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读陈寅恪《论李怀光之叛》，忘记了在哪本书提到说陈寅恪作此文有他对西安事变的寓意。
迈克尔·多尔比在《剑桥隋唐史》认为是李怀光妒忌德宗对李晟的关怀，而唐廷对李怀光的心怀叵测也已知道，而先迁往梁州1。C.A. 彼得森也是在《剑桥隋唐史》认为，
李怀光的叛乱始终像个迷。显然，他感到自己及其军队受到歧视，这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在当时普遍缺乏的基本军需品的分配方面。2
李碧妍也提到黄永年在《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的论述，“李怀光叛乱”的原因主要是唐廷对于外系藩镇的不信任，这体现在对外系藩镇犒赏不济。3
陈寅恪认为李怀光之“所以能激变军心，与之同叛者，必别有一涉及全军共同利害之事实，足以供其发动，不止其个人与卢杞之关系而已。”4
朔方军与李怀光同叛，作为“外人”与嫡系神策军的不同待遇，这在千古以来，不都是一样吗？从“怀光复三日不至，则“奉天”城不守矣”的第一大功臣到后来被唐朝军队围逼下自杀。李怀光的下场岂不让人悲叹。
怀光不知所为，乃缢而死……及怀光死，（其子）璀先刃其二弟，乃自杀。5
（怀光）有子七人，其长曰铦。谓诸弟曰：“我兄弟不可死于兵卒之手，曾不自裁！”于是执剑俱斩弟首，堆积叠之，立剑于中，以心淬剑，乃洞于胸。闻者伤之。6
李碧妍认为，
众所周知，朔方军是平定安史之乱与抗击吐蕃的第一大功臣，但其不为唐廷信任的命运，也早在其平乱伊始就奠定了。对于朔方军士来说，他们自乱起就一直面临着被重用与被怀疑的双重考量，这是这支军队始终徘徊在自傲与自卑双重性格中的根本原因。他们很自然地认为他们曾经是帝国的股肱，也必然永远是帝国的股肱；他们有责任为帝国的前途拼命，但也应该享有相应的待遇和地位。但是他们没有搞清楚，或许在一开始，帝国就没有想将他们作为股肱来对待的意思。对于一支过于强大而又不属嫡系的勤王军队来说，“狡兔死，走狗烹”或许是其必然的归属。7
李怀光不能解决对其所率领军队与其他嫡系军队犒赏不均的问题，而被逼于军队哗然。在不允许另一个强藩崛起的情况下，唐廷只能把他打成叛军之名于剿灭。
李怀光没有像同样是朔方的郭子仪于安史之乱之际这么幸运。慷慨的肃宗和代宗需要汾阳王多于吝啬的德宗需要李怀光。而且加上已有嫡系神策军的掌控，贪财的德宗也不可能对李怀光，这“外人”给与任何和神策军一样的赏赐了。
不能知道自己在主上心中位置何在，不能“自晦”而“震主”。这只会为自己招来祸害。
April 06, 2020 - PSKC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崔瑞德（编），迈克尔·多尔比《剑桥中国隋唐史》〈晚唐的宫廷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2006年12月第2次印刷，第534页。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3, Sui and T’ang China, 589 – 906, Part 1 edited by Denis
Twitchett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可是李碧妍认为是李怀光叛乱导致德宗迁移梁州。《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第180页）
2 如上，C.A. 彼得森〈中唐、晚唐的宫廷和地方〉。第460页。
3 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2017年10月第5次印刷，第 178页。
4 陈寅恪：《金明丛馆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7月北京第1版，2009年9月北京第2版，2015年7月北京第3版，2018年1月北京第8次印刷，第319页。
（李碧妍在书里说“……就在李怀光直接统率的军队里，他的将领、幕僚、甚至其子都曾否定和抵制过他的决定。而那些普通士卒，即便拥护怀光徹归河中的抉择，但也大多不赞成他与勤王军队对抗的想法。”第181 – 182页。如果李碧妍能够例举一些，就可以让我们知道多一些所谓李怀光叛乱的详情。）
（好奇是傅乐成没有采取陈寅恪之说，作者认为李怀光之叛是因德宗听信卢杞谗言，不诏见李怀光。而后李怀光还与朱泚暗里相通。详见，傅乐成《中国通史》。大中国图书公司出版，2011年10月37版，第423页。）
5 李书，第182页。转引《资治通鉴》。
6 李书，第182 页。转引（唐）李冗《独异志》。
7 李书，第1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