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本着了解之同情，伊沛霞和方诚峰在对宋徽宗的御笔没有太过苛刻的谴责。《宋徽宗》里认为，
徽宗愿意为各种目的拿起御笔，倒也容易理解：有时是为了让他喜欢的某个人高兴，有时是为避开他无法控制的官僚程序，有时甚至是为了直接迎合官员与臣民的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诏书涉及范围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不拘一格。对徽宗而言，御笔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工具，不能闲置太长时间。1
而在《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里，更加“同情”当年的宋徽宗，
当时摆在徽宗朝面前的既有明令颁行体系，非常强调由君主“私”意向朝廷“公”令的转化，这是君主之明令合法化的必然过程。既然如此，全面突破、违背既有的权力制约体制并非明智之举；在此基础上，如何在命令颁行中突出皇帝个人就是一个难题。徽宗朝另辟蹊径，以内批、手诏这两种王朝政治生活中常见的文书为介质，在既有运行程序的基础上，突出政令颁行中的“御笔”形象，从而塑造了君主自身与整个王朝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御笔名目改变的不是皇帝命令的颁行实质，而是外在面貌。这主要是一种政治姿态的表达，强调徽宗自己与所谓“圣治”或曰“盛世”之间的联系，而不是要万机独断、主威独运。2
这里看出两位作者对于为何宋徽宗“滥用”御笔有很不同于其他学者的解释。
《宋代政治文化史论》里对御笔就有着很“传统”的评论，
徽宗时期皇权恶性膨胀，其根本原因固然在于皇帝专制制度本身，但也与下面两项祖宗家法被抛弃有关。
其一，堵塞言路。……
其二，御笔行事。前面讲到宋代自有其决策程序，但在徽宗时期，御笔手诏颇为盛行，这套程序破坏殆尽。所谓御笔手诏，即不经中书省商议，不由中书舍人起草，不交门下省审复，由皇帝在宫中决断，并亲笔书写，或由宫中人代笔，直接交付有关机构执行。……御笔行事实属徽宗“首创”，是皇权的膨胀与滥用的体现。……朝政日益腐败，以致不可收拾。3
《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里就说
从理论上讲，“御笔”制度应该是专制独裁制度发展到登封造极之时的表现，但在宋徽宗统治时期，“御笔”制度却是专制独裁的一种病态反映。4
《“祖宗之法”与官僚政治制度——宋》里如此写道，
宋朝皇帝拥有最终决策权力，不仅“躬决”大政方针，对于政务、军务、财计之事亦均有较多的直接干预。……但是，皇帝的指令，原则上须经由二府，以“敕牒”方式颁布施行。直接自宫内颁出的皇帝批示（即所谓“内降指挥”），被认为是“灭裂纪纲”的源头，经常受到臣僚的批评与抵制。……北宋中期以后，内降指挥御笔手诏大行其道，成为帝王乃至权臣推行个人意志的便利途径。5
这些都是因为在宋代，“政令的形成要经过以下几道程序：先由皇帝与宰相及执政大臣“平章”即商议，宰执大臣有权反对；再将“词头”即要点交由中书舍人起草，中书舍人有权封还；再将草稿交由给事中审议，给事中有权缴驳；政令经皇帝“画可”即批准公布之后，台谏以至有关官员有权论列。”6
有敢违抗御笔的，在政和三年，命“凡应承受御笔官府，稽滞一时杖一百，一日徙二年，二日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三日以大不恭论”。至政和八年四月，又补充了御笔行下之限：“急速者，当日行下，遇夜收到，限次日午时前；非急速者，限一日。”7
如此严刑峻法来钳制对御笔的反对意见，试问宋徽宗政治如何能不糜烂？
其中之一后果就是宋人北使返回之时说，
是行回程，见虏中已转粮发兵，接迹而来，移驻南边，而汉儿亦累累详言其将入寇。是时，行人旦暮忧虏有质留之患，偶幸生还。既回阙，以前此有御笔指挥：“敢妄言边事者流三千里，罚钱三千贯，不以赦荫减。”由是无敢言者。……8
到头来，这个没有遵从祖宗之法而滥用御笔的享乐皇帝，自食其果，覆灭了自己的国家。我们可以说宋徽宗是个天才艺术家，可是如果说他知道自己为一位皇帝的责任，那真的有点历史矫情了。《宋徽宗》认为他（宋徽宗）并没有表现得玩忽职守，也从来没有取消过视朝或不看疏奏9。那明朝嘉靖帝也可以算是一个负责任的皇帝吗？
最后不知是不是开玩笑，伊沛霞还认为
皇帝被留在皇宫内，从而限制了与军事将领及军队进行接触，这也是使皇帝在位期间更关注人文与文化职能的一种方式。如果徽宗能够经常出巡，检阅军队，并与前线将领交谈，也许他对如何与女真人的统治者阿骨打谈判就会有更好的直觉，对应该把什么样的任务放心地交给哪些将领，也会有更好的判断。10
这些论述是为宋徽宗造成北宋灭国开脱呢？还是真的了解之同情？ 那跟着哥哥打战的宋太宗就不会让杨业遗恨了。
也许王夫之对这嬉戏玩乐宋徽宗评论最贴切，
……花鸟、图画、钟鼎、竹石、步虚、受箓、倡门、酒肆，固戏也；开熙河、攻交趾、延女真、灭契丹、策勋饮至、献俘肆赦。亦莫非戏也。如是而欲缓败亡之祸，庸可得乎？11
Sept 17, 2019 - TAD
1 伊沛霞：《宋徽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18年8月第1版，2019年1月第3次印刷，第111页。Patricia Buckley Ebrey, Emperor Huizong, 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 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2016年1月6月第2次印刷，第187页。
3 张邦炜：《宋代政治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年10月第1版，第186 – 187 页。
4 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02年1月第1版，第263页。
5 吴宗国 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第248 – 249页。邓小南：《“祖宗之法”与官僚政治制度——宋》。
6 张书，第11页。
7 方书，第178页。
8 赵永春 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商务印书馆出版，2017年6月第1版，第247页。（北宋）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第223页。读自罗家祥的《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第272页。
9 伊书，第293页。
10 伊书，第443 – 444页。
11 （清）王夫之 刘韶军译注：《宋论》。中华书局，2013年4月北京第版，2017年6月北京第4次印刷，第5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