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对五代史的印象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和混乱的时代。后来发现如没对五代史有很好的掌握，就对北宋开国的所谓祖宗家法不知个所以然。而在以前就认为五代至宋只有所谓的“未开化”的辽人会叛逃到“文明”的中国。殊不知，在读了很多关于五代辽宋之间的文章后才了解到其实中原和北方的关系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刀切。
在《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里为我们阐述了很多五代甚至到了宋代，那些中原人士自愿或被迫到辽国的故事。也因为这本书，翻阅了很多关于《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的书籍。在这几本书里看到了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从五代到宋太祖对“忠”观念阐释的不同，和对所谓“死节”的看法也和后来的历史学家不同。
“忠节”观念在当时史书的解释，
宋以五代同样的方式开国，欣然地接受了那些抛弃先前君主之人的效忠，但在973-974年修《旧五代史》时，则必须对他们和五代时期那些改变立场的人做出评价。就像我们在后面章节里看到的那样，后晋的史家既没有在正文和论赞中对易主行为进行谴责，也没有对此问题进行明确的讨论。参与修史者从前朝入宋仅13年，仍保留了一些固有的想法。其中许多人在五代十国多个政权任职。因此，《旧五代史》的修撰者显然对五代官员改变忠诚的行为没有偏见，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1
而在《〈新五代史〉研究》里也如此认为，
就当时修撰人员而言，上起监修薛居正、下至一般编修人员，从学问文章讲，都是朝廷的佼佼者；但就气节而言，大多属贰臣，不仅有历仕三朝或二朝的经历，而且还是前朝宰辅的门生故吏，抑或至亲，与前朝有着千丝万缕的感情瓜葛，如薛居正曾为桑维翰任开封尹时的僚佐，张澹为桑维翰的女婿，未仕前朝者仅李九龄一人。因此，无论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还是撰修人员的主观愿望，《旧五代史》都不会把忠义、气节作为评价五代人物的惟一标准。2
在《晚近的历史记忆：两宋的五代十国史研究》里，作者比较同情的看法，
于文笔与识见的问题，宋初承五代而来，文风凋敝，撰笔者虽为当时之俊，但显然不如英才济济之北宋中后期，尤其是社会价值观与五代相差不大，“美恶”的观念（比如忠节观）与后世确有不同，但它却代表了时人对五代史的看法，给予了帝王以宝贵的治国经验与启示，在当时已经算是一部不错的史书。在这一时期，人们对于五代史的看法，更多在停留在治国措施与实际政治的层面，而非北宋中后期乃至南宋人们所强调的礼义纲常、道德伦理。3
对于这些不被后来认为政治正确的行为，在当时却是合乎社会普世观念。
那些在多个政权任职者被认为并非不守节，只是他们放弃了不值得效忠的君主。因此，五代易主者才被原谅，所以他们所效力的政权也才被认为是合法的……4
这也为现在看来当时所谓叛君不忠的行为做一解释。
饶有趣味的是对于其中两个典型的易主人物，赵德钧、赵延寿父子为何没在欧阳修的《新五代史》里单独立传。《〈新五代史〉研究》里说欧阳修把如此典型的“不忠”的二人事迹割裂混乱附于《四夷附录》，很难达到其惩恶的著述目的5。可是《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就说其实是欧阳修不屑把这两父子放入《列传》6。可是如果这两父子成功的话，欧阳修也可能被迫像对待石敬瑭这样，放入《纪传》吧。
那些在多个政权任职者被认为并非不守节，只是他们放弃了不值得效忠的君主。因此，五代易主者才被原谅，所以他们所效力的政权也才被认为是合法的……4
这也为现在看来当时所谓叛君不忠的行为做一解释。
饶有趣味的是对于其中两个典型的易主人物，赵德钧、赵延寿父子为何没在欧阳修的《新五代史》里单独立传。《〈新五代史〉研究》里说欧阳修把如此典型的“不忠”的二人事迹割裂混乱附于《四夷附录》，很难达到其惩恶的著述目的5。可是《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就说其实是欧阳修不屑把这两父子放入《列传》6。可是如果这两父子成功的话，欧阳修也可能被迫像对待石敬瑭这样，放入《纪传》吧。
Feb 21, 2019 - TAD
1 【英】史怀梅，曹流 译：《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第1版，第74页。(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 by Naomi Standen © 1998 b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 张明华：《〈新五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130页。
3 陈晓莹：《晚近的历史记忆：两宋的五代十国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1月第1版，第78页。
4 史书，第75页，参见陈学霖《元代官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和戴仁柱《杨维桢“正统论”中——以政治为导向的历史编撰》。
5 张书，第86 – 87页。
6 史书，第153页。
