 1962 – 1963年）
2 余英时，邬文玲等译：《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的研究》。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6月初版第2刷，第311 - 312页。(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王宇 译《评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 A review
article on D.C. Twitchett,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4.1 (1964): 71 – 82.
3 全汉昇：《中国经济史丛》（二）中华书局，2012年6月北京第1版，第936页。《评崔维泽（D.C. Twitchett）教授对于唐代财政史的研究》。写于1965年5月24日。
4 【英】杜希德 著 丁俊 译：《唐代财政》。中西书局出版，2016年5月第1版，2016年5月第1次印刷，第99页。
5 余书，第329页。引自严耕望在1951年，1962年的《大陆杂志》；1953年的《中研院史语所集刊》；1956年的《唐仆尚丞郎表》。
6 严耕望撰：《中国政治制度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2018年7月第8次印刷，第155页。
7 杜书，第191页。
8 如上，初版序。
9 余书，第325页。
10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华书局出版，2011年4月第1版，201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第247 – 24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